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藏文部分）——元、明、清

（三）元、明、清

藏文研究元、明、清时期历史的论著数量远远不及汉文，选题也相对单一。本年度，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几部非常重要的传记文献：《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阿旺洛桑嘉措等著）一书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1391—1474)、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1475—1542)、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的传记。历辈达赖喇嘛的藏文传记或者由后世达赖喇嘛写作（如三世达赖喇嘛、四世达赖喇嘛传记由五世达赖喇嘛写就），或由达赖喇嘛的经师、摄政等人写作，记载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东来以前格鲁派上层人士对达赖喇嘛的历史和政教地位的看法。传记中有的还记载了详细的历史细节，可以补充汉文史籍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六世达赖喇嘛传》（第司·桑结嘉措著）。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06）为西藏南部门隅地方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被迎入布达拉宫“坐床”。在布达拉宫他除终日苦学、博览群书之外，还写就了大量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诗歌，即《仓央嘉措情歌》。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司·桑结嘉措被拉藏汗杀害后，他也被拉藏汗指为不守法规、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转世，谕令解送北京。次年，行至青海湖附近病故。本传记由第司·桑结嘉措撰写。

《七世达赖喇嘛传》（章嘉·若贝多杰著，上下册）。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为康区理塘人。9岁被迎至青海塔尔寺供养。清康熙末年在驱逐准噶尔部侵藏势力后，迎入拉萨“坐床”。乾隆十五年（1750）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发动叛乱，驻藏大臣被害，七世达赖喇嘛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上奏中央政府，通告全藏不得隐藏凶手，缉拿、囚禁罪犯，追回被劫几万帑银，保护在藏满、汉官员及商贾，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等，受到嘉奖。其毕生谨言慎行，生活俭朴，大力弘传格鲁派。本书即其详细的传记。有蒲文成汉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论文方面，仁青卓玛的《论安多热贡隆务囊索及其相关历史》（《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对掌管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等地区政治事务的土官隆务囊索政权进行了研究。作者在考述“囊索”一词的基础上，分建立、发展前期和发展后期三个部分，较为系统地回顾了隆务囊索政权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还对与其紧密相关的当地原有势力阿哇日太吾囊索的衰败演变、藏传佛教寺院隆务寺与隆务囊索在当地实行的独特的政教合一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等进行了分析。

边珍的《仁蚌巴的“血仇年”历史事件考》（《西藏大学学报》专刊）一文回顾了西藏帕木竹巴政权的兴衰过程，对辛夏巴次旦多杰的生平做了简单介绍，认为仁蚌巴的“血仇年”事件充分说明在当时帕木竹巴政权逐渐衰落、仁蚌巴四处挑事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历史的选择，该事件和宗教无关，不但使仁蚌巴和辛夏巴的矛盾公之于众，而且为后来藏巴汗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本年度关于清朝藏族史研究主要由罗布来完成。专著方面，《甘丹颇章时期西藏地方史综论：以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为中心》（民族出版社）一书围绕近代西藏历史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改革，较为全面地讨论了甘丹颇章时期的西藏历史，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历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同时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丑恶行径。书中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发起新政改革的历史背景、新政改革的实施情况以及最后的成败得失有较为深入的分析。论文方面，《试论清朝末期对西藏的施政》（《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对张荫棠、联豫等在西藏施行新政的背景、内容和影响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清朝末期西藏新政的实施，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力度，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西藏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新政在一些方面脱离西藏的实际，因此这次改革并未能促成社会的本质变革，其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心理嬗变与新政改革——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心理考察》（《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在清王朝和西藏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迫切希望西藏能够挣脱落后的面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最初希望清中央政府能够提供帮助，但是由于驻藏大臣的无能和清中央政府的妥协政策，不得不把求助的希望寄托俄国。当俄国不能提供相应的帮助时，他又出走印度，英国借此机会以“中立国”的身份开始渗透。十三世达赖喇嘛实施新政后，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变，但实质的变革仍然没有实现。在此期间，英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也逐渐清晰，作为一直致力于挽救当下危局和实现民族自强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认清了形势，把加强与内地的关系放到了首位。

其他文章，还有吉太加的《噶厦政府制度变迁研究》（《西藏大学学报》专刊）一文，分析了噶厦设立的原因，并对噶厦的机构设置和职官制度进行了介绍，最后阐述了噶厦衰落的基本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