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展中国藏学研究而努力——在 第一次干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有关单位的协助和支持下，于1986年5月20日正式成立的。它的成立是藏族人民的大事，也是藏学界的大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

成立 ，就是要组织、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工作，发展中国藏学事业，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藏族的昌盛和进步服务。

现在，我代表 常务干事会，向全体干事和学术顾问、与会的专家学者汇报一下藏研中心两年来的工作和今后工作的一些设想。其中包含一些个人的意见，请大家审议、指正。

一、 两年来的工作情况

成立两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六项工作：

（一）建立了藏研中心的领导机构和科研体制。藏研中心的领导体制，是常务干事会、干事会和学术顾问。常务干事会为领导核心，由总干事和副总干事组成。干事会和学术顾问的任务是，就制定藏学研究指导性宏观规划和重大科研项目进行论证，作出决策。现经中央批准，已设置了七人常务干事会，并与有关省区和单位协商提出聘请干事会干事名单，现已确定聘请24位干事会干事，同时聘请了在学术上享有盛誉的费孝通、李铁铮、季羡林、任继愈、王森教授为学术顾问。科研体制方面，根据改革的精神和精简的原则，采取按重点课题建立课题组的科研体制。现在中心有工作人员87人（藏族占42人）。其中科研人员及其辅助人员60人（藏族36人），包括研究员4人，副研究员8人，中级研究人员20人。

（二）制定藏学研究规划，组织和协调全国的藏学研究工作。

成立伊始，就根据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加强应用研究的原则，在调查了解国内外藏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着手拟定全国性的藏学研究规划。这个《全国藏学研究1989—2000年重点项目选题规划》（草案），将在这次会议上提请与会同志们审议。我们希望，经过讨论、修正，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内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成为供国内各藏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们采纳的选题规划。

（三）规划中有三个项目是中心的重点科研项目，也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这三个重点项目是：

1.《元朝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研究》。本课题的研究，是用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力地驳斥所谓的“西藏独立”论。这一课题包含两个子课题，即从大量的藏、汉、满、蒙古文档案中，整理汇编出一百余万字的《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利用这些档案史料和其他文字的史料（包括外文史料）撰写的《元朝以来西藏与祖国关系史》。《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由中心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共同协作进行。1987年年底已整理汇编了《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初选稿）》（50余万字），并分送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审阅。全书预计1990年完成，将用汉、藏、英三种文字出版，向国内外发行。《元朝以来西藏与祖国关系史》课题，由中心同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同志共同进行，现已拟定了全书编写大纲，组成了编写组，落实分工，目前一些章节已写出初稿。

2.《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校编辑工作。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丹珠尔》）是《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姊妹篇，是《中华大藏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藏族中有深远影响，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是藏学研究中最基本的资料之一。对勘藏文《大藏经》，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工作有着重要意义。经中央批准，藏研中心特设“藏文大藏经对勘局”，由中心副总干事扎西泽仁同志兼任局长，土登尼玛研究员负责主持对勘工作。首先对勘《丹珠尔》部分，以校勘精细的“德格”版为底本，以“北京版”、“卓尼版”和“那塘版”为参校本进行逐句对校，只勘出经文中的异同及字句的错落，不加按断。对校记附各卷之后。对校编辑工作从1987年10月开始，截至目前，礼赞部和续部等16部已对勘完毕。《大藏经》的全部对勘工作预计十余年完成。

3.《西藏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研究》。梵文贝叶经包含古代印度的文学、语言学、逻辑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的极其丰富的罕见文献。西藏现存贝叶经，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大部分写于8—14世纪之间，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一向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这个课题，由著名梵文专家季羡林、王森教授等进行指导，由罗昭同志组织，并吸收有关藏族学者参加。中心于1987年派员进藏，在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的积极支持与协助下，已将33000页梵文贝叶经全部制成缩微胶片。整理研究我国现存的梵文贝叶经可以大大推动我国梵文研究事业的开展，这将对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产生重大影响。

（四）正在进行的其他研究项目有：

1.《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这是一部比较系统描述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形态的专著。这个课题，由中心牵头，与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协作，运用实际调研材料和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等进行编写，计划5年完成。1987年在京召开了第一次课题协作会，签订了协议书，明确了分工，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西藏那曲、山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收集到几十万字的调查资料。今年已整理编写出两份调查报告，并组织联合调查组赴西藏阿里、昌都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编辑《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论文选编》的工作也正在进行。

