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研究（汉文部分）

二、传统文化研究

林继富的《昆仑文化与藏族文化关系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通过分析大量古代典籍、野史笔记等资料，认为文化昆仑与以冈底斯神山信仰为代表的藏族远古文化之间的相同性和相似性，不仅是交融互动的结果，而且具有共同心态和生态背景下生成的共性和个性的文化逻辑。

邹西成的《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展品中的三枚清代摄政王印章初考》（《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选取三枚清代摄政王印章，从政治历史、藏传佛教等方面加以论证和阐述。作者认为藏族古印章是中国印章史上极富魅力的瑰宝，它所涵盖的历史、人物、政治、宗教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文字、图纹、图腾、材质和雕刻工艺，充分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它的功用渗透到了藏族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

王德和所著《尔苏藏族文化研究》一书（四川大学出版社）全面、系统、深入地讨论了尔苏藏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解释了其文化现象和发展的各种原因，研究了尔苏藏族在川西南地区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共生现象，分析了目前尔苏藏族文化面临的问题，透视了尔苏藏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认知·传承·嬗变：尔地村传统民间文化调查》（《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作者贾曼、扎西加西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藏族传统民间文化在尔地村的当代认知与传承，并没有以当代主流文化替换传统的藏族文化。但原有文化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社会现实中，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并发生嬗变。嬗变更多地表现为年青一代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已不同于老一辈。而《格萨尔》的流布与传承，也不同于过去口耳相传的传统方式，现在人们更多地依靠收听广播和阅读已出版的《格萨尔》。

郎维伟、张朴的《嘉绒藏族的姓氏文化与村落社会的传统互助——以甘孜州沈村藏族为例》一文认为，在嘉绒藏族的原生态文化中，独特的姓氏制度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父系来源，实现父系继承关系，这是姓氏制度的内在功能；以房名为血缘特征的姓氏文化和联姻形成的姻亲关系，成为村落社会中的二元亲属关系，通过亲属关系结成了村落社会的互助网络，这是姓氏制度的外在功能。焦自云、汪永平的《山水一线间的亚东驿站研究》一文认为西藏亚东至江孜一线曾成为英国的半租借地，随之强势楔入的驿站建筑的形式和风格深受英国等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文章即以亚东县域内仅存的两幢驿站建筑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法从建筑的角度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并重新审视其在亚东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历史价值。杨晓荣、雷文华的《藏族传统时间观念探析》一文认为藏族传统的时间观念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藏族先民通过对自然界中在时空上呈现出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各种物候现象和天象的观察与体验，产生了对时间循环性和持续性的认知；第二，藏族先民通过对生命存在有限寿命的体验，以及对自然现象和历史人文不可逆性的感悟，建构出时间的流逝性；第三，古代藏族哲学家较早就有了时能变、空能启的相对论时空观，认为时空会反作用于其中的物质，影响物质的运动，时间是相对的，而非是绝对的。范春文《藏族传统数字文化探析》一文认为数字文化是各种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文化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反映和象征，不同的民族因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数字文化。文章从数字源流、数字异名、数字喜好、数字应用等方面对藏族传统数字文化进行初步探析，由数字文化角度探视藏民族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世界，展现藏民族非物质文化基础和独特的心理文化，发挥数字在跨文化中的作用。蔡光洁《珞巴族传统文化及其生存现状考察——从西藏米林县琼林村的旅游开发谈起》一文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的生存环境使珞巴族逐渐形成自己的传统文化。自然简朴的物质体现和神秘丰富的精神内涵构建了珞巴文化的完整式样，其特点具有明显的非物质文化性质，其发展也受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制约。在旅游开发背景中的琼林村，珞巴传统文化的现状遭遇保护、传承与利用的诸多问题，在我国少、小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中具有典型性。

元大都十一城门制之谜，长期以来是学界广为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主要是从汉族文化的哪吒神话或风水学说角度加以解释，争论不定。张双智的《试从藏族文化视角解读元大都十一城门之谜》一文从藏族文化角度加以解读。从营建大都城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最高决策者忽必烈的政治思想、宗教信仰，及其尊信帝师八思巴，在皇宫内外大量建造喇嘛庙供奉玛哈噶拉为军神、战神和护国神等多方面分析研究，认为大都城十一城门寓意元朝的护国神——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玛哈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