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综述

一、历史的回顾

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比较一致的观点，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高僧大德致力于佛教史的研究从未辍止，撰写了一批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鸿篇巨著。如《嘛呢宝训集》《五部遗教》《拔协》《娘氏教法源流》《弟吴宗教源流》《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红史》《青史》《雅隆觉沃教法史》《西藏王统记》《隆庆教史》《主巴教史》《西藏王臣记》《奈巴教法史》《萨迦世系史》《宁玛教法源流》《洛绒教史》《噶当教史》《印度佛教史》《格鲁派教史——黄琉璃》《土观佛教史——宗教流派镜史》《松巴佛教史——如意宝树史》《汉藏史集》《智者喜宴》《宗派建立论》《觉囊派教法史》等，其中一些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国际藏学界的广泛重视。长期以来，藏传佛教以其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和神秘性，深深地吸引着国内外人士。

从17世纪起，欧洲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历经艰辛，涉足西藏高原，一睹雪域风采，探究神秘文化。有的人深入寺院、庙堂，访师学法，亲自实践密法，开始了藏传佛教研究工作。几百年来，涌现出了许多国际知名的藏学专家。匈牙利的乔玛、意大利的图齐、德国的霍夫曼等人的研究成果，如《对甘珠尔的分析和丹珠尔内容要略》《西藏画卷》《西藏的宗教》等学术专著受到藏学界的高度重视。迄今国外藏传佛教研究日新月异，欧、美、亚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国内，藏传佛教早在1000多年前就与中原发生了联系。7世纪，文成公主进藏带入释迦牟尼佛像，从此汉僧不断进入西藏，从事译经弘法活动。8世纪，吐蕃派往唐朝取经求法者将大量汉文佛经带到西藏译成藏文，禅宗僧人摩诃衍那在西藏宣传“顿悟成佛”思想，极短时间内吸引了不少王室成员，势力发展迅猛，并且对西藏的亲印派构成了威胁。为了缓和佛教内部激化的矛盾，树立中观正统思想，赞普主持召开顿渐辩论会，以此方式迫使汉僧退回中原。13世纪起，藏传佛教开始了大规模的东传，历经元、明、清三朝，在内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考虑，根本谈不上从学术角度对藏传佛教加以研究。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藏族高僧到内地弘法，藏传佛教逐渐被人们了解。20—30年代，大勇法师的赴藏学法团和西康藏族高僧到中原传教，逐渐开始了对藏传佛教的介绍和研究活动。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成立，既造就了一批藏学研究人才，也把这一研究推向了高潮。《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一批藏传佛教的佛学名著被译成汉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新的成果不断问世。40年代后，法尊、吕澂等人撰写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在学界反响很大。60年代，王森先生撰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奠定了现代藏传佛教史研究的基础，深受藏学界重视。张建木、郭和卿等人也译出了一批藏文史学名著。这一时期，在港台地区从事藏传佛教史研究的人较多，出了不少成果。慧吉祥的《西藏佛教概要》、王仲厚的《西藏远期政教史略》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林传芳研究《红史》《青史》《布顿佛教史》《西藏王臣记》的系列论文陆续刊登在《内明》等刊物上。严格说来，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30年间，大陆藏传佛教研究的重点是佛教史，现代藏传佛教史研究的大部分经典著作都形成于这一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藏传佛教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高等院校和地方社会科学院都成立了藏传佛教研究机构。从已发表的藏学论文数量上看，有关藏传佛教方面的比重较大，而且藏传佛教史方面的成果突出。但到了90年代，这一特征逐渐减弱，有关教义、人物、制度、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则急剧增加。

总之，总括20世纪的藏传佛教研究，可以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侧重于对藏文典籍的翻译和介绍；第二个阶段加强了对教派史的研究，成果之丰，受到关注；第三个阶段重点整理翻译藏文历史名著，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二、学术观点综述