2.《藏文大辞典》。是一部综合性大型辞典，计划收集历史、宗教、文学、地理、天文、历算、工艺、人物等方面的词目6万余条。由中心副总干事东噶·洛桑赤列教授主持，已于1987年10月开始工作。全书预计7年脱稿。这将为藏学研究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实用的工具书。

3.《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和中心进行协作，预计4年完成。1988年课题组先后两次赴拉萨等地区进行问卷抽样调查研究，共收回问卷1800份，在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已写出综合和专题研究报告6份。这些研究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已引起重视。这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将会有助于中央、西藏自治区政府了解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等状况，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五）建立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和中国藏学杂志社。出版社重点进行三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即《五明精选丛书》（藏文）、《中国藏学史料丛刊》（汉文）和《西藏知识小丛书》。1988年已审定藏、汉文书稿8部，其中发稿5部。《中国藏学史料丛刊》中的《钦定理藩部则例》已于去年（1987年）10月出版。五明精选丛书中的《布顿佛教史》和《量理宝藏注疏·教理曦论》已于本月（1988年10月）出版。

《中国藏学》杂志，是向国内外发行的藏学学术刊物，分藏、汉文版，全年各出版4期，共8册。现已出版藏文版3期，汉文版4期。它的出版已引起国内外藏学界的关注。

（六）行政后勤工作方面。租赁了办公用房，购置了部分设备，保证了科研工作的开展。基本建设，已由国家计委和中直管理局下达任务并批准立项，目前选址和初步设计工作已完成，争取尽快开工。

由藏研中心与航空航天部七一零所合作研制的藏文文字处理及藏汉激光编辑排版印刷系统已于今年9月通过部级鉴定，这项成果使藏文信息处理、图书资料检索及藏文图书编辑等实现计算机化。

二、关于我国藏学研究几个根本性问题的认识

藏学是一门世界瞩目的新兴学科。加强藏学研究工作，使我国藏学在学术上逐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为发展我国藏学，搞好藏学研究，应明确和解决如下几个基本认识问题：

（一）关于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藏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包含一部分自然、社会科学的内容。它的研究包含以西藏为主并包括川、青、甘、滇整个藏族的社会、经济、历史、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和汉学、蒙古学、突厥学以及敦煌学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学研究的范围，有一个发展过程。

就藏族传统研究对象而言，按其传统的学科划分，主要是大五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明）和小五明（修辞学、辞藻、韵律、戏剧和历算），以及历史、地理、人物传记等方面的研究。

就国外19世纪以来的藏学研究而言，它的研究范围仅局限在宗教、历史、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更侧重于宗教和文化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从藏学研究现状看，它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跨越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畛域，其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突破了传统体系的范畴，发展成为对藏族及其社会各个领域的研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超越了过去，成为一种多元并存的态势，由于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生命科学等在藏学研究中的运用，不仅拓展了藏学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而且交叉学科、边沿学科也在不断出现，这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规律。

但是，藏学作为一门学科尚待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藏学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的逻辑结构和相互关系尚未完全确定，学科的理论、方法、术语等尚待完善。学科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同学科发展的一定程度相适应的。这是学术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进行思考和探索，逐步建立起我国藏学学科的体系。在当前的条件下，根据历史和现实、基础和对策相结合的原则，我们是否可以先将藏学的分支学科初步分列为：历史、地理、考古学科；语言、文字学科；社会、人类学科；政治、法律学科；经济发展学科；宗教、哲学学科；文化、教育学科；文学艺术学科；科技、医药、历算学科；外向关系学科；档案、文献目录学科。这次会议要讨论的《全国藏学研究1989—2000年重点项目选题规划》（草案），基本上就是按此制定的。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的讨论、修正，能确定一个既适应当前藏学研究的实际，又考虑藏学研究发展的藏学分支学科的逻辑结构。总之，就藏学研究的范围来说，它具有传统性、时代性和发展性。

（二）关于藏族丰富的文化传统的认识、理解和研究的意义。藏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之一。古代藏族建立的吐蕃王朝，在亚洲大陆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藏族人民为缔造伟大祖国、开发边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近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藏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一起写出了壮丽的篇章。

