2009年度由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文献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1—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问世,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基础文献。其中,第8册收录P.T.714—P.T.849号文书,主要涉及《天地八阳神咒经》《瑜伽师地论》《百智论》《六十颂如理论》《大小乘三种和外道见解要约之别》等佛教经籍、中观、因明等类文献,另有《声明要领二卷》(P.T.843、P.T.845,又译《语合二卷》)等其他文献。第9册收录P.T.850—P.T.990号文书,内容主要有佛教文献、文学典籍(如《罗摩衍那》《如来调伏国王记》),汉译藏典籍(如《尚书》)和书信等。其中,佛教文献有《普贤行愿王经》《贤愚因缘经》等佛经、《分别解脱戒经》等戒律文献以及《于阗教法史》等历史文献。第10册收录P.T.990—P.T.1133号文书,内容主要有佛教文献、文学典籍(如传说故事、苯教故事),占卜文献、法律文献(如狩猎伤人赔偿律、纵犬伤人赔偿律、盗窃追赔律),藏医药文献(如藏医灸法、藏医杂疗方)以及书函、契约等。佛教文献中涉及佛经、祈愿文、佛教人物、僧人捐献经卷登记薄等。
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内容广泛,其中涉及宗教的有卡岗·扎西才让的《敦煌文献P.T.849中首次发现的莲花生大师传记文献研究》(《中国藏学》藏文版第1期)文章认为,虽然关于莲花生大师的传记文献已经很多,但是在敦煌发现的P.T.849号文献是最早的莲花生传记文献之一,无论对历史研究还是语言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对文献中记载的莲花生大师的身世,在吐蕃传教的过程进行了介绍,特别是提到大师曾经远赴山西五台山和甘肃肃州等地,认为这篇文献形成于大师在肃州时期。
恰日·嘎藏陀美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百拜忏悔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藏学》藏文版第1期)对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百拜忏悔经》初传吐蕃的过程,《百拜忏悔经》的藏译者,以及“宁布桑瓦”包括的《百拜忏悔经》等经典与法器进行了分析研究。格藏陀美在《法藏敦煌藏文写卷P.T.151解析》(《西藏研究》藏文版第2期)一文中,对以往学界较少注意的法藏敦煌藏文写卷P.T.151号进行了研究。P.T.151号即著名的《普贤行愿品》,全名《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本文除了对这部经典的作者做了介绍,还从辅音、元音、前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上加字、下加字、虚词、缩写等九个方面对这部敦煌古藏文写卷的语言文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
杨本加的《敦煌藏文写卷P.T.903解析》(《西藏研究》藏文版第2期)一文对敦煌藏文写卷P.T.903号《根本萨婆多部律摄》进行了研究。《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别名《别解脱注释律摄》,古印度著名论师胜友著,共13卷,由赤松德赞时期著名译师毗卢遮那等译成藏文,后经译师释迦比丘杰瓦喜绕根据此敦煌写卷和梵文原文对照后修订。本文对《根本萨婆多部律摄》的根据、内容和结构做了分析,并对论师胜友进行了简单介绍。
吉加本的《初探敦煌古藏文<白伞盖>残卷及其译者》(《西藏研究》藏文版第3期)一文在介绍近30件敦煌古藏文《白伞盖》残卷概况的基础上,指出首次翻译敦煌古藏文《白伞盖》残卷的是古印度译师楚臣旺布绛曲和绛曲许年,他俩可能在赞普赤德松赞时期来吐蕃并把《白伞盖》翻译成藏文。文章还对敦煌发现诸多古藏文《白伞盖》残卷的原因及不同译本进行了分析研究。
阿旺加措、云草在《敦煌文献P.T. 1047译评及相关苯教术语释义》(《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藏文版第1期)一文中指出,王尧、陈践两位先生翻译的敦煌文献P.T.1047号一些地方有待商榷。作者对这篇文献的译文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同时重点对该文献中的苯教术语做了考释。
涉及文学的有:夏吾卡先的《敦煌文献中<马驹三兄弟的故事>探微》(《中国藏学》藏文版第2期)在对敦煌文献《马驹三兄弟的故事》的流传、编目、翻译和研究情况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对该文献涉及的主要地名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不是如托玛斯所断定的产生于藏羌之境,而是一部纯粹产生于藏地的文献,作者以古藏文、字体、语法等方面的对比研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羊毛吉的《初探敦煌文献中的<马与野马故事>与历代藏族文学作品之关系》(《西藏研究》藏文版第3期)从主题、叙述、修辞、文体、谚语使用等五个方面对敦煌文献《马与野马故事》与后期诸多藏族文学作品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马与野马故事》无论是主题、叙述、修辞还是文体方面都对后期诸如《猴鸟故事》《莲苑欢歌》《格萨尔王传》等文学作品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秀日多的《法藏敦煌藏文<罗摩衍那>译文探微》(《西藏研究》藏文版第3期)一文首先对古印度的《罗摩衍那》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对法藏敦煌藏文《罗摩衍那》译文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残卷由多位译师根据一个底本翻译,作者同时还对敦煌藏文《罗摩衍那》译文和象雄曲旺扎巴的译文做了对比研究。
涉及语言文字的有:三羊切旦的《法藏敦煌藏文写卷P.T.1080号新探》(《中国藏学》藏文版第3期)一文对敦煌藏文写卷P.T.1080号《关于女仆的诉讼状》涉及的时间、地点、历史背景、诉讼状的形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次诉讼发生在敦煌,其中提到的兔年是吐蕃初次占领敦煌的727年,这次诉讼发生在747年。吐蕃占领敦煌以后,社会逐渐从最初的混乱走向稳定,解决争端须依法律,诉状等亦用藏文。
多杰东智的《敦煌藏文文献中后缀字“巴”的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第1期)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的后缀字“巴”进行了分析,并与《声势论》的相关规则进行了对比研究。
格日吉、卡毛加的《浅析敦煌藏文文献中的数字文化现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第1期)对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的数字、数位、度量衡(长度、面积、重量)等数字文化现象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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