（一）吐蕃佛教的传入

吐蕃佛教，又称前弘期佛教，从佛教传入西藏到朗达玛灭佛时为止。关于吐蕃佛教的起始年代，即佛法何时传入西藏的问题，是吐蕃佛教研究的重点。藏文史籍记载，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天降圣物，佛法开始传入西藏，是年为猴年，拉脱脱日年赞60岁。已故藏族知名学者木雅贡布在《中国藏学》上撰文赞成这种观点。谈延祚在《西藏密宗编年》中说，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4)，拉脱脱日年赞诞生，宋文帝元嘉十年(433)，雍布拉康宫上降下密乘经续，为佛法来藏之始。但“天降圣物”，学者还有几种解释：一是天降的佛经圣物，实为印度僧人带入，只因苯教好天，所以视为自天而降。二是天降的佛经，是由印度班智达罗森楚与译师悌列携来，呈献藏王。三说天降的佛经，是由汉僧带入西藏，因为当时西藏无文字，无人诵读，汉僧只好留下佛经而回。王尧先生的《吐蕃佛教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说：“在拉脱脱日年赞时，由于偶然的因素，有人把梵文佛经带到西藏，无人认得，被秘密收藏起来，未发生过任何影响。”另一些人通过对藏、汉文史料的认真分析，认为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与赤尊公主带入佛像佛经，佛法正式传入，但由于当时苯教思想占统治地位，并未发生多大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汉族藏学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达愚撰文《佛教输入西藏考》(载《学术界》19442)，从学术角度对藏史提出的佛法传入西藏的年代做了详细考证，得出松赞干布时佛法正式传入西藏的结论。法尊法师在《西藏前弘期佛教》(载《现代佛学》1956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因此，可以认为‘前弘期’约始于7世纪中叶至9世纪的前半，前后约二百年。”确定佛法始传于松赞干布时期。王森先生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65年铅印，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一书，被学术界誉为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权威著作。作者强调：“到松赞干布时，藏族文化才有显著的发展。佛教也从这时候开始进入西藏。”总之，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很多。一些著名的藏学家如李翊灼、任乃强、妙舟法师、观空等人都赞成此说。但大多数藏族学者认为，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在西藏才真正开始有了活动。

（二）藏传佛教的分期

百年来，从整体上研究吐蕃佛教史的论文发表颇多。法尊的《西藏前弘期佛教》就把吐蕃佛教划分成三个时期进行论述。他认为松赞干布时期为初兴佛教时期，初创文字，始译佛典，以佛教十善戒制定法律，教育民众。赤松德赞时期为建树佛教，西藏始有僧人，建立僧伽制度，“佛教的真正规模，此时才算完备”。赤热巴巾时期为发扬佛教，规范了译经制度，编辑佛经目录，制定僧人赡养制，“下至通用的度量衡器，都依照经论改制”。他列举出教典文献，总结见修行的特点，勾勒出吐蕃佛教的轮廓。70年代，谈延祚在《菩提树》上连载了《西藏古代佛教史提要》(1970年，第3—5期)，对吐蕃佛教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总结了吐蕃佛教的基本特点，尤其对宁玛派叙述颇详。

进入80年代以后，吐蕃佛教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王尧先生的《吐蕃佛教述略》一文利用藏文资料，从佛教的传入、佛教的建立、兴建桑耶寺、“七觉士”僧团的出现、佛经翻译及三大目录形成、佛苯斗争、顿渐之诤等七个方面论述了吐蕃佛教，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既全面又系统，可谓一部吐蕃佛教史专著。阿旺的《西藏佛教的基本特点及其主要影响》(《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文依照传统说法，认为佛教自拉脱脱日年赞之世传入西藏，迄至松赞干布时迎娶崇佛的尼泊尔公主和唐文成公主，建立了一批佛寺，虽有僧人传经说法，举行佛教仪式等活动，但尚未形成自己的体系即教派。

许德存的《佛教在西藏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一文把藏传佛教分为初传时期的佛教(吐蕃佛教)、半独立时期的佛教(10—15世纪)和完全独立后的佛教(15世纪以后)三个时期。认为吐蕃佛教是自然宗教与人为宗教结合的产物，它取代了苯教的地位而独立于藏族社会，“首先是因为它适应了吐蕃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矛盾的特点。半独立时期佛教，初步形成了庄园式的寺院经济，和大小地方势力结成“施主”关系，联合经营教派，即以家族为主的集团经济和分割治制。学术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气氛十分活跃，但各项制度尚不健全。完全独立后的佛教，实行以僧人为主的政教合一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寺院经济体系和制度。虽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弊端也不少。

