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民族与族群关系研究

（二）民族与族群关系研究

此类研究成果丰富，而且较多地运用了实地调查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内容上更多地关注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多元文化互动、族群关系等主题，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学术研究更加务实。

杨晓纯的《拉萨藏回及其文化思考》（《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首先对拉萨藏回的定义进行界定，接着陈述拉萨藏回的主要文化特点，最后根据拉萨藏回的文化特点分析其引发的思考，即拉萨藏回是伊斯兰文化在西藏本土化的结果，体现了文化的适应性特征；拉萨藏回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变藏的文化表象，而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谐相处的良好范式。

陈声柏、王志庆的《一位外国传教士眼中的甘南族群关系——埃克瓦尔〈甘肃藏区边境文化关系〉评述》（《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一文，认为埃克瓦尔所著《甘肃藏区边境文化关系》一书，是研究早期基督新教在中国边疆传教和广义之甘南区域族群关系的珍贵史料，国内尚无系统介绍。该书以人类学视角研究了19世纪初甘南地区的民族文化关系，描画了汉、回、藏牧、藏农四种族群类型，特别是重点阐述了四者之间的四种文化关系（汉民和说汉语的穆斯林；汉民和藏农；穆斯林与藏牧；藏牧与藏农）。文章主要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由此呈现一位传教士眼中的甘南地区的文化关系图景，并试图进一步指出其在文化理论上的价值。

拉先的《白马藏区神职人员的渊源及现状调查研究》（《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以白马藏族神职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和解析了这些神职人员的称谓、传承、分布区域、现状和特点，提出了当地神职人员“白布”属目前苯教神职人员中遗存的较古传承人的观点。

刘瑶瑶的《多民族杂居移民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对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铜普镇四个移民村的个案调查》（《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个具有典型族际通婚特征的移民村落的考察，在分析当地族际通婚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大规模族际通婚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冉庆美、张前程等人的《鲁沙尔镇刘琦山神信仰的考察与分析》（《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刘琦山神是清代中后期以后湟中县鲁沙尔镇藏、汉、蒙古等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神灵之一。通过该地区多民族对刘琦山神信仰的描述，研究山神崇拜中的民族文化融合，有助于理解一位汉族人物如何在藏传佛教影响巨大的塔尔寺生根并获得快速发展的缘由。

马伟华的《青海卡力岗回族语言认同的调查报告——以化隆县德恒隆乡德一村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一文，认为藏语是“卡力岗”回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使他们与甘青一带其他回族在文化认同上形成了一定差异。尽管“卡力岗”地区的回族与藏族都说藏语，但他们之间在文化认同上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袁晓文的《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研究：汉彝文化边缘的冕宁多续藏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2期）一文，反映了地处藏彝走廊核心区域的冕宁多续藏族与汉族、彝族的族际交往、族际互动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现实动态。

石硕的《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2期）一文，在综合考虑民族、文化、地理空间三要素的基础上，着重以自称、语言、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标志，将藏彝走廊从整体上划分为七个文化区，即羌（尔玛）文化区、嘉绒文化区、康巴文化区、彝文化区、纳西文化区、雅砻江流域及以东保留“地脚话”的藏族支系文化区和滇西怒江—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族文化区。

王玉琴的《藏彝走廊的汉族移民与汉藏互动——以九龙为个案的考察研究》（《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族群迁徙是影响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九龙地区汉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双向进行的，并且他们也相对地固守与改变着自身的文化。

李灿松、周智生的《多民族聚居区族际经济互动与山区经济开发——以近代“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族际经济交流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近代白族商人在“藏彝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是历史上维系居住于高山峡谷山区居民基本生活的主要形式，也是如今民族地区居民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次旦顿珠、益西曲珍的《“藏穆之路”的回藏关系——云南省香格里拉三坝乡安南村田野调查》（《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一文，认为藏穆之路的云南省香格里拉三坝乡安南村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共处的和谐村。作者在该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藏回两族群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表现出的双语和双文化的特征可以为其他多族群、多文化地区的稳定提供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