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问题研究
藏传佛教研究依然是宗教类研究的重点。此外,苯教研究、宗教交流和宗教变化等方面的著述,也比较丰富。
(一)藏传佛教研究
今年,藏传佛教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除传统的宗教典籍和教义研究依然活跃外,研究越来越拓展至宗教的外延范畴,如教派、寺院、圣迹、仪轨、法会、节日、传记、寺院教育等等。
1.文献典籍和教义研究
近几年,文献典籍研究逐渐成为藏学研究领域中的研究热点。藏传佛教文献的编译、研究、比较等成果在这种倾向下逐渐问世,且在藏传佛教研究成果中所占比重较大。
2010年有几部重要的关于藏传佛教文献典籍编译和研究的专著问世。其中,周拉所著的《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研究》、方中泽译的《绿度母宝藏》《普贤上师言教:〈大圆满龙钦心髓〉前行指引》、李德龙著的《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等专著陆续出版。
学术论文方面,班班多杰在《中国藏学》第1、2、3期上连续发表了题为《〈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是他继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发表《藏汉佛教经论译文异同之比较研究》之后,又一篇关于觉囊派的这一根本教义的解读。笃补巴西饶坚赞所著《山法了义海论》分体、道、果三编,每编中引用大量的佛教经论来论证觉囊派的根本教义“他空见”,以此实证“他空见”的经典性和正统性。文章将这部经典“三编”中所引用的佛教藏译经论的内容用相应的汉文译文对照校勘,以此试图勾勒出藏汉佛教经论译文的特点及各自的译文风格。
萨尔吉的《江孜十万佛塔题记再考察》(《中国藏学》第3期)在实地考察江孜十万佛塔题记的基础上,对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转录在《印度—西藏》系列丛书第四卷第二册中的江孜十万佛塔题记和现存题记进行了仔细核对。通过此项工作,对图齐《印度—西藏》录文的准确性和完善性进行了说明,讨论了题记中涉及的缩略和异写,并在附录中予以列出;同时以附录的形式对《印度—西藏》讨论的江孜十万佛塔题记塑画名录进行了补充、完善。
孙留庄的《〈解脱庄严宝论〉的佛教哲学之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6期),对达波噶举的创始人达波拉杰的著作《解脱庄严论》的思想内涵做了探析,认为这一著作融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佛教内容为一体,集大乘佛教的唯识宗、中观宗和如来藏佛性论于一身,在佛教哲学本体论、心性论以及方法论上独具特色。
2.教派研究
除了文献典籍和教义研究之外,今年对藏传佛教的教派研究也比较活跃,这类研究主要对各大教派的教义传承及其神像、经典等进行比较和探讨。比如,郑堆在《论阿底峡道次第理论及其传承》(《中国藏学》第2期)中,对阿底峡道次第论的渊源、阿底峡的道次第理论、阿底峡道次第理论的传承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菩提道次第理论是阿底峡在吸收和发扬古代印度学者龙树、无著、圣天等次第思想的基础上在西藏发扬光大的,历经历代高僧大德的薪火相传,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独具特色的思想和修行体系。阿底峡撰写了《菩提道灯论》,倡导修行次第,理清了显密教义之间的关系,阐释了佛教经论的正确主张和思想。阿底峡这一集大成的学说既是对印度佛教的一个总结,又开辟了藏传佛教的新纪元,对后期形成的藏传佛教各教派都有重大影响。
李翎在《图像与宗派:吉祥天母样式研究》(《中国藏学》第2期)中,通过对吉祥天母的样式进行详细的分类和研究,阐述了图像与宗派之间的关系。文中指出,吉祥天母原为印度教之神,后进入佛教,成为藏传佛教“八仇凶神”之一,属于出世间护法神,是诸神中与大黑天并列的重要女性护法神。由于与达赖喇嘛的密切关系,清代有大量吉祥天母的造像实物存留,主要为一面二臂像式,而永乐款的明代造像主要为一面四臂式。文章考察了现今存留的主要吉祥天母像,并对其造像样式及相关宗派作了全面的梳理。
谢丰泰的《藏传佛教噶举派与天台宗哲学思想之比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1期)中,对藏传佛教噶举派与天台宗从佛教义理、思想渊源、思维倾向、修持方法等方面作了初步比较。论述了它们相同的中观性空理论及佛性论和止观双修学说,同时也说明了二者的不同特色。本文认为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是一种消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哲学。
张屹的《噶举佛性论与程朱人性论的通融性及其意义探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是一篇比较研究的文章,文章认为无论是噶举派的佛性论还是程朱理学的人性论,在关乎人性善恶的根本问题上,都表现出人性本善的伦理取向。这种理论上的潜在联系,对于后世的影响潜移默化,意义深远,为其后汉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铺垫。
3.藏传佛教发展史及其社会影响研究
本年度有关藏传佛教的历史、变化、影响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较多。
藏传佛教发展史研究方面: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黄明信先生所著的《吐蕃佛教》一书。该书系该出版社2007年推出的《黄明信藏学文集》中有关吐蕃佛教研究的抽印本,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研究吐蕃时期佛教的专著。
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也不少,比如:郑堆的《阿底峡在西藏传法历史考》(《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文章从历史学角度,把迎请阿底峡来藏的经过、阿底峡来藏后著书立说、厘清藏传佛教修习次第、以其著名的“道次第”理论影响藏传佛教各教派等的脉络置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中进行考察,分析了阿底峡来藏传法的社会背景,从不同角度评述和分析了阿底峡在西藏开展的弘法活动及其对藏传佛教产生的影响,并对作为历史人物的阿底峡及其独特理论予以评价。