李尚全的《吐蕃佛教史论》(《西藏研究》1993年，第3期)从佛教传播的历史根源、松赞干布所信仰的佛教的特色、佛教与吐蕃王权的结合与分裂及吐蕃佛教的基本教义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王权与神权之间矛盾斗争的激化是佛教在吐蕃得以传播的历史根源，而引进和完成此项工作的关键人物是松赞干布。赤松德赞时，佛教扎根于西藏，“以大乘佛教的中观正见为建树，发扬密教的‘大圆满法’。其特点是佛教从印度移植到西藏高原，基本上为全盘接受”。尕藏加的《吐蕃佛教与西域》(《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吐蕃佛教与西域的关系。认为佛教于433年传入西藏，吐蕃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受了内地、西域、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区域佛教的影响，在自身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对对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陈楠在《吐蕃时期佛教发展与传播问题考论》(《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一文中把吐蕃佛教分为初期、早期、中期和盛期四个阶段。贡却泽登的《关于佛教传入藏区的时代问题》、朱普选的《佛教入藏及其演变的环境考察》等论文从吐蕃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等方面做了论述。班班多杰的《论藏传佛教前弘期》(《法音》1987年，第1期)，则从整体上进行了论述。

（三）藏传佛教的形成

关于藏传佛教的形成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对此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王尧在《西藏喇嘛教的形成》(《中国哲学》1980年，第二辑)中认为桑耶寺的建立、僧伽组织的成立、佛经目录的编纂、佛苯和佛教内部斗争的结束，确立了西藏佛教的思想内容，标志着西藏佛教的形成。李冀诚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上的一些浅见》(《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中指出：西藏佛教形成于8世纪后半叶。理由是：1正规寺院桑耶寺建成；2以“七觉士”为首的西藏僧人出现，建立了僧伽组织；3教法传承建立；4译经齐全；5苯教影响加深。王辅仁则认为，吐蕃佛教并非西藏佛教，而是经过与苯教长期斗争、吸收、接近、融洽以后的佛教，它形成于10世纪后半期。在宗教形式上，“是佛教吸收不少苯教的色彩后才形成西藏佛教的”。在经济上，“西藏佛教和它所控制的经济的关系是‘二位一体’的”，具有自己的特点。石硕的《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的形成》(《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从文化角度探讨藏传佛教的形成。阿旺强调，8至9世纪赤松德赞、赤德松赞、赤祖德赞祖孙三代期间，西藏佛教才真正形成和兴起。

（四）后弘期的起始时间

一般认为，841年朗达玛灭佛，前弘期结束。但是后弘期何时开始却一直是研究者关注、争论的热点。古代藏文佛教史籍对此记载不同。《布顿佛教史》说，卫藏佛教毁灭经典70年，到911年时有鲁梅等十人重建佛教。《青史》则说901年灭法，78年后佛法复兴，因此推断后弘期始于978年。《奈巴佛教史》认为，841年朗达玛灭法，经109年，至949年才有佛法。还有一种观点说841年灭佛，经77年，918年后弘期开始。学术界围绕这些记载，展开了长时间讨论。法尊的《西藏后弘期佛教》一文指出：841年朗达玛灭法以后，经一百多年，卫藏等地无僧伽。到宋代初年鲁梅等往青海学法，回藏重集僧伽，弘扬佛教。此后直到现在，佛法兴盛不绝，故对前弘期而言，应名为“西藏后弘期佛教”。所以841年灭法，978年佛法复兴，是最合理的。吴均在《关于藏区宗教一些问题的辨析》一文中，进一步确证前弘期佛教，以赤松德赞下诏抬高佛教地位起，至朗达玛灭法止，仅一个世纪，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是佛教与王室结合，确定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二是静命和莲花生分别在教义和巫术上战胜苯教，夺取苯教师独揽宗教事务的特权；三是建立宗教思想体系；四是将苯教神祇作为佛教护法神；五是建立了桑耶寺；六是统一对佛教教义的师承及认识。他总结了后弘期佛教的基本特点。房建昌的《也谈藏传佛教后弘期》(《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认为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西藏文化进入衰微与分化时期，开始与苯教巫术、密宗坦特罗融为一体。褚俊杰的《阿底夏与十一世纪西藏西部的佛教》(《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论述了阿底峡对阿里佛教的巨大贡献，总结了阿里佛教的特点以及对后弘期佛教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还有蒲文成的《关于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分歧》(《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谢佐的《佛教在西藏的“前弘期”和“后弘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等文。978年为后弘期开始的观点，已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接受。

（五）通史研究

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藏传佛教史历来是学术界的“强项”，硕果累累，影响深远。30年代，张辛南在《西北研究》上发表了《西藏之喇嘛教》(1931年，第2期)，简述藏传佛教历史及各教派特点，文字简练，条理清晰。林有志的《喇嘛教之研究》刊载于1917年的《地学杂志》上，他对喇嘛教(即藏传佛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芝峰发表了《西藏佛教》(《海潮音》1933年，第5期)。学孝的《西藏佛教》刊载于《觉讯》第89期上。