藏族人民具有极大的创造才能。它的别具一格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上也占有显著地位。从公元7世纪，藏族创制文字以来的1300余年的历史，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珍贵文献，卷帙浩繁，仅次于汉族。有数十万函经典文集，如布顿、萨班、八思巴、宗喀巴等一大批卓越的学者大师的巨著。至今，西藏及其他藏区还保存着元代以来的藏文历史档案数百万件。这些都是研究藏族历史、哲学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西藏各派佛教在宗教哲学、宗教仪轨、寺院组织和修行次第等方面都自成体系，其传播及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蒙古、新疆，远及西伯利亚，并留传下闻名世界的大量的佛教典籍和文物。藏族先哲翻译佛经所用的大量梵文典籍（即贝叶经），现在仍有一大部分保存在西藏，这是海内秘籍，中国的瑰宝。对藏传佛教及其经典进行科学研究，将给佛教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得出新的论断。和平解放前，西藏是典型的僧侣贵族统治的农奴制社会，对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经济形态进行调查，并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的社会形态、欧洲中世纪、俄罗斯封建农奴制相比较，将西藏农奴制社会置于中华民族史乃至世界史的系统中进行全面的研究，会加深对人类社会史上的封建前期社会形态的理解；加深对于在农奴制废墟上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认识和理解。藏语是汉藏语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语言，藏文是历史悠久的拼音文字。藏语文的研究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与南亚次大陆诸国相邻，3500公里国界线外还有一部分藏族或用藏缅语族语言的民族，对于这些民族的研究，不仅能加深睦邻关系，而且还可以辅助探讨西藏问题。藏族在天文、历算、医药、建筑、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大大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所有这些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广博丰富的内容，分别成为藏学研究工作者潜心研究、探讨不竭的极其深邃的源泉。

至于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适应与变革问题研究，是个重大课题。这类问题，是第三世界普遍的热门课题，是一种国际性的趋势，我们应该谨慎地超前进行探讨，为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服务。

（三）关于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诸问题。藏学的故乡在中国。我国学者研究藏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据现有文献记载，可以上溯至隋唐。在历代史籍、方志、专著以及私家文集中屡见不鲜。历史上，藏族中一些知名的大德学者在大小五明的研究中进行大量的著述和注释工作，其著作极为丰富，对藏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有个别藏族学者用现代人文史观和方法，著书立说，开创了一代新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藏学跟其他一些学科（如蒙古学、突厥学、敦煌学）一样，不可能得到重视和发展，只有一些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了一些专题探讨，发表了颇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用自己的成果，为藏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藏学研究工作，周恩来同志生前对藏语文学习、藏文文献的整理和藏族社会的调查研究十分关注。50年代以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国先后组织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大批专家、学者，组成多学科的科学考察队对西藏及川、青、甘、滇藏区进行了语言文字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搜集整理了大量珍贵史料，为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区取得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同时，在中央和地方高等院校还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藏语文教学、科研和编译人才。通过上述工作，编写了藏族简史、简志，出版了词典和专著，发表了研究文章，促进了藏学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个良好的开端，被“文化大革命”打断，停滞了十年之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藏学研究开始走上正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景象。藏学研究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中央和有关省区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了藏学研究机构，一大批藏、汉各族的教学、研究人员分布全国各地。近年来，还创办了藏、汉文刊物，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藏学研究论文，出版了藏、汉文古籍、专著和画册。但是我国现有的研究力量还比较分散，缺乏统一的组织和规划，因而成果还不够大。这同我国在藏学研究领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称。

在国外，早在19世纪，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便开始研究藏学，嗣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东侵，西藏的历史和文化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藏学也就逐步发展起来。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中，西藏一批人员携带大量藏文文献和文物外流，国外的一些藏学机构和学者邀请了一批国外藏胞中传统文化造诣较高的人员，同当地原有的藏学研究人员相结合，积极开展藏学研究。某些国家的反动势力也开展所谓的“西藏问题”研究，为他们的反华策略服务。这就是国外出现“藏学热现象”的历史文化背景。藏学几乎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热门学科。在日、意、英、法、德等国继续保持各自的研究传统，苏美凭借其超级大国的财力迅速追赶，甚至连澳大利亚、匈牙利，北欧丹麦、瑞典、芬兰，中欧瑞士也有人在研究西藏。国外出版大量书刊，刊印古籍也蔚然成风。此外，还召开过几次国际性的藏学会议。国外藏学书刊中，有些是一般读物，也有鼓吹“西藏独立”论的货色。虽然不少论著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也确实占有材料，有所发现，是可供参考的著作。因此，为了发展我国的藏学研究，全面了解国际上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向，是十分重要的。