朱普选的《青海明代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5期),青海明代藏传佛教寺院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根据统计数据,文章分析了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创建的时间特征、空间分布特征及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
杨鸿蛟的《由兰州永登县博物馆藏明清唐卡看15—17世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的变迁》(《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从甘肃永登县博物馆保存的一批明清唐卡入手,选取其中一套26幅的珍贵组画作为基准,将其与其他唐卡进行图像比对,通过对唐卡中上师的不同教派的分析,推测出这套唐卡绘制于明清河湟地区鲁土司家族由噶举派改宗格鲁派之际;并结合文献试图对鲁土司家族及河湟地区15—17世纪藏传佛教的信仰变迁加以梳理和描述。
有关藏传佛教社会影响的研究文章也不少。
袁爱中在《西藏宗教文化传播渠道分析》(《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中认为,西藏宗教的发展离不开传播,西藏宗教的传播有着完整而成熟的传播体系,覆盖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各个层面,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延续至今。
孙悟湖、周拉、索次的《从萨迦寺、仁钦岗寺与周围社会互动关系看藏传佛教信仰的现代化转换》(《西藏研究》第3期)中,根据对西藏日喀则地区萨迦县萨迦寺、仁钦岗寺与周围社区互动关系的调查研究,认为藏传佛教信仰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藏区社会的现代化推动了藏传佛教的现代转换。藏传佛教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了藏传佛教的现代转换,主要表现在宗教行为功利化、宗教生活现代化、宗教观念淡化、宗教信仰理性化等方面。
高颖和Mary Phillips的《藏传佛教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中国藏学》第1期)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藏传佛教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即首先,藏传佛教对人性的积极态度、对人类意识的深入认识,扩大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视野;第二,藏传佛教对自我、意识、情绪等复杂心理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第三,藏传佛教推动了佛教冥想的传播,为心理治疗和心理自助提供了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和技术。
4.藏传佛教寺院研究
本年度最值得关注的是由甘肃民族出版社推出的《拉卜楞文化丛书》和《拉卜楞寺》画册。
拉卜楞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自1709年创建至2009年,正好是建寺300周年。为此推出了《拉卜楞文化丛书》和《拉卜楞寺》画册。《拉卜楞文化丛书》系列,编撰历时3年,200万字,近万幅图片,由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研究员扎扎、兰州大学教授洲塔、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尕藏才旦、兰州大学教授宗喀·漾正冈布等专家和学者编撰完成。包括《拉卜楞文化导读》《入驻拉卜楞》《西方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佛教文化圣地——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及其属寺》《拉卜楞高僧传略》《拉卜楞历史文化遗存》《拉卜楞民间舞“卓”》《拉卜楞民俗风情》《内地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等10本书,集拉卜楞宗教文化、民俗风情、历史遗产、自然风光为一体,展示了拉卜楞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拉卜楞寺》画册内容丰富、图片精致,配有英、藏、汉三种文字说明,涵盖了拉卜楞寺的建筑、法事活动和内景等内容,其中拉卜楞寺的内景照片系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拉卜楞文化丛书》和《拉卜楞寺》画册的发行,为传承、保护和发扬优秀的拉卜楞文化提供了翔实的文字资料,同时也为拉卜楞建寺30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拉卜楞文化系列还包括全面细致介绍拉卜楞寺的大型纪录专题片《拉卜楞寺》、数字电影《拉卜楞人家》、原生态民歌专辑《拉卜楞民歌》《拉卜楞锅庄》等。
5.藏传佛教人物研究
达哇才仁的《当代藏传佛教活佛:信徒认同和社会影响》(中国藏学出版社)系 重点课题“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分9章,在综述活佛研究的相关成果、历史上的转世活佛的基础上,从政治、宗教、社会、教育等多个层面和角度论述了当代藏传佛教活佛在政治生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并讨论了活佛与区域分布的关系。
邓建新的《章嘉呼图克图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关注的是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的章嘉呼图克图。该系统在中国的政教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全书分7章,将章嘉呼图克图置于清代、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首次对该活佛系统第一世至第七世进行了贯通性研究,较为完整地展现了章嘉活佛系统的整体框架和发展脉络。
除上述研究主题之外,还有圣迹、仪轨、法会、节日、寺院经济、寺院教育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但总体的数量不多,学术性很强的研究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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