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历史

二、考古历史

《汉藏历史关系的新思考：一个反思性的历史研究》则是一篇令史学界惊艳的好文章，作者王明珂先生以反思性历史途径，理解边缘与边界形成的过程，为各个核心主体带来反思性的认知，以消弭或缓解对立与冲突。他引用Pierre Bourdieu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理念，指出学者常有的三种知识偏见——因为其社会身份（性别、阶级、族群）；学术圈中的境况、地位；学究思想（将外在世界视为带诠释的客观景象，而非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与相关学术默认法则所造成的认知偏见。亦即“未被深思的思想范畴”（unthought categories of thought）。作者举例，在学术探讨与日常思想言谈中有许多词汇概念（如汉族、藏族、文化、历史等），其本身的指涉意义已被“常识”刻板化了。我们经常对此类词汇的内涵与相关常识不假深思，在日常生活言行或研究中不自觉地一再强化此刻板概念。

以“藏彝走廊”的羌族为例，汉晋时期文献记载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领袖，彼此经常相互攻击，不能团结。迁徙关中或近边塞的羌人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以农牧生存于新环境中。河湟至青康藏高原东缘的羌人，仍在无止境的部落征战中。川北、川西至云南北部草原山区的部落，在华夏心目中也是“羌人”，但关系较平和，有朝贡互动关系。唐帝国时期，吐蕃之所以能迅速扩张，在于吸纳此游牧、半游牧的部族。唐朝恐党项为吐蕃所用，东迁党项诸部进入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宋代移居关陇的“羌人”逐渐成为汉人，或被纳入西夏王国。汉以前“羌”非族群自称，而是华夏表述心中西方异族的概念。“华夏边缘”随时代推移变动，并受生态的限制，如今青康藏高原东缘成为华夏心目中稳固的“羌人”地带。

王明珂先生持续探究历史叙事文本所“反映”的社会情境（context）。如“英雄徙边记”——华夏在我族中心主义下自视为四方核心，将四方人群依亲疏差等、文明开化（华夏性）的逻辑，视为自“我族”或由“本地”分出的边缘支裔。历史记忆的“符号”（王子、将军、逃奴，商、周、秦、楚等）所隐喻高下贵贱，展演出华夏对四方边缘人群的意象是有差等的。藏人历史叙事里同样呈现出“英雄徙边记”，书写者的心中本地人（或其君主豪族）为佛法世界核心（印度、天竺）的边缘成员，如被打败的、不得继承王位的王子逃亡外地，典范规点的“吐蕃人”范围随王国势力而变动，吐蕃人及其周边族群的历史因而得以解释。

青康藏高原东缘的族群很少留下佛教文献之外可称为“历史”的文字记忆；今日民族学田野调查所见，其语言、文化、族群认同极端分歧；近代的调查确实在本地人的口述与保留的文书中，得到些许“过去”受忽略或压抑的社会记忆。作者主张以：1.“历史心性”——影响我们对“历史”记忆与回忆的文化心性，规范我们述说、书写历史的“历史叙事文化”入手。如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弟兄”，有三种人群关系的隐喻——合作、区分和对抗。2.“根基历史”——说明人群起源而最终造成该人群目前状态（当前社会现实）的历史。根基历史以“过去”来解释或合理化“现在”，或期望于“未来”，其内容与边缘无疑是可变动的。依此理解历史可以深入反思历史叙事的结构、社会情境与社会现实。[1] 

《“钦差”使命：沈宗濂在西藏（1943—1946）》由张瑞德教授归纳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任职拉萨期间的成果，分析在当时的国内外时空条件背景下的功过评论。中华民国政府赋予沈宗濂的使命：宣扬中央政府实力和统一中国的决心；强调中央对藏胞一贯的友善与尊重的态度；要求西藏地方当局履行康藏公路动工修筑的决议；尽力为藏胞谋福利。新任处长应“能应付藏方，且能应付英方”，乃特派沈出任，同时可直接致电请示中央政府，赋予全权人事任用权，修补汉藏关系。果然，沈的精干表现与实事求是获得英印官方与藏方僧俗的一致好评。沈宗濂对藏地的内外情资搜集调查成果丰硕，进一步发表在中外报章杂志上。沈对西藏问题有意开创新局，然中央政府却回复“以无事为大事，亦无功为大功”，令彼知事不可为，乃萌生退意。抗战胜利，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藏方祝贺胜利代表团在沈的协助下赴南京与会。作者推论西藏事务无法突破的原因：边政事权不统一，人事流动频繁；藏方的暧昧立场；英国方面的干扰。