妙舟法师的《蒙藏佛教史》(上海佛学书局，1934年)四册本是20世纪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藏传佛教史的专著，对藏传佛教的形成、发展和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做了深刻探讨，其中有些观点为后人所遵循，在学术界反响良好。然而，作者因受信仰的影响，在对待人物、事件的评价和年代分析上，缺乏更细密的考证和分析。

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翊灼的《西藏佛教史》。任乃强翻译了沈朗绛村的《西藏政教史鉴》，在《康导月刊》(1940年7月—1943年10月)上连载。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介绍藏传佛教，梳理了藏传佛教历史，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启蒙宣传作用，为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史奠定了基础。五六十年代，又有满月的《汉藏佛教之光》(《海潮音》1950年，第6期)、吕澂的《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现代佛学》1953年，第8期)、欧阳无畏的《喇嘛教》(《西藏研究》台北，1960年，第8期)等，分别从汉藏佛教关系、佛教经典翻译等方面介绍藏传佛教历史。

法尊法师毕生致力于藏传佛教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作出了巨大贡献。40年代，他出版了《西藏民族政教史》。以后又在《现代佛学》上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包括《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后弘期佛教》《西藏佛教的响巴迦举派》《西藏佛教的萨嘉派》《西藏佛教的宁玛派》《西藏佛教的迦当派》和《西藏佛教的迦举派》，他充分利用藏文第一手资料，用现代研究方法，详细论述藏传佛教史，深刻分析各教派的教理特点和传承关系，对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条分缕析，客观求实，全面系统，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和学术思想，影响之大，实无可比。书中的有些资料和观点，今日仍被广泛引用。

王森先生是藏学界的一位资深学者，他精通汉、藏、梵、英几种文字，佛学知识渊博，在藏传因明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1965年，他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铅印成册，流行于学术界。此书系王先生数十年刻苦研究的心血结晶，虽然在体例上与法尊之作相似，但所用方法不同，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王尧和李冀诚曾撰文做了高度评价。王尧认为，此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广搜博览，追求真实，特重证据，重视史源，追求历史客观真相；二、梳理史料，探幽据微。能于细处洞察真实，将若干历史现象作为导引，寻求其内在的、本质上的原因；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统驭真实史料，以科学的方法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和深刻性描述，解决了许多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看法，是20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史方面少有的学术专著，最富权威性，一直被作为研究藏传佛教史的范本而引用。1987年，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命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1982年，王辅仁先生出版了《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书，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深刻论述了藏传佛教发展历史，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以简明通俗的文字把西藏佛教的发展过程勾勒出一个轮廓。”分析了藏传佛教的基本思想和制度，但是书中有些观点还可以商榷。

如果说上述几部佛教史专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论客观系统地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那么，198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安宅先生的遗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则是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以大量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写成的一部藏传佛教史专著。此书虽然写于半个世纪以前，但它毕竟是拓荒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劳动成果，填补了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藏传佛教史的空白。

199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孙尔康四人合著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此书原名题为《西藏佛教述略》，1978年以“未定稿”的名义排印，在内部征求意见。此次出版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很大修改和补充，概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发展及其本质和历史作用，对寺院经济、寺院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的藏传佛教也有所涉及。已故西藏民族学院教授彭英全编著的《西藏宗教概述》一书也是用马列主义研究藏传佛教的专著，多年来在学术界和宗教界被广泛引用，曾作为一些大学的教材使用。

199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李冀诚先生的《藏传佛教》一书，概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教义、组织、制度和在藏、蒙古、土、裕固族等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以及传播地区的各种情况。1985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冀诚、许德存编著的《西藏佛教诸派宗义》一书，分述藏传佛教宗派史，颇具特色。199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刘立千撰写的《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既谈历史又谈思想，颇为学界所重。

在藏传佛教史研究队伍中，学术界、藏学界和佛教界人士三支队伍已组成了一个多结构、多层次的梯队，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他们继续进行传统项目的研究，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不仅领域日益拓宽，而且方法不断更新，成果逐年增多。特别是藏族学者表现突出，撰写了有特色的著作，如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平措次仁的《西藏佛教史》（藏文版）。1987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玛根桑的《教派源流综述》（藏文版）等。

