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问题研究（汉文部分）——多元文化交流

（三）多元文化交流

文化从其形成的内部因素来说，是一种积累与沉淀的过程，而从其形成的外部因素来说，是一种交流与相互影响的过程。藏族文化，尤其是藏区宗教，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与其他文化与宗教之间的交流。2010年度，多元文化交流的研究也呈现了上升的态势，但研究的视角从原来的汉藏文化与宗教之间的交流有所转移，集中出现了一批研究国外宗教在藏区传播或交流方面的学术性成果。如：马明忠的《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特点及社会影响》（《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对基督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特点做了分析。文章认为近代青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体系、民族构成、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影响了基督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传教士们制定适合青海地区的传教方法，是根据他们活动的区域范围而定的。从近代青海地区传教士活动的轨迹来看，传教士能够深入内陆艰苦地区频繁活动，与广大民众接触，为本国政府政治、经济和军事服务的同时，也在完成传播基督教的使命。虽然传教士在青海地区的活动并没有取得他们所预期的效果，但基督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有效地促进了青海与西方社会和中国内地的交流。

敏文杰的《西藏昌都伊斯兰教的传承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中，首次全方位向读者介绍昌都穆斯林的来源与现状，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份较为翔实的资料，填补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一段空白。

拉先的《论藏族对印度因明学的继承发展及特点》（《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则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藏族如何继承和弘扬印度古代因明学，在继承的基础上怎样使其逐渐本土化，如何形成具有鲜明特质的藏传因明学，从而使其成为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进行了考释。

旺多的《外来僧人对吐蕃佛教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西藏研究》第1期）认为：在古代，异地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常常将宗教作为一个重要载体来实现。佛教在西藏是一种外来宗教或外来文化，因此外来僧人在吐蕃佛教发展史乃至吐蕃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吐蕃时期佛教传播、佛经翻译、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力量。文章着重探讨了吐蕃时期外来僧人在佛教传播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

班班多杰的《试论藏传佛教的“宗派无偏向”与宗教对话》（《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一文认为：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宗教对话”论域与近代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嘉样钦则汪波、贡珠元丹嘉措等所倡导的“宗派无偏向”运动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这说明，古今中外的学者之间有共同的运思取向和思维规律，我们应充分利用藏传佛教关于“宗派无偏向”的学术资源来丰富、提升和发展有关宗教对话的框架体系和思想内容。

周拉的《莲花戒与摩诃衍的思想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认为，“顿渐之诤”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规模较大、影响深刻的一次交流，也是一场高水平、深层次的汉、印、藏三地佛教的对话。学术界对“顿渐之诤”的思想焦点争论不定、观点纷纭。文中以藏文文献、修习次第论，及敦煌出土的汉文文献、顿悟大乘正理诀为依据，从五个方面归纳、总结了“顿渐”两派在思想教义及修持方法方面的差异。师存勋的《试论“燕行录”中藏传佛教消极形象产生的原因》（《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明亡后，清虽入主中原，但朝鲜李朝并不以中华正统视之。朝鲜李朝认为清朝为“夷”、“胡”，“满蒙联姻”中的蒙古人是清朝的“帮凶”，是狞悍之属。而正因如此，加之朝鲜李朝自立国伊始即已确立崇儒抑佛政策以及朝鲜与中国藏区相去甚远等因素，朝鲜李朝对于中国满、蒙古、藏等少数民族所信奉之藏传佛教有着认知上的偏差和情感上的极大排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尕藏加今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藏区文化生态的专著，即《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分上编（综合研究）和下篇（个案研究）两部分，不仅从历史与理论的层面探析了宗教文化与自然、经济、社会之间业已存在的纵横交错的互动关系，而且从个案和实证的角度对当前藏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寺院文化功能、百姓宗教信仰和僧侣宗教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度分析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