《章嘉大师与台湾藏传佛教》为台湾藏学专家杨嘉铭所作。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1891年12月6日诞生于青海大通县，1900年1月10日进京袭札萨克喇嘛号，属内蒙古、青海与京师的最高阶喇嘛。民国肇建，大师拥护中华民国，民国元年抵北平赞成共和，劝导内蒙古王公贵族放弃“独立”主张。袁世凯加封“宏济光明大国师”，徐世昌再加“昭因阐化”四字。1928年，章嘉大师于南京设驻京办事处。1932年任蒙旗宣化使。1934年赴内蒙古讲经宣扬政府对蒙政策。193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1947年任中国佛教首任理事长，政府册封大师为“护国净觉辅教大师”。1949年赴台，1950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1957年3月4日中午示寂。

《民国时期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略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秦永章撰述，他表示章嘉大师的行谊与事迹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及研究。大师赞助共和，引领内蒙古甘珠瓦尔、察罕、东阔尔等呼图克图晋见大总统袁世凯。1924年3月，当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圆寂，章嘉成为整个蒙古的宗教领袖，北洋政府也对他愈加尊崇。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进占东北；1932年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大师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理念，秉循国策，宣扬教义，祈愿国家昌盛”。4月7日，国民政府在河南洛阳召开国难会议，章嘉大师应邀致词：“中华民国系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而成，现在国难当头，希望全国上下，不分界域，不分党派，一致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大师劝阻内蒙古德王及其徒众企图高度自治的运动，并严拒日本诱利名位的争取拉拢。大师实属德行俱尊的高僧，祈愿早日转世，长久住世。

林孝庭在《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喇嘛：一个近代中国汉藏政教权力关系之剖面》中，表示国民政府视九世班禅为其在边疆地区的“代理人”，成为南京巩固边疆的桥梁，利用佛教领袖的声望以“宣慰”、“宣化”名义，让政令与影响力推至内蒙古、青海与边陲。班禅的东来，给予北洋政府绝佳的政治宣传机会，世人确信汉藏之间密切的联系纽带依然存在。班禅与达赖的决裂造成西藏内部的分歧及对立，中央在西藏议题上得到施力点，以对付“亲英”的达赖及其政权。日本除在东北扶持“满洲国”，更谣传在1934—1935年成立“回回国”，传闻英国甚至与日本台面下利益交换，相互承认彼此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对班禅的礼遇，实际上系政治、军事的考量——帮助南京赢得广大甘、青与内蒙古民众的信任，强化国民政府在此区域的威望。同时期还发生了诺那以“西康宣慰使”身份，与西康军阀刘文辉及红军对峙的局面。1937年的密电显示，在青康边地，国民政府的力量已致难以掌控的局面，班禅留在边疆，有利于团结当地民众，以及国民政府在大后方的统治基础。南京对班禅是否回藏议题，实际上受益良多。班禅、章嘉、诺那呼图克图当时的处境与活动，恰如其分地展现出国民政府在边疆议题的思维、价值观、决策与制约。

《乾隆皇帝修建热河藏传佛寺的经济意义》的作者赖惠敏主张乾隆皇帝在1771年前后修建热河藏传佛寺，旨在维持清朝与蒙古百余年的和平关系，比起明代和蒙古征战年耗七八百万两而言，清利用宗教统治安抚蒙古的策略显然极为成功。乾隆皇帝巡幸避暑山庄49次，期间邀请蒙古王公参与礼佛法事，仿布达拉宫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扎什伦布寺造须弥福寿之庙，无形中将蒙古宗教信仰中心移转至热河。

《论萨迦班智达的政治活动》的作者陈庆英先生系中国藏学研究的大家，尽管本文主题为社会大众读者所熟悉了知，但仍能秉持对此领域深厚的治学功力，以如沐春风的文采，在论述的行文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创意见解。

[1]全文可于长庚人文社会学报网站（memo.cgu.edu.tw/cgjhsc/CGJ3-2-01.pdf）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