近年来，研究论文发表的也很多。次仁央宗发表在《西藏民族宗教》上的《西藏宗教历史发展概述》(1994年冬季号—1995年春、夏、秋季号)，就用现代研究方法简述了西藏宗教(包括苯教和佛教)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浅显易懂。有关论文，兹不一一列举。

（六）教派史的研究

教派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丰厚，参与研究的藏汉族学者较多。在早期研究中，成绩最突出者当推法尊法师的系列论文。观空法师的《西藏佛教的格鲁派》一文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格鲁派的历史和戒、定、慧三学并重、止观双运的修持特点和教理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起，港台地区开展了对各教派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对关键人物、教义教法和各种制度研究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对噶举派和宁玛派的研究比较多，部分成果收集在张曼涛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近年陆续出版的《西藏学研究文集》等，则收录了最新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70年代以来，噶举派以分布广、势力大、派系多、教法独特而闻名，一直受到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刘立千撰写的《藏传佛教噶举派》一文引用多种藏文资料，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噶举派历史，以因、道、果概括该派教义，总结出它所独有的特点。刘锐之、谈锡永、谈延祚等人对噶举派的教法传承关系颇有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唐景福在《西北史地》上发表了《略论喇嘛教噶举派的历史作用》(1985年，第2期)。房建昌先后发表了《藏传佛教噶举派形成史》(《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止贡噶举派在西藏的兴起与发展》(《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噶玛噶举派的司徒活佛世系与八蚌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等。他的特点是吸取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噶举派遥远历史及其有关问题。

张天锁发表了《噶玛巴·推松钦巴传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张松操译有《香巴噶举派传承概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石世梁撰写了《玛尔巴与噶举派》(《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和《简论止贡噶举的兴衰》(《西藏研究》1995年，第4期)。在后一篇论文中，石世梁认为止贡派的兴衰历史，实际上是西藏中世纪史的一部缩影。吴俊荣的《噶玛巴源流及其历史地位》(《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从噶玛巴源流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噶玛巴首创活佛转世制、噶玛巴领袖地位的确立、噶玛政权和噶玛巴遗嘱等五个方面将噶玛噶举派近八百年的历史作了概述，并介绍了部分噶玛巴遗嘱和第16世与第17世噶玛巴活佛。

在藏族学者中也出现了一批噶举派研究专家，像措如·次朗、次旦格列、丹贝仲美等人著文论述噶举派教史。特别是措如·次朗先生具有渊博的佛学造诣，198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噶举派史略》一书，这是利用藏文史籍和资料，全面论述噶举派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著作，可以作为噶举派通史看待。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宗派，关于它的形成，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法尊法师认为，宁玛派是指前弘期所传的密教。应该指出，这个定义是仅从佛教的一般而言。作为一个宗派，必须具备独特的教义、教规、组织和寺院经济基础，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宁玛派也不例外。虽然宁玛派基本教义在吐蕃时期已经出现，但其他几个条件直到11—12世纪才形成。所以，真正成为一个教派也是在这个时期。

20世纪初，诺那、贡噶等上师在内地弘法，宣传宁玛派教法，培养人才，开展对宁玛派的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在大圆满法上，涉及教派史的论文并不多。1993年《中国藏学》第1期上发表了刘立千先生早年的论文《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一文，专门从体、相、用三个方面分析大圆满法。通真的《宁玛派简介》(《西藏民族宗教》1993年，第1期)一文，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简明扼要地论述宁玛派的形成，考证分析了其代表人物、教理特点，介绍主要寺院。

198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措如·次朗撰写的《宁玛教派史略》一书，作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教材使用。此书是20世纪以来，由藏族学者用藏文撰写的宁玛派教史专著，梳理了宁玛派的历史，对学术界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透彻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是研究宁玛派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萨迦派是比较重要的教派。13世纪元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该派高僧萨班、八思巴等人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代表元朝管理西藏，设立本钦负责制，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有关萨迦派研究，一直是热门课题，除了在《西藏民族政教史》《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藏佛教史略》《西藏佛教史》等史著中介绍外，专题性研究论文也较多。法尊的《西藏佛教的萨嘉派》简述了萨迦派的历史渊源和教法传承关系以及道果法的特点，是50—60年代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80年代以后，萨迦派研究越来越向纵深发展。1980年上官剑壁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略论喇嘛教萨迦派的历史地位》；张敦安发表了《试论萨迦派》(《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唐景福和温华发表了《试论西藏佛教萨迦派的历史及其作用》。这些论文对萨迦派的创立、教法核心、传承关系和特殊历史作用都作了详细论述。认为萨迦派协助元朝中央政府完成了祖国统一西藏的大业，推动了西藏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藏族学者中，近年也涌现出一批萨迦派研究专家，如达瓦次仁、赤列加措、单增卓玛、通真等人，他们纷纷撰文论述萨迦派的历史沿革和在实现元朝统一大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贝瓦尔·确列多杰的《萨迦派史略》(民族出版社，1989年)是用藏文撰写的萨迦派专著。作者站在佛教正统立场上，全面叙述了萨迦派的形成与发展史，深刻分析了道果教授理论，对庞杂的教义体系进行了梳理，作为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教材使用，学术界对此书也十分重视，引用较多。