（四） 的宗旨及其任务。它的宗旨是团结广大藏学界人士，遵循历史和现实、基础和对策相结合的原则，共同加强对西藏及其他藏区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各方面的研究，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藏族文化事业，扩大藏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加强国际文化合作，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早日实现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四个现代化服务。其主要任务是：

1.组织和协调全国藏学研究。近年来，我国藏学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各自拥有一批科研骨干力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藏学是一门多学科的研究。从地域来讲藏区又很广袤，各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在藏学研究领域要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只靠少数单位的力量，少数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依靠全国各个藏学研究单位科研力量的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运用多学科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加强综合性研究，才能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在国内藏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制定藏学研究规划，确定重大项目，组织重大课题的协作攻关。提供这次会议讨论修正的《全国藏学研究1989—2000年重点项目选题规划》（草案），就是为此目的制定的。我们希望，会议修正通过的这个规划，能够协调全国藏学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工作，既发挥各地区各单位的优势，进行分散研究，又保证重点，避免重复，推动全国藏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2.积极开展自身的科研工作。要建立起一个藏学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如果自身没有研究出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则难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承认。藏研中心努力开展自身的科研工作，绝不是排斥其他藏学研究机构，更不能代替他们的研究工作。我们一定要同其他藏学研究机构搞好横向联系，互通信息，紧密协作，进行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尽快拿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3.抓紧培养藏学研究人才。在科研工作中，人才是关键。要推出出色的科研成果，必须有出色的科研人才。培养人才是项基本建设。目前，我国藏学人才少，力量单薄。我们要抓紧做好这项培养人才，尤其是藏族人才的工作。我们要采取特殊措施、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造就一批高水平的藏学研究人才：一是选拔有志于藏学研究的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青年，培养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增强藏学研究的后备力量；二是有计划地组织现有科研人员进行继续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对优秀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还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出国深造；三是为国内有造诣的藏学老专家、学者创造更优越的研究条件，请他们带徒弟，给他们配助手，使他们丰富的知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宝贵经验得以传授下来。培养年轻的藏学研究人才是把我国藏学研究事业延续下去的关键。我们认为上述培养人才的措施，也适合各地藏学研究机构，希望共同努力抓紧这项工作。我们还认为全国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该携起手来，发挥各自的优势，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把这项工作搞上去。

4.掌握国外有关“西藏问题”的动态。近30年来，在国外藏胞中有少数鼓吹“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势力，出版大量书刊煽动“西藏独立”，挑拨汉、藏民族关系，破坏国内各民族大团结，混淆国际视听，造成恶劣影响。其他国家的出版物，有的也同国外分裂主义势力沆瀣一气，歪曲乃至捏造历史，给西藏历史研究制造极大的混乱，为国外分裂主义势力张目。藏研中心要认真掌握国外有关“西藏问题”的动态，坚决反对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书刊进行分裂我国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必须从学术研究的高度，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向世界人民实事求是地介绍西藏和藏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阐述西藏和祖国关系的历史，给国际上散布的谬论以严正的批驳，还历史本来面目。还应加强研究国外对“西藏问题”的言论和行为动态，对国外藏胞，特别是对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势力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向中央领导部门提供有助于决策的研究成果，并及时向中央提供其动向。

三、今后的几项主要工作

藏研中心成立两年多来，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仅仅是开头。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今后，我们要继续以改革的精神，围绕科研这个中心，在认真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落实完成这个会议修订的选题规划为中心，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主动积极地为各地藏学研究服务，开好全国藏学研究“规划会”，确定重点项目，搞好重大课题协作，定期向各地提供信息，帮助建立横向联系，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协调好全国的藏学研究工作。

