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学研究（汉文部分）——当代作家文学

（二）当代作家文学

本年度在作家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从文学理论上宏观对藏族文学进行研究的文章有于宏的《变化中的现代性渴望——当代藏族文学的社会、文化现代性追求》（《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展示社会风貌传递时代精神——浅论近几年西藏报告文学创作》（《西藏文学》第6期）前者从社会、文化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代藏族文学的主题表达和审美追求进行解读。文章对当代藏族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有限度的回顾和总结，客观地探讨了当代藏族文学在藏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后者对西藏近几年的报告文学做了回顾性研究。白晓霞的《民间文化与藏族长篇小说中的“成长主题”》（《西藏文学》第4期），探讨了西藏长篇小说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成长主题”，藏族文化刚性的气质及藏族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全面调整，使藏族小说中的“成长”主题负载更多的社会与文化线索。民间文化的“成长主题”则经历了民间文化“政治化”、“性别化”、“知识化”的历程。

有关藏族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论主要集中在对阿来、尼玛潘多作品的评论上。

本年度关于作家阿来的作品，评论者们一如既往地给予了高度关注。集中关注了其三部重要长篇作品，即《尘埃落定》、《空山》与《格萨尔王》。有讨论其小说的叙事视角与叙事特征的，有讨论作家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也有讨论小说中的民族文化特色的，不一而足。其中有几篇评论从选取的角度和考察深度来看，有一些新意，在此稍作介绍。

有人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理论角度，来讨论阿来小说中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与特色，比如胡志明、秦世琼的《族群记忆与文化多样性书写——阿来小说的人类学分析》（《江淮论坛》第6期）。评论者通过分析阿来小说中的文化意象，认为他“深受藏汉文化的双重滋养”，关注民族、家庭、村落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历史，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评论者尤其利用“地方性知识”这一阐释人类学理论，挖掘了小说中的各种民族文化内涵，特别是用“深描”的方式展现了作为小说场景的“嘉绒藏族文化独特的时间观所带来的历史感，极大地凸显出嘉绒族群的文化特色”。评论者还用这种方法剖析阿来小说中的傻子少爷这类“不正常的人”，认为“小说中反复设置的‘不正常的人’喻示着他对自己民族文化中传统消逝的隐痛”。因此，评论者认为“其作品既是一组展示文学语言之美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系列关于藏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的‘深描’”。同类的评论文章还有丹珍草的《阿来的民族志诗学写作——以〈大地的阶梯〉为例》(《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

另一类评论文章关注了阿来小说中所反映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命运之间的冲突问题。如梁海的《世界与民族之间的现代汉语写作——阿来〈尘埃落定〉和〈空山〉的文化解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评论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现代性”的反思视角出发，分析阿来这两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与弥补的问题。认为“在这两部作品中，阿来传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现代性反思的传统，去思考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藏族世界呈现出的新的文化存在形态，进而追问，‘现代的’、‘异域的’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并且试图在一个个小人物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轨迹中去找寻答案。”“在现代性的问题上，《空山》具有更强烈的批判性，更浓郁的反讽色彩。如果说，《尘埃落定》言说的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积淀的传统文化是怎样走向现代性的，那么，《空山》则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去找寻现代性导致曾经的诗意栖居之维坍塌的根本原因。”此外，评论者认为阿来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正是运用了傻子等这样一系列的中国传统文学中“朴拙”形象，完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嫁接的苦痛和摸索。其小说在身份认同上也从“民族性”跨入了“双族别文学”的行列，这种探索正是作者在不断地挖掘和拓展叙事方式的灵感和空间的基础上完成的。此外，张学昕的《孤独“机村”的存在维度——阿来〈空山论〉》(《当代文坛》第2期)和王春林《现代性视野中的格萨尔王——评阿来长篇小说〈格萨尔王〉》（《艺术广角》第5期）同样关注了其小说中对这种“指向未来的”传统的“反省”与“十分突出地体现现代性”的问题。

有多篇评论文章关注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洪治纲、肖晓堃的《神与魔的对话——论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南方文坛》第2期）深入解析了阿来的《格萨尔王》。《格萨尔王》以神话重述的方式，诠释了人类自身的困境，作者评析了小说通过格萨尔王在人间的所作所为，打开了一个个丰富的人性世界，并从形而上的角度揭示了“魔”的根源。文章关注到小说不再是格萨尔王与妖魔搏击中表现出的神力，而是将重点放在人性的描写上。梁海的《神话重述在历史的终点——论阿来的〈格萨尔王〉》（《当代文坛》第2期）指出，阿来通过重述神话《格萨尔王》，让我们走在“编年体”之外的另一个空间去触摸民族民间文化的印记，并用现代性来关照、反思人性的复杂。此外，黄轶的《阿来的“及物”与“不及物”——读〈格萨尔王〉》（《文艺争鸣》第5期）、姚达兑的《史诗重述及其现代命运——评阿来的〈格萨尔王〉》（《石家庄学院学报》第4期）也涉及本主题。

其他如罗文《历史的反思与文学的“爆炸”——〈百年孤独〉、〈尘埃落定〉比较研究》（《湘南学院学报》第6期)等评论，重新强调了阿来小说呈现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征，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方面。事实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反映了阿来的小说创作与20世纪80年代其他藏族作家之间的某种渊源关系。