觉囊派是一个特殊宗派，由于其所坚持的中观“他空”见，曾受到藏传佛教其他宗派的有力批驳，斥它继承了古印度外道学说，否定其作为佛教支派的地位，因此影响远不如其他宗派。17世纪，格鲁派取得西藏地方的绝对统治权以后，迫使觉囊派寺院改宗，致使觉囊派几乎绝传。学术界因此而认为觉囊派绝传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甚至不少人根本不承认觉囊派是一个独立的教派，认为它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实际上，14世纪，觉囊派已传播到四川阿坝地区，势力日盛。17世纪，觉囊派受到五世达赖喇嘛的打击后，把中心从它的发祥地西藏转移到阿坝，形成了一个以中壤塘寺为中心，辐射青海果洛地区的势力集团。

对于这样一个教派，20世纪80年代以前，仅有郭元兴居士曾对“他空见”做过概略介绍。近年来由于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学术界开展了对觉囊派寺院的调查，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成果。许德存利用藏文第一手资料和实地考察所得的材料，先后发表了《川青两省藏区觉囊派寺院调查》(《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多布巴及其〈山法了义海论〉》(《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觉囊派他空思想浅论》(《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觉囊派思想浅析》(《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藏传佛教“自空”“他空”思想评析》(《佛学研究》1994年)等数篇论文，翻译出版了《觉囊派教法史》《中观他空思想述略》等，对觉囊派进行全面客观的论述，重新确立了觉囊派的佛教地位。他的有些成果被学术界广泛引用，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觉囊派研究方面成绩较突出的藏族年轻学者。

佘万治先生也在此项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独立发表了《他空见——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佛性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又与刘俊哲合撰了《藏传佛教觉囊派哲学思想初探》（《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还与阿旺、石硕等人合写了有关中壤塘寺和炎布底寺的调查报告。

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四川阿坝州中壤塘寺高僧云登桑布撰写的《觉囊派史略》(藏文)一书，作为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教材。该书重点介绍了觉囊派的思想传承。蒲文成和拉毛扎西合著的《觉囊派通论》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觉囊派的研究目前正处在高潮，在整个藏传佛教研究中已争得一席之地。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最晚形成的一个宗派，势力之大是其他宗派无法相比的。17世纪以后，西藏基本上纳入其管辖范围，政教合一集权统治是其特点。一个世纪以来，格鲁派的研究，成果之丰，引人注目；范围之广，他派难比。许多研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值得重视。20世纪早期，大勇、法尊、刘家驹、观空、林志钧、任乃强等人对格鲁派的历史沿革、教义教规、寺院组织和重要人物等作了论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为学界所重。40年代，周兴勋在《康藏文化》上发表了《黄教的起源与发展》(1944年，第1期)，专门探讨格鲁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及其发展传播史。观空发表了《西藏佛教格鲁派概观》(《现代佛学》1957年，第12期)。以后，发表的有关论文没有太大的突破。

近年来研究格鲁派寺院经济、制度、高僧的论文越来越多，相比之下，涉及格鲁派历史的论文显得稀少。198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赛仓·罗藏华丹撰写的《格鲁派史略》(藏文)，此书用藏族传统的研究方法，探究格鲁派的历史渊源，分析其教理思想，介绍其历史作用，阐述其宗派地位，是80年代以来出版的格鲁派专题研究的藏文著作中较佳的一部。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全面系统，重点突出历史，兼述教法。

此外，在对历史人物布顿、达巴桑结、玛久拉仲等人的研究中，开展了对与他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夏鲁派、希解派和觉域派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多，但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七）史籍整理翻译研究

