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校勘研究

2010年国内梵文研究在写本校勘研究、经典文献研究、梵汉对勘研究和经典文献译注等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以下逐项述评。

一、写本校勘研究

（一）新疆出土的梵文写本研究

新疆出土的梵文写本研究对于探索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和佛典自身的流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教研室在这项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段晴发表的《梵语〈贤劫经〉残卷——兼述〈贤劫经〉在古代于阗的传布及竺法护的译经风格》（《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三辑）一文，对一件“迄今为止世上仅存的唯一婆罗迷字体佛教梵语的《贤劫经》片段”，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和田地区所发现的佛教梵语经籍中最为古老的”写本残片作了首次转写发布，文中对比了竺法护的汉译和相应的藏译，探讨了残卷的文字特征并由此推测这件残卷应是3世纪后半期到4世纪之间的产物。文中还分析了《贤劫经》与于阗佛教的关系。最后作者对竺法护的译经风格作了总结：“多释义，少直译”。这篇论文对研究大乘佛教起源及其在于阗的传播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萨尔吉发表了More Fragments of Ratnaketuparivarta（1)（载ARIRIAB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13，Tokyo，pp.111-120）一文，对出自新疆的该文献的一个写本所作的进一步转写和比对研究。叶少勇发表了Buddhist Sanskrit Fragments Recently Found in Xinjiang Province（新疆新出土梵文佛典残片，载ARIRIAB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13，Tokyo，pp.87-110），对20个残片作了转写和比对研究。

（二）吉尔吉特出土梵文写本研究

刘震出版专著《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者利用此经的平行译本，包括一个巴利语文本、五个中亚新疆写本和对应经文尾部的两个汉译文本以及相关藏文译本，对一些专题进行了论述和考订，同时还参考和运用了耆那教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研究吉尔吉特梵文写本的专著，本书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

（三）保存在西藏的梵文写本研究

保存在西藏的梵文写本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2010年国内学者在这个研究方向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罗鸿发表The Buddhakapaalatantra，chapters 9 to 14（《〈佛颅续〉第九至十四章》，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第十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和Abhayaakaragupta’s Abhayapaddhati，chapters 9 to 14（《〈无畏疏〉第九至十四章》，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第十四册，中国藏学出版社）两部专著，整理出版了上述两部文献相关章节的第一个梵文精校本和英文译注。当代密教研究的权威专家亚力克西斯桑德森教授和春永艾萨克森教授为该书作序，认为这两部出版物对密教研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叶少勇的《新发现的梵文贝叶写本〈中论颂〉与〈佛护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7卷第1期，第99—107页］一文对保存在西藏的《中论颂》和《佛护释》两部文献的梵文贝叶残本作了介绍和分析。这项研究使目前《中论》相关梵本形态迟晚和谱系单一的困境得到了改观。新发现的《中论颂》梵本约存全本的四分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为学者所利用的单行偈颂梵本。佛护的《中论颂》注释以前仅存藏译，此次是其梵本的首次发现，约占整个篇幅的九分之一。这两部残本抄出于6世纪后半叶或7世纪前半叶的尼泊尔，是现存最古老的中观写本。两部写本所保存的梵文偈颂，可以对前人刊本作出多处修正，还能体现出诸家注释之间偈颂文本不同传承的一些痕迹。这证实了早前一些学者关于《中论颂》有不同梵文传本的猜测。

此外，自运注释的《二十部短篇梵文经典集》第1部（上下册）作为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之一，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由20部简短的大乘经典组合而成的经集，其中有非常难得的梵文经典。该书首次以完整的形式呈现于世。该书不仅对这20部经典进行了精细校勘，而且都作了英文翻译和注释，为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