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是文化语言学的特点。作为人类最重要交际工具的语言,渗透到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通过语言才得以建构和传承。在过去的一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主要有:
多拉的《汉藏语言对“字”概念的认知异同及对应关系》(《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杨琳的《甘南藏语方言内语音差异的浑沌性解释——以舟曲话和夏河话语音为例》(《甘肃高师学报》第4期),杨艳华、王昕、仁增拉姆、拉巴卓玛、拉巴次仁的《从英语词汇中的藏语借词看藏族的独特民俗文化》(《大连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根呷翁姆的《藏传佛教对藏语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期),东主才让的《试论藏语借词及其文化背景》(《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王宝红的《清代笔记中的藏语、蒙古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等。
多拉的《汉藏语言对“字”概念的认知异同及对应关系》从汉藏语言的形成个性及对字母、字丁和字概念的理解,以及语法的角度试图阐释二者之间的差异及相同的对应关系。认为,以“字”为中心的概念看似平淡,但两种语言的“字”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认知落差,而这种落差正是缘于两种语言的个性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透过语言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发展的脉络,同时文化对语言的发展又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借词是文化传播的产物,深入研究借词,对于藏语言科学及文化考证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杨艳华、王昕、仁增拉姆、拉巴卓玛、拉巴次仁等的《从英语词汇中的藏语借词看藏族的独特民俗文化》一文,重点研究了英语词汇中藏语借词的表现形式以及这些词语所折射出的藏族独特民俗文化。东主才让在《试论藏语借词及其文化背景》一文中认为,藏语中的借词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现象,从表面来看,在异族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从深层来看,它始终反映着不同时代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从宏观上记录了各个层次文化交流的具体内容。根呷翁姆在《藏传佛教对藏语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信仰藏传佛教,以大乘思想为载体的藏传佛教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对藏语的影响都是全方位的、渗透性的。该文从文字创制、语言结构、语言使用、语言观念等方面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藏语的影响。王宝红在《清代笔记中的藏语、蒙古语》一文中,选取清代笔记中的布札、奔巴、丹书克、鄂博、锅庄、呼必勒罕、胡土克图、喇嘛、哈达、夹坝等部分藏、蒙古文予以研究诠释并且认为研究少数民族词语,可在历代笔记中找到大量的佐证材料。
混沌学理论认为,世界并不是简单有序的,而是混沌的,即有序和无序的统一。将混沌学的理论引入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是近些年的事情。杨琳的《甘南藏语方言内语音差异的混沌性解释——以舟曲话和夏河话语音为例》(《甘肃高师学报》第4期)一文,就安多方言区内甘南藏区内舟曲和夏河方言内部语音之间的差异做一比较和分析,讨论内部语音差异的表现及混沌性。
就目前所搜集的资料看,2010年藏语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论文较少。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扎西江村的《现代远程教育藏语教育资源建设与开发的现状和对策》(《西藏教育》第2期)、祁乐瑛的《安多藏语与汉语双字词词汇通达调查研究》(《丝绸之路》第18期)、完玛冷智的《更敦群培大师对藏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藏学》第3期)等。
藏语文教育资源的配置是社会语言学关注的问题。扎西江村的《现代远程教育藏语教育资源建设与开发的现状和对策》一文就藏语远程教育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完玛冷智的《更敦群培大师对藏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贡献》一文,对更敦群培大师的语言文字研究对传统藏语文研究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评述。祁乐瑛在《安多藏语与汉语双字词词汇通达调查研究》一文中,通过对青海师范大学40名年龄21.23±1.34岁、操安多藏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藏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安多藏语与汉语双字词的词汇有通达现象:其一,当安多藏语双字词与汉语词词义相同时,做出正确判断的反应时快于词义不同的,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当安多藏语双字词与汉语词词义相同时,做出错误判断的反应时长于词义不同的,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其二,不同性别学生安多藏语双字词与汉语词汇通达的反应时差异达到边际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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