学术界、佛教界对藏文佛教史籍的整理翻译与研究向来比较重视，已经出版的原著、译著数量相当可观。大勇、法尊、能海、张澄基等佛界学人曾翻译了一批藏文典籍，但其中有关佛教的史籍几乎没有。真正对藏文佛教史籍的整理和翻译工作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佛教协会在这方面起到了组织的重大作用。1962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召集张建木(张克强)、郭和卿、汤住心、胡继欧等兼通汉藏两种语言文字的藏学名家，研究翻译之事，决定由张建木翻译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汤住心翻译布顿的《佛教史》，胡继欧翻译循努贝的《青史》，郭和卿翻译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的《西藏王臣记》。这次有组织有规模的翻译活动，影响深远。遗憾的是，后来胡译和汤译遗失，由郭和卿先生再补译了《青史》和《布顿佛教史》，这些译著先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出版。《印度佛教史》先由中国佛教协会内部印行，不久重新修改，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革”结束后，藏传佛教史籍的整理翻译工作有了很大进展，《红史》《新红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籍》《萨迦世系史》《觉囊派教法史》《土观宗派源流》《止贡法嗣》《雅隆觉沃教法史》《弟吴宗教源流》《奈巴教法史》《安多政教史》《如意宝树史》等史学名著先后翻译出版发行，受到学术界的欢迎。《智者喜宴》译文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连载。《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已译完待出版。

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藏文史籍还有《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达隆教史》《宁玛教派源流》《娘氏教法源流》《隆庆教史》《主巴教史》《莲花遗教》《五部遗教》《土观佛教史》《章嘉宗派源流》《知识总汇》《洛绒教史》《拔协》《教派广论》等，一些高僧的传记和寺志也陆续整理出版，它们不仅为藏传佛教史研究提供了资料，而且推动了藏传佛教乃至整个藏学研究的深入。

随着学术界对藏文史籍的更多了解，一批相关研究论文也陆续面世。林传芳曾发表了研究《青史》《红史》《西藏王臣记》方面的系列论文。近年来，关注《拔协》《青史》《布顿佛教史》的人越来越多，对书中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年代、人物等进行分析、考证、评论，成为热潮。王尧先生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一文中，对影响较大的几部史籍作了全面介绍。巴桑旺堆的《藏族十大历史名著概述》(《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从历史学角度对《娘氏教法源流》《弟吴宗教源流》《赞普宝训》《嘛呢全集》《布顿佛教史》《红史》《雅隆觉沃教法史》《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籍》《青史》《智者喜宴》作了介绍，总结了各书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郝苏民、才让也发表了介绍佛教史籍的论文，从学术角度对各部史籍作了客观评论。

（八）传播史与关系史研究

在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方面，发表的成果较多，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所发表的成果，不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进展。李冀诚的《藏传佛教》一书，着重论述了藏传佛教在藏、蒙古、土、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杨学政的《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影响》(《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认为，吐蕃佛教是伴随着吐蕃势力进入云南地区的。13世纪，忽必烈用兵云南，将滇西北纳入元朝治下，受其独尊的萨迦派率先传入云南，逐渐在浪渠、永宁等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兴盛起来，建立了不少寺院。随后有噶举派、格鲁派传入，明代以后格鲁派势力独占鳌头。作者在同年的《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上还发表了《略论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演变特征》一文。陈世良、谭吴铁、陈国光三人合撰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也值得参考。

王德恩发表的《综述格鲁派佛教传入蒙古的社会历史条件》(《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对学术界关于格鲁派东传蒙古方面的观点加以综述后，指出：格鲁派于明代阿勒坦汗时期传入蒙古，取代了蒙古族传统信奉的萨满教。传入的经济条件——阿勒坦汗的新经济道路与萨满教文化的矛盾；政治条件——阿勒坦汗的现实地位与传统“嫡长继承权”的矛盾；思想条件——阿勒坦汗的政治目的与萨满教“天命论”的矛盾；文字条件——蒙古文的成熟与普遍应用，以及格鲁派的文化特点与蒙古民族的传统性格之条件。作者强调，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后，其“神权和神学理论(转世论和众生皆可成佛论)与宗教实践在蒙古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诸矛盾的解决中发挥了作用”。薄音湖的《关于黄教传入内蒙古的几个问题》(《蒙古史论文选集》第2辑)认为，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是蒙古族自身的文化需要。他通过考证，确立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信使阿兴喇嘛非俘虏而是使臣的观点，澄清了这一悬而未决的疑难。春蕾和邢法晨分别发表了《试论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原因》(《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研究》)和《论黄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原因》(《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周生文和蒲文成发表了《噶举派在青海的传播与现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追根寻源，介绍现状。韦明的《12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藏传佛教的东传》(《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一文简述了萨迦、噶举两大教派在蒙汉、西夏地区的传播。认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东传的历史特点，一是依靠皇室支持，二是以密宗见长，它的东传对汉地佛教的发展造成了影响，促进了蒙古、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朱普选的《中国藏传佛教传播的文化生态学考察》(《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考察了藏传佛教的传播，颇具特色。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很多，在此从略。

