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研究（汉文部分）——民俗、信仰、禁忌方面的研究

（三）民俗、信仰、禁忌方面的研究

才旦曲珍《对女性禁忌民俗的探讨》（《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一文认为，禁忌是关于神圣或不洁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禁制。女性禁忌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女性被认为是崇高的、神圣的，而被神化；另一方面则被认为是邪恶的、不洁的，而被魔化。女性禁忌经历了从母权制时代的尊崇女性到父权制时代的贱视女性的历史演变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女性禁忌将逐渐退出人类的历史舞台，女性禁忌的日渐式微就是女性禁忌走向衰亡的一个生动缩影。

藏传佛教石刻嘛呢经作为藏族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罗桑开珠的《玉树嘉纳嘛呢石及其文化价值》（《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２期）一文就青海玉树嘉纳嘛呢石刻文化的形成历史、区域特点和文化价值进行了研究。

才项多杰的《藏族“拉则”文化意蕴解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结合藏族山神崇拜和崇箭习俗，对藏族“拉则”仪式的历史渊源及其蕴含的文化功能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特别是对“拉则”供品中箭的象征意蕴做了全新的解析。认为它既是献祭战神的锐利武器，也具有祈求生育、繁衍子孙的功能，是藏族远古先民生殖文化理念的再现。

魏强《论藏族龙神崇拜的发展演变及特点》（《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在阐述藏族龙神崇拜习俗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龙神早期、晚期的形象及其职能和祭祀龙神的仪式。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论藏族山神崇拜习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认为，自古以来，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由对山神的最初敬畏之情发展为向它顶礼膜拜。起初人们供奉山神，是企望山神能够保佑本地区的草木旺盛、牲畜兴旺，但是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这种山神崇拜的习俗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藏族祭祀山神有煨桑、呈献供品、垒嘛呢堆、悬挂经幡和转山等多种方式。

王德和的《甘洛县尔苏藏族的丧葬习俗调查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9期）一文通过实证方法介绍了甘洛县尔苏藏族丧葬习俗，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尔苏藏族丧葬礼俗体现的家族凝聚力和亲朋好友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丧葬仪式一方面为死者的人生画上句号，对死者具有终结意义。另一方面，丧葬仪式对生者具有深刻的抚慰意义，仪式要安抚生者的心理情绪，要重新整合亲属之间的关系，增强生者延续生命的力量。

琅玕比又称还山鸡节，是川西南尔苏藏族对本族一个重要传统节日名称的汉语音译。该节日定期举行于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一，主题是敬奉山神以及历代先祖。王德和、古涛的《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的琅玕比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即以甘洛县新民村尔苏藏族的琅玕比为例，通过民族学田野实地考察与访谈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指出该习俗系尔苏藏族远古时期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的文化遗存，认为琅玕比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

王丹、林继富的《从忠勇之士到藏族战神——关帝在藏族人生活中的信仰》（《青海民族研究》第6期）指出关公进入西藏，是将关公作为战神和保护神来接受。由于关羽身上忠义和勇武两重信仰基因，导致了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接受者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性，也导致了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错位，这是作为汉族神灵的关羽，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被纳入到藏族宗教信仰体系和民间信仰体系之中的重要原因。

索端智的《青海黄南藏族村落祭神仪式分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通过研究仪式进而理解宗教是人类学研究宗教的重要路径。地方守护神信仰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通过对青海黄南藏族村落守护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考察，并深入仪式背后，将仪式与村落人们具体的生活关联起来，对仪式展演及其结构、仪式中的人神关系、人神交流方式以及仪式对村民生活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文化阐释。

扎巴的《藏族雍仲符号原型探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一文认为，雍仲符号流行面很广，在许多国家和民族中有各自的名称和文化内涵。雍仲是同源多意的符号，还是多源同形的象征，学术界尚无定论。对藏族而言，雍仲起源于图腾崇拜，经过蛋崇拜、鸟崇拜、金翅鸟崇拜等不同时期而形成的以崇拜物为原型确立和幻化的象征符号。李锦的《土地制度与嘉绒藏族房名的获得——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期）一文以19世纪末到2009年间的硗碛藏族乡为重点，来讨论土地制度与嘉绒藏族房名的获得问题。在这100多年间，影响嘉绒藏族房名获得的因素，经历了受份地制度控制——受土地所有权变动控制——受是否有足够经济条件建房控制的过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主要受人口增长控制的影响。

凌立《藏族传统吉祥图案中的和谐理念及审美观》（《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介绍了几组藏族传统吉祥图案，阐明了一个鲜明的主题，即和谐理念。吉祥图案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构建了一个美好、吉祥的世界。有了友好和睦，互敬互爱，才会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本，只有安定和谐的生存环境，才能使人类幸福安宁、健康长寿。藏族这些传统吉祥图案中的和谐理念，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对人类社会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仁真丹松的《藏族的“风马经幡”》（《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对龙达的图案及其象征意义、颜色及其寓意、使用的规则和方法等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有利于人们对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吉祥八宝藏语译音为扎西达吉，意为八吉祥标志，是藏区最常见的具有深刻内涵的象征符号，也是最早在正规经文中提到的符号。吉祥八宝由八种象征吉祥、圆满、幸福的图案组成，这八种图案分别是法轮、宝伞、胜利幢、吉祥结、右旋海螺、宝瓶、莲花和宝鱼八图徽，简称轮螺伞盖、花罐鱼长。益西的《浅析藏族“吉祥八宝”的寓意》（《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对吉祥八宝的寓意、来源、使用状况等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有利于促进人们对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介绍吉祥八宝的文章还有拉都的《藏族传统吉祥八物图的文化内涵及其象征》（《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

余永红的《陇南白马藏族服饰文化述论》（《民族艺术研究》第３期）一文认为，陇南白马藏族民俗文化基本保留了其原生态特征，其中服饰文化最为典型，是白马藏族民俗文化的主要视觉载体。男子服饰体现出朴素单纯的特征，妇女服饰相对丰富多样，而且装饰图案精美，文化意蕴深厚，传达出白马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处，以及他们对生活的憧憬和热爱，也体现出白马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藏区早就有茶文化，但由于当时的藏区尚不产茶，藏区最初的茶文化就只能从他处习得。一般以为，茶是唐代才传进西藏的。但是，这种说法证据不足。杨海潮的文章《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考证了早期汉文典籍中记录的茶的名称，通过比较古汉语和古藏语中茶的名称，从语言学的角度利用对音材料论证了茶文化最初是从滇川交界地带，大约在东汉至魏晋这一时期传进藏区的。

洲塔、王云的《从婚俗文化看社会转型过程中藏族生育文化的变迁——以青海卓仓藏族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一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近代青海藏族婚俗文化意蕴的阐释，描述和分析了青海藏族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婚俗文化对其生育文化变迁和重构的影响。

郭建勋的《川西贵琼人碉房中的锅庄石及其象征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4期）一文认为，川西贵琼人碉房中锅庄石隐喻的宇宙观念，以及围绕锅庄石的相关信仰和仪式，既是理解贵琼人空间观念及认知方式也是理解川西北碉形建筑象征意义的角度之一。本文认为，锅庄石、火塘及其仪式中隐含了边缘化的三界空间观念，超自然信仰和神俗空间划分，反映了建造者原初的宇宙观念、认知方式。碉楼象征的等级观念，只是继承并发挥了碉房中业已存在的、占优势的空间观念而已。碉楼空间的纵向发展过程，隐喻和象征了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