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反分裂与社会稳定研究

（三）反分裂与社会稳定研究

反分裂和维护社会稳定研究也是涉藏政治研究的重头部分。该领域在2010年的研究除了延续往年对达赖集团的剖析、批判以外，在对涉及反分裂和维护稳定的全局性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了较大突破，突出表现在对维护稳定的全面性、制度性、社会性因素的研究给予了更多关注。

徐明旭的《雪山下的丑行——西藏暴乱的来龙去脉》（四川教育出版社）通过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献资料，运用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准则和人权标准，通过对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分析，揭露了达赖集团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所谓“西藏问题”上散布的大量谎言和谬论，进行“藏独”分裂活动，破坏西藏稳定和发展，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行径。该书分别论述了西藏的自然和历史，旧西藏的社会和宗教状况，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和国际法依据，“西藏问题”的由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政策，以及西藏取得的巨大发展。该书特别揭示了20世纪的三次“藏独”骚乱和2008年“3·14”事件的真相及其实质，揭露了达赖集团非暴力面貌下的暴力实质，批判了西方反华势力在“西藏问题”上的偏见、图谋和双重标准，并对“西藏问题”的未来进行了思考。

孟力的《“三股势力”与西藏社会政治稳定》（《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4期）从“三股势力”的定义出发，认为达赖集团是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三方面特点为一身的分裂政治势力。文章认为，达赖集团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攻击我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歪曲中央对藏政策以及西藏地方政策，本质上是要谋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实现西藏独立；达赖集团蓄意煽动宗教极端主义情感，并进而影响族群认同，以宗教感情对抗国家法律和认同；达赖集团威胁使用暴力以谋求政治独立，具有暴力恐怖主义的特征。因此达赖集团具有对西藏社会政治稳定的三重破坏因素，必须给予坚决防范和打击。

杨明洪的《基于“软实力”建设的西藏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将“软实力”建设与西藏社会稳定问题结合起来研究，剖析“3·14”事件，阐明加强“软实力”建设对稳定西藏社会的重要意义。文章认为，“软实力”建设是解决西藏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个突破口，是国家治理西藏的国家战略策略，要在加快“软实力”建设中找到突破口或者重点领域，提升西藏公民能力建设，提升政府能力建设，提升引导与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能力，提升基层组织能力建设、国家涉藏国际公关能力建设，强化提升藏学研究能力建设。

刘红旭的《社会工作与西藏和谐社会建设》（《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从西藏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角度，剖析了社会工作在建设西藏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认为社会工作有助于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结构、体现公平正义；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认同。文章认为，现阶段西藏的社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有相当的改进空间，应当加大社会工作在西藏的宣传，探索一套符合西藏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模式，自觉对接藏传佛教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总之，应当在西藏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把具备社会行动能力的社会工作融入社会发展，致力于构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和谐西藏。

潘建生的《维护西藏社会稳定面临的问题及依法治理对策思考》（《西藏发展论坛》第2期）认为，目前，西藏反分裂斗争进入新的尖锐复杂时期，达赖集团日益加剧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的安全和西藏社会的稳定。要把依法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放在维护西藏稳定工作的首位，健全法制，依法打击，严密防范，主动治理。新世纪新阶段西藏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依靠群众、全面防控，坚持执法为民，统筹兼顾，依法妥善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现阶段宗教问题日益特殊复杂，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切实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依法抵制达赖集团利用宗教进行的分裂渗透，促进西藏宗教关系和谐及宗教与社会的和谐。

方晓玲的《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中的社会化问题》（《西藏研究》第3期）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架构出发，论述了社会化因素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化使个体的主观意志服从于规则和价值体系，使社会的规范因素成为一种“道德权威”，社会秩序因而得以建立。文章进一步将社会化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理论思考运用到对西藏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中，认为西藏社会中的社会化首先指的是形成民族意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西藏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形成认同的过程，并具体阐述了家庭社会化、学校社会化、宗教社会化、大众传媒社会化等因素各自对西藏社会稳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