佛教关系史研究起步比较早，从已发表的著述看，侧重于汉藏佛教关系，对藏印佛教关系、藏尼佛教关系以及藏传佛教与其他地区佛教之间的关系研究涉及不多。妙舟的《蒙藏佛教史》对蒙藏佛教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颇章喀等人曾在《海潮音》第9、10、11期上连载《西藏教派与支那堪布的宗见》(1938年)，着力于吐蕃佛教与汉族禅宗思想的对比，提出了摩诃衍那的“顿悟成佛”对西藏佛教所产生的影响。吕澂的《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现代佛学》1953年，第8期)和满月的《汉藏佛教之光》(《海潮音》1950年，第6期)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论述精到。

关于唐蕃佛教关系，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大多认为吐蕃佛教乃至藏传佛教受唐代禅宗思想的影响较深。甚至有学者提出，宁玛派的大圆满法是以禅宗理论为基础而建立其思想体系的。郭元兴的《莲花生大师的生平及其学说与唐代真言宗的关系》通过对吐蕃密教和唐密的认真分析，提出了大圆满法与汉文化易学、唐密之间的渊源关系。他说大圆满法与易学的太极同义，大迁转身与大易同义；藏传的密教思想体系是以唐密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这些看法将大圆满法源自唐代密宗或禅宗的说法又推进了一步。王尧先生认为，经过顿渐之诤，顿门派虽然失败了，“但是禅门顿悟思想继续在影响着吐蕃以至后来的佛教”。张广达的《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其有关的敦煌文书》、陈庆英的《西藏佛教史上的汉印佛教辨说》、阿沛·晋美的《论赤松德赞时期汉传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黄颢的《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等论文都是通过对敦煌文献、吐蕃佛教顿渐之诤论述禅宗的“顿悟成佛”对西藏佛教的影响。黄颢认为“吐蕃在敦煌一带的确受到汉地佛教的深刻影响，由于佛教的信仰加深，给吐蕃视为其辖地的敦煌及唐蕃关系带来了很大变化”，而敦煌佛教的发展，对当时汉族佛教文化也产生了影响。这几篇论文都认为，唐蕃(汉藏)佛教之间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影响。尕藏加的《吐蕃佛教与西域》认为，吐蕃佛教的形成发展，受到汉地、西域、克什米尔和尼泊尔佛教的影响，吸收了它们的教义精华。班班多杰在其《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一书中涉及了汉藏佛教关系，特别强调了禅宗思想对大圆满法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和志武的《藏文化对纳西文化的影响》和黄振华的《略述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从文化角度论述了藏传佛教与纳西、西夏文化的关系，列举了实例，提出了新看法。

另外，陈庆英的《章嘉·若必多杰与清朝皇室兴建的喇嘛寺院》(《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赵云田的《章嘉和清朝的藏传佛教的政策》(《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扎扎的《试述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西藏研究》1981年，第4期)，王湘云的《清朝皇室、章嘉活佛与清代喇嘛寺庙》(《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等论文通过对章嘉活佛和部分高僧的研究，论述藏传佛教与清朝中央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深度。

总之，藏传佛教史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走过了一个从20—30年代的兴起，到40—60年代的大发展，再到80—90年代纵深发展的路程。特别是40—60年代法尊的系列论文发表和王森先生的著作出版，以及系列藏文史籍的翻译出版奠定了此项研究的基础。虽然后来也有不少专著、论文出版发表，但仍徘徊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很少有大的突破。从整体上说，藏传佛教史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但前景并不乐观，面临的问题还非常多。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藏传佛教史研究日受冷落，呈现下滑的趋势。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交流发表的有关论文逐年减少，不正确看待藏传佛教的历史文化现象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该文原载《佛学研究》，1999年，署名索南才让，第331—341页；许德存：《藏传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537—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