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与《格萨尔》史诗研究（汉文部分）——《格萨尔》

（二）《格萨尔》

本年度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格萨尔》史诗艺人问题，《格萨尔》史诗的文本问题，《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内涵，以及与《格萨尔》史诗相关的信仰、其他艺术形式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本年度在《格萨尔》史诗学界有两件事值得铭记：首先是年轻的《格萨尔》艺人图丹迥乃在玉树地震中遇难（1986—2010），带走了165部（据2006年调查）《格萨尔》史诗和包括《水浒传》在内的无数民间故事和传说。其次是《格萨尔》史诗研究者王兴先先生去世（1936—2010），留下了难以填补的空缺。两人的离世，是《格萨尔》史诗学界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本年度《格萨尔》研究中最重要且值得尊敬的成绩，当属杨恩洪的论文《传唱千年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国际博物馆》第1期）。此文总结了我国《格萨尔》史诗研究的主要成绩，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作者首先介绍了《格萨尔》在藏族社会传唱千年的文化底蕴，其次介绍了《格萨尔》史诗海纳百川式的开放结构，接着介绍了《格萨尔》史诗的散韵兼行的说唱艺术特色，然后阐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现的《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类型与天赋，最后总结了新近出现的优秀年轻艺人的特点。作者多年来关注《格萨尔》艺人问题，近年来特别关注年轻艺人，引起了学界研究的新热点。

本年度在《格萨尔》史诗艺人研究方面，黄智的论文《论〈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格萨尔研究》第1期）提出了新观点。作者认为艺人类别的划分不能从他们的表象和自我说辞来评判，而应该从不同艺人所掌握的版本数量、语言艺术风格和创新程度等方面加以全面鉴定和综合考评。由此作者提出了《格萨尔》艺人的新分类或者说成为一个优秀艺人的三个阶段：1.“仲偕巴”——《格萨尔》的爱好者，仅会讲述一两部故事，在家庭内部讲述；2.“仲巴”——半职业艺人，比前一类会讲的故事多，不仅在家庭内部说唱，还在集会上说唱；3.“仲侃”——史诗演唱家，职业艺人，以说唱谋生。这种研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相对于过去《格萨尔》艺人研究，无疑前进了一大步。

本年度对个别艺人的特点也给与了关注，如诺布旺丹《灵动的诗性智慧——一位〈格萨尔〉艺人的精神图谱》（《国际博物馆》第1期），讨论了“智态化”艺人丹增扎巴的生活经历与创作特点。总的来看，这些论文关注新艺人，提供了新资料，得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本年度关于《格萨尔》史诗文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曼秀·仁青多吉的《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梳理概况》（《中国藏学》第1期）及《传统〈格萨尔〉前三部与后两部早期版本考定》（《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第2期），两篇论文讨论了作者判定《格萨尔》史诗的早期抄本与刻本问题，作者以其所掌握的111部抄本与刻本为基础，依据其设定的几道“工序”，辨别出其中的35部《格萨尔》史诗为早期版本，具有“传统特性”，并对这些本子的异文本以及各部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厘清。这对辨别《格萨尔》文本的优劣和促进整个《格萨尔》故事结构的完整性方面具有新成绩。李连荣的《〈格萨尔〉拉达克本与贵德分章本情节结构之比较》（《中国藏学》第1期），对《格萨尔》史诗的两个早期版本的故事结构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这两个本子从总的故事结构看保持了“七章本”的共同故事结构，它们属于同一个时期的“故事”；但从细小的结构上来看有差异，这种差异与地方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关于《格萨尔》史诗的语言、翻译方面的研究则有：王恒来的《〈格萨尔〉与印度两大史诗的言语模式比较》（《西藏研究》第8期），文章从视角模式、韵律模式及言语结构模式上分析了《格萨尔》与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之间的不同。王治国的《民族志视野中的〈格萨尔〉史诗英译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以《格萨尔》英译为具体对象展开个案研究，将其置于民族志书写和跨文化阐释的视域之中，从现代译论的高度对这部民族史诗翻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翻译学意义上的理论阐释，并就民族文学翻译的学科地位和前景做出跨学科展望。

本年度仍有不少研究者关注《格萨尔》史诗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或者讨论史诗中的军事思想和战术理论，或者讨论史诗中的原型概念，或者讨论史诗所反映的古代藏族社会的妇女地位等等。其中值得学界重视的一类研究成果是，试图通过史诗故事或人物来解释和分析这部史诗在藏族社会中的影响。如加央平措的《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拉萨帕玛日格萨尔拉康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此文论述了关帝信仰怎样一步步进入藏区，并逐渐与藏区的格萨尔信仰结合成为一体的过程。论文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论证了18世纪后半叶以来藏族高僧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推动了这种信仰的转化，最终与康区“利美运动”者奠定的格萨尔信仰的群众基础形成合流。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关帝信仰，但从史诗主人公的信仰研究来说，也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角巴东主与才项多杰的《关于“格萨尔”是否历史人物之我见》（《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通过对历代藏族学者对于格萨尔的论述、藏区的民俗文物遗迹以及史诗本身内容的讨论，认为格萨尔王是历史人物，并根据上述资料指出了他的生活时代与区域。而且还列出了反映格萨尔王“历史”的《格萨尔》史诗部本。对于格萨尔王是否存在过，如今已成为学界难啃的“骨头”。但采用上述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肯定并不令人完全信服，相反却能证明《格萨尔》史诗的力量。

此外，阿顿·华多太的《从“雅则红城”分析白黄黑帐霍尔的民族归属》（《西藏艺术研究》第1期）选取的研究角度值得肯定。论文通过分析3个称为“雅则红城”的《格萨尔》史诗《霍岭大战》中霍尔王城堡的地名遗迹，联系藏族历史上可能称为“霍尔”族的几个民族不同时期与藏族的关系，指出史诗中每个“霍尔”可能的民族属性以及相应的民族关系有可能成为史诗的素材。史诗的成立必定吸收纷繁复杂的历史故事，作者确立的这几种可能也不一定是绝对的，但至少可以肯定，这种研究对于史诗内涵的挖掘来说是有益的。

本年度还有不少论文讨论了《格萨尔》史诗的口头性、语言结构、叙事模式等方面的问题。另外，也有不少论文讨论了《格萨尔》史诗的相关艺术形式如唐卡绘画、石刻艺术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此外，俞菀的《试论原型理论的文学解释力——以藏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崇拜原型为例》（《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以藏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崇拜原型为例，分析探讨原型理论解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的局限，并根据艺术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指出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本源问题的探究，不能脱离具体作品及其产生的文化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