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涉藏外事研究

（四）涉藏外事研究

随着中西方围绕“西藏问题”的交流甚至交锋日渐深入，中国学术界对于“西藏问题”如何影响中国外交大局和国际形象有了持续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与往年不同的是，2010年中国学人对于西方如何看待西藏和“西藏问题”及其背后成因的研究有了较大幅度深化，一定程度上成为2010年涉藏外事研究领域的主流。

李希光的《对话西藏：神话与现实》（法律出版社）汇集了中国与西方学者对国际上关于“西藏神话”的产生和动因、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张力、达赖现象、达赖集团与西方媒体合作进行国际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心得，对西方人的西藏观和中西方对西藏认识上的差异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西方关于西藏的歪曲报道和达赖集团借助西方媒体的宣传进行了批判，有助于人们了解真实的西藏和中西方在认识西藏方面差异的根源。

沈卫荣的《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近年来作者对国学研究中所涉及到“西藏问题”所发表文章的汇编，其中，对国际领域的“西藏问题”和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结合自己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经历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对国际视野中的“西藏问题”做了非常透彻和独到的分析，以东方主义的视角研究了西方人对西藏的种种误读和偏见。通过对一个西方后现代的乌托邦神话——“虚拟的西藏”（即香格里拉）的解构，为世人理解西藏、西藏文化和所谓“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刘康的《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与话语》（《中国藏学》第1期）从2008年“3·14”事件后暴露的西方主流舆论对西藏的误读和偏见出发，论述了西方媒体、知识界、政界、大众文化中普遍形成的对西藏形象的“刻板印象”，包括在种种涉及“西藏问题”上的误解和歧义。文章对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和西藏话语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这种认识首先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与达赖喇嘛精心包装的藏传佛教伦理的结合，即佛教中有关和平、慈善的因素被有意与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联系起来；其次源于西方国家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对此，中国应一方面坚持自身长期形成的话语，同时积极吸纳西方社会的一些观念，提高公共外交效果；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西之间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可能完全消除，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才是根本对策。

郭永虎的《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初探》（《西藏研究》第6期）对英国《泰晤士报》自1785年创刊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共计刊载的659篇涉藏报道及其发表时间、类别、主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泰晤士报》的涉藏报道与英国入侵、干涉西藏事务的政治事件之间存在联动的关系。文章以英国两次侵藏战争和辛亥革命前后对西藏事务的干涉为例，分析了《泰晤士报》服务于营造有利于英国在藏利益的舆论环境，涉藏新闻成为带有政治倾向性、阶级利益和作战意图的文本，成为染指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对西藏主权管辖的工具。文章最后总结了《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具有的特点，即浓厚的政治色彩、高度扭曲的认知和鲜明的选择性。

黎尔平的《欧美学刊有关西藏人权文章述评》（《西藏研究》第4期）对1950年以来刊登在欧美国家英文刊物上涉及西藏人权问题的文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文章认为，许多英文文章的论证都建立在一个虚拟的逻辑起点上，即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50年代遭到“中国的入侵”，并且大量使用带有偏见或非严肃来源的资料，因此这些文章的结论往往不能让人信服。当然文章中也提到存在客观、中立的西藏人权评价。文章认为，在这类文章的作者中，有相当数量是初出茅庐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大多是流亡海外、得到一些欧美大学资助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对这些人，既要针锋相对进行观点上的批驳，也要鼓励他们回来看看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广智在《浅谈当今世界的民族、宗教问题及其对西藏政局的影响》（《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中提出，在当今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最普遍、最突出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工具，肆意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教派纠纷，干涉别国内政，使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已经成为世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西藏，由于达赖分裂集团长期从事“西藏独立”活动，使西藏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使西藏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更加尖锐、更加突出，成为西藏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刘新慧的《西方对中国西藏的媒体建构之文化解读——兼论西藏对外形象重塑的思考》（《西藏研究》第2期）从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对西藏媒体建构的“刻板印象”和“他者化”新闻框架。并以此为切入点，论述西方媒体对西藏歪曲和片面报道背后的文化成因，即“香格里拉”情节和“他者化”想象、宗教的泛政治化与“集体误读”、“多元文化主义”背后的商业利益。基于这些思考，文章最后提出了重塑西藏对外形象的建议，包括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外国媒体；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充分发挥西方社会名流的作用；有效把握国际传播技巧，积极改进并提升传播手法。

郭关玉、严世雄的《西方议会、媒体、公众、达赖之间的利益链条与“西藏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认为，在西方，行政当局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图谋之外，西方议会、媒体、公众与达赖之间也存在相互借重的利益链条。因此，中国应当多管齐下，通过多种途径努力斩断这种利益链条，包括加大对“西藏问题”宣传的有效性，让西方民众、议员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加强对西方媒体的工作；有针对性地加强与西方议会的交流和沟通。

赵光锐的《英国与早期“西藏独立”形象的塑造》（《国际政治研究》第3期）认为，当代西方人对西藏的高度关注和热情不仅是政治因素和媒体宣传的结果，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根源，即一种历史上形成的所谓“西藏独立”形象。这是因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为实现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政治目的，在文化和观念上精心制造了这一虚假形象，并通过占霸权地位的文化传播系统在全球加以扩散和传播。“西藏独立”形象强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西藏认知和想象。辨清和破除英国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制造的种种关于西藏的虚假形象和观念是国内学者极为艰巨的一项学术任务。

冯志瑞的《影响西藏长期稳定的国际因素浅析》（《西藏发展论坛》第2期）从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国际敌对势力利用达赖集团遏制、搞乱乃至分裂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的论断出发，分析了在国际政治格局大背景下，影响西藏社会稳定的诸多国际因素，主要是美国、印度和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文章指出，美国绝不会甘当世界第二，将竭尽全力阻挠中国崛起，“西藏问题”是其遏制中国的一张牌；印度一直企图称霸南亚，视中国为其最大威胁，企图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建立一个所谓的“缓冲国”；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波涛汹涌，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相继解体，对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郑腊香的《中欧在涉藏问题上的政治冲突》（《现代国际关系》第9期）认为涉藏问题是当前中欧关系中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双方在该领域的冲突主要集中在西藏的主权归属、人权和宗教、文化和环境保护三大问题上。中欧在涉藏问题上的政治冲突既反映了双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对战略利益和达赖集团认知上的差异，也反映出双方在涉藏问题上缺乏有效沟通。为此，中欧双方应超越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共建政治互信；要尊重彼此的战略利益；要加强沟通；中国政府要加强内部治理，进一步做好涉藏工作，减少外部干涉西藏事务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