2010年1月，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一部真实反映西藏农民生活状态的原生态长篇小说《紫青稞》（作家出版社）出版。与以往展现西藏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紫青稞》立足于西藏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故事，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藏一偏僻农村的变迁为背景，描写改革开放对西藏农村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及信仰的巨大冲击及新老两代农民在这种冲击下的冲突、隔阂和共鸣，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西藏的风土人情。对《紫青稞》的文学评论文章有郭艳的《紫青稞与乡土西藏——评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西藏文学》第3期）、朱霞的《转型时期西藏农村生活的锦绣画卷》（《西藏文学》第3期）及李佳俊的《普村女人的昨天和今天——喜读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西藏文学》第6期）等几篇。

除了对阿来、尼玛潘多作品的评论之外，其他有关藏族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论相对较少。但这些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新观点、新方法，值得关注。

德吉草《藏族“生命”美学与诗歌创作考量——以丹真贡布的诗歌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2期），介绍了一位生于1930年代的甘南地区的藏族诗人，这位能够运用藏文与汉文双语进行创作的诗人，在藏族文坛上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分析其汉文诗歌中的两个意象“草穗”和“羚羊”，作者认为他的诗歌以社会现实与历史为背景，表达了民族的生命美学——慈悲与宽容，以及平静与理性。作者认为正如这位诗人一样，老一辈藏族诗人所具有的创作精神，对于当代“藏族文学面临新的社会制度改革，面临言说方式的新一轮表达时表现出的民族特质、文学探索和时代意识都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普布昌居《让爱照亮生命——对藏族作家次仁罗布2009年作品的研读》（《西藏研究》第6期）认为，当代作家次仁罗布2009年的作品，如《奔丧》、《放生羊》、《阿米日嘎》、《传说》等，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关注普遍的现实生存状态和建构崭新的精神纬度。作者认为次仁罗布2009年的小说关注的对象都是普通劳动者，不管是《奔丧》中的四川妹小魏，还是《放生羊》中的主人公年扎，都有各自的困难与悲剧，而作家不加任何粉饰，如实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他的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悲情故事，冲突成为人人无法消解的宿命，苦难已不再是某一个个体的遭遇，而是普遍的生存境遇。”给人以“置身其中，常常能够引发人对生存本身的悲剧体验”。评论者还认为次仁罗布的小说除了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善”来启发民众的意识以外，还极力通过批判民族文化发展中呈现的“歪曲”文化现象来“呼唤理性”。

普布昌居、次旺罗布、马元明的《寻梦者：试论白玛娜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内涵》（《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评论了当代藏族女作家白玛娜珍小说中的一类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成长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一代女性。她们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边缘地带的女性群体，她们既不完全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未能建立起新的知识结构，她们只能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苦闷、彷徨，成为精神的虚空者”。作者通过分析和比较小说中“寻梦者”这类女性与传统女性的性格特征、生活环境、情感、精神追求等方面的不同，指出尽管“寻梦者”女性不是新时代藏族女性的主流或全部，但她们的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现实存在。它不仅拓宽了藏族小说的审美视野，这一形象还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发展的标志意义。

对小说家扎西达娃的关注也有一些进展，比如讨论其小说中的“时间”问题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特色等等。王德领的《20世纪80年代的魔幻化书写及其局限——以扎西达娃的小说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魔幻化书写主要体现在一些有关西藏题材的汉文小说中，以扎西达娃的小说为代表的魔幻书写是激活西藏题材小说的十分有效的方式，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过分追求神奇现实，为魔幻而魔幻，以致走向了猎奇、志怪；其二，有关西藏的魔幻化书写，满足了内地对于西藏的想象，实际采用的是一种“外部人”视角，而非来自“内部人”的发言。魔幻书写的奇观化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西藏题材的小说应有的丰富性。

赵林云的《一部民族志式的“边地奇书”——评江洋才让的小说〈康巴方式〉》（《小说评论》第2期）探讨了这部小说对现代性的反思，小说淡化了汉民族作为现代性的示范作用，更加突出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流，在表现国家民族叙事上，作品也有新的特点和理性阐释。

王泉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西藏书写》（《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将马原、扎西达娃、央珍、阿来、周大新、毕淑敏、格非、爱琴海等作家的创作列入“西藏题材”创作作家群，进行了整体上的评述。认为西藏神奇的土地赋予这些中国作家一双锐眼，他们在小说中关于西藏历史、现在与未来的书写，形成了“一源多元”的文化语境。

冯晓的《灵魂的宽广与宁静——近期藏族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文艺争鸣》第19期）对21世纪以来藏族当代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评论。其中尤以近年来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重要汉文小说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藏族作家为主，特别是关注了龙仁青、万玛才旦、次仁罗布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如《奥运消息》《情歌手》《草原》《午后》《放生羊》等。作者认为这些小说“都散发出一种别样的审美韵味，单纯、简约、宁静，既充满了高原上辽阔苍茫的原始气息，又时时散发着宗教的神性光辉”。相对于当下汉族作家流行书写人性之恶与展示欲望化的生存景象，藏族作家遵循着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在实践着一种‘灵魂叙事’，他们抛却了世俗生活表面的繁杂和喧闹，甚至也摒弃了所有的现代叙事技巧——他们只是用雪域高原赋予自身的宁静和敏感，虔诚地拥抱着家乡，抚慰着家乡的灵魂，让灵魂的每一次轻微的颤动，都在他们的文字里留下清晰的回音”。

此外，藏戏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原则上可能更多喜欢关注其“表演特性”。事实上其剧本及演唱语言呈现的文学魅力，也可以激发文学研究和评论的热情。不过由于受到语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多数研究和评论（赏析）仍然集中于“文学性”之外的要素。

藏族影视文学的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硕士和博士论文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我们期待这方面的研究蒸蒸日上、蓬勃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