（二）加强藏研中心的科研队伍建设。藏研中心要成为学术研究中心，必须有几位有成就的藏学专家，特别是藏族学者，做学术带头人，配备若干得力助手，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出新成果。如此，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风格。我们要从全国各地积极选调或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来中心工作，作为学术带头人，使我们的科研力量形成梯形结构，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队伍。我们还必须花大力气提高现有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的业务素质。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藏学中青年科研人员应该具备以下几条：1.基本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有比较扎实的藏学专业基础知识，要了解并能运用一些先进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某些对社会科学研究有借鉴作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3.比较熟练地掌握藏、汉两种语文，能够看懂藏汉文文献，争取懂得一种或多种外文。基于上述对藏学科研人员的要求，根据藏研中心的实际情况，我们准备采用进修、讲座、培训班等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现有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严格的培训，逐步达到上述要求。

我们不仅要大力培养青年藏学人才，而且要广泛团结藏汉等各族的藏学专家、学者，包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国外藏胞中的专家学者，形成一支强有力的藏学研究队伍，共同搞好藏学研究。我们注意到，国外藏胞中有一批热爱祖国、潜心学术研究、成绩卓越的学者，我们不仅真诚地欢迎他们回国做研究工作，开展学术交流，而且要主动、积极与他们合作，互通信息和资料，共同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三）逐步完善中心的科研管理体制。藏研中心作为一个新建单位，在改革中同样需要树立改革的观念，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总结经验，逐步完善藏研中心的科研管理体制。

在科研工作的安排上，要根据中心的客观实际，采取多种形式进行：1.藏研中心本身开展研究；2.同其他单位进行合作研究；3.将课题委托其他单位和人员进行研究。通过上述方式开展科研活动，集中人力财力，加强我们的重点学科的建设。

在业务人员和行政人员的管理上，要制定有关条例，逐步实行聘任制。

（四）抓紧图书、档案、资料、情报建设，健全科研服务系统。图书、档案、资料、情报的收集整理是科研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衡量科研事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存的藏学文献资料极其丰富。仅西藏的藏文历史档案就约有三百万件，特别是元、明、清代的文书档案更为珍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青海、甘肃等省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均藏有大量有关藏学的档案文献和文物珍品。藏文古籍和手稿，约有数万种，大多数属于珍本、孤本。西藏和北京还保存着1300多种梵文古籍，其中相当一部分亦是世界孤本。另外，还有一些资料散存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等地。由于这些文献资料分散在边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查阅困难，需要广泛收集，以利学术研究。因此，我们要集中一定的财力和人力，尽一切可能，积极收集、缩微和复印国内现有的有关藏学的藏文、汉文档案、图书、资料。此外，我们还要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散失于国外的藏学文献，以及国外研究藏学的代表论著和报刊资料。力争在21世纪前期，把藏研中心办成国内外藏学资料较为齐全的单位。当前，我们的图书资料整理工作还显得比较薄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加强图书资料工作的建设，提高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掌握运用现代化技术设备的技能，加强图书资料整理工作，以促进藏研中心的科研工作，并为国内外藏学研究提供及时周到的社会性服务。

（五）办好《中国藏学》杂志，搞好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建设。把《中国藏学》办成面向全国的藏学学术刊物，以刊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为主，适当刊登国外藏学专家有价值的作品，充分注意各有关学科特点，办出鲜明的特色，成为藏学研究者共同耕耘的园地。出版社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藏族文化，突出学科特色。积极组织文稿、书稿，扩大稿源，增强编辑发行力量，注意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尽快出一批高质量的出版物，为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和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六）加强同国外藏学机构的学术联系。我们要坚持学术研究上的开放政策，同国外藏学机构开展学术交流，这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领域，开阔视野。同时也可以扩大我国藏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今后，我们要注意选派科研人员出国访问和学习；同时邀请国外藏学专家、学者来藏研中心访问和讲学；我们也欢迎他们来我国进行藏学研究，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环境。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争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把 办成一个人才济济、资料齐全、科研手段先进、具备最佳科研环境的藏学研究中心，办成藏学研究者之家。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恳切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以期经过长期的共同努力逐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共同愿望是促进我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中国藏学研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独特的姿态，蓬勃地向前发展。它将在继承和发扬藏族优良文化传统，促进藏族新文化的发展，增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推动西藏和其他藏区两个文明建设，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深信，只要我们以藏学事业为重，通力合作，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够使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为国家、民族争光。

总干事多杰才旦

1988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