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文本体研究与比较研究（汉文部分）——汉藏语比较研究

2010年的藏语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首先，藏语本体研究与汉藏语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成果较多，这说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注重语言本体研究的传统在藏语文研究领域有着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学者们透过对藏语文自身某种语言现象的分析，将此类语言现象与汉语以及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使读者对藏语语言现象有着更细致深入的认识；这些成果表明藏语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其次，藏语计算语言学与实验语音学，作为藏语文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态势蒸蒸日上。在过去的一年中，藏语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在全部的藏语文研究成果中占很大的比重，这表明藏语文的研究无论从实验手段、研究设备还是理论水平都有大幅提高。此外，藏语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下面按研究涉及的相关领域予以分别介绍。

一、藏语文本体研究与比较研究

语言的本体和比较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该选题一直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焦点。本年度的藏语文本体研究涉及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各个层面以及语言和方言的分类。其中，汉语与藏语比较研究和藏语语法研究的成果比较多。

（一）汉藏语比较研究

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国内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代表性的研究论述有沈向荣、刘博等的《汉藏语中的塞尾爆破现象》（《民族语文》第1期）、冯蒸的《上古音单声母构拟体系的方法论考察——兼论构拟上古声母的四种方法：谐声分析法(离析字母法)、等韵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和汉藏语比较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韦名应的《汉藏语“阴转阳”条件试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马锦卫的《彝、藏语言同源词识别释例》（《民族语文》第2期）、王弘治的《永乐本〈西番馆杂字〉中所见汉藏语言的性质》（《民族语文》第2期）、宋金兰、江海燕的《从同族词个案探究汉藏语系的一种构词手段》（《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王双成的《安多藏语i的舌尖化及其类型学意义》（《语言研究》第2期）等。

一般认为东亚语言的塞音尾是唯闭音，但是沈向荣、刘博在《汉藏语中的塞尾爆破现象》一文中认为黎语、藏语和羌语的一些方言点存在塞音尾爆破，并且认为一些语言中的中折调可能源于爆破的塞尾。原始汉藏语的构拟研究和方法论比较研究一直是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热点。冯蒸的《上古音单声母构拟体系的方法论考察——兼论构拟上古声母的四种方法：谐声分析法(离析字母法)、等韵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和汉藏语比较法》对现代音韵学理念下的上古汉语单声母系统的研究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认清上古汉语单声母系统研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有助于推进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进一步研究。在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阴转阳”现象时常被视为一种很特别的例外音变，而这类语言现象在不少汉语方言和民族语中均有发生。韦名应的《汉藏语“阴转阳”条件试析》一文就对这类音变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文章对产生音变的条件以及音变过程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一般音变是鼻音声母同化的结果。其更重要的条件在于高元音韵尾和辨义功能减弱的鼻音韵尾系统、口鼻耦合较大、舌位较高、摩擦稍弱、时长较长的高元音韵尾和重读强调、高频常用的高元音韵尾音节，在鼻音韵尾辨义功能较弱的语音系统和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较容易发生音变。同源词的识别一直是进行语言比较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同源词和借词的识别是进行语言亲属比较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马锦卫的《彝、藏语言同源词识别释例》一文，通过具体的语言事实，说明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宋金兰、江海燕的《从同族词个案探究汉藏语系的一种构词手段》则通过对汉藏语系语言中的动词“在”“坐”“住”的音、义进行分析，认为上述三个字是音近义通的同族词，它们大多是通过根词形态变体的分化构成的。这一个案反映出形态变体的分化是伴随汉藏语系语言形态的简化、消亡而出现的一种构造同源派生词的手段。了解这种构词手段可对汉藏语系中语义相关而语音相隔的同族词及同源词做出一种可能且合理的解释。王弘治的《永乐本〈西番馆杂字〉中所见汉藏语言的性质》一文，以永乐本《西番馆杂字》为中心，考察了藏汉对音的音韵特征，认为《西番馆杂字》中记录的汉语并非传统上认为的明代北京话，藏语也非安多语。王双成的《安多藏语i的舌尖化及其类型学意义》一文，主要讨论安多藏语元音i的舌尖化音变问题。舌尖化是汉藏语系不同语言中较为普遍的一种音变现象，很多汉语方言(吴语、徽语等)都有突出的表现。比较汉藏语系不同语言元音i的舌尖化特点，我们会发现i的舌尖化似乎有着一种共性，即i先变为摩擦较重的j，然后再变为舌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