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藏文部分）——吐蕃、宋

（二）吐蕃、宋

藏文发表的历史类学术论文当中，研究吐蕃时期的论文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研究宋代即分裂割据时期的论文仍然较少。

1.吐蕃

从整体情况来看，本年度吐蕃历史研究的范围相对缩小，不像以往那样涉及多个方面，所研究的问题相对集中，因此也容易取得突破。本年度学者们在吐蕃历史研究中关注的是人名研究、制度研究和民族文化交流。

本年度有多篇论文涉及吐蕃人名研究方面，比如卡岗·扎西才让的《敦煌文书849中修行大乘佛教和获得大乘佛教至顶加行的藏王名称与藏族史书文献比较研究》（《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对敦煌藏文文献P.T849进行了研究。该写卷以修行大乘佛教和获得大乘佛教至顶加行的藏王为题记有一系列吐蕃赞普名称，其中包括著名的“祖孙三法王”和分裂割据时期的诸多王系名称。作者通过解读该写卷中的藏王名称，并结合藏族传统史书文献，对当时的赞普名称、语言特点及历代赞普及其王统后裔的历史功绩进行了介绍。

桑吉克在《谈谈与赞普达如念斯历史有关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中主要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对传统史书所记吐蕃赞普达如念斯的相关历史进行了辨析，其中重点探讨了达如念斯一名的由来。作者认为所谓达如念斯出生为盲童，后被吐谷浑医生治疗或供奉“宁布桑哇”从而开眼看见“念”的说法都是经过后世的有意加工形成的。另外，文章还指出达如念斯有不止一个姐妹；藏族历史上的赔命价习俗最晚在达如念斯时期就已经形成；藏族度量衡的统一应该是达如念斯时期等等。

完秀华科加在《从止贡赞普的称谓引申的几点历史问题补充研究》（《甘肃民族师范学校学报》第3—4期）一文中指出，历史文献在记录止贡赞普的称谓时，对“止”字有两种写法，第一种是“དྲི”，见于敦煌文献和第穆摩崖石刻；第二种是“གྲི”，多见于后期史书。作者认为止贡赞普的正确称谓应该用“དྲི”字，因为它体现了当时的寄魂物观念以及对预见能力的神化，因为老祖母预见到止贡赞普由于寄魂物被毁而死于“དྲི”，所以用“དྲི”字符合原意。由于止贡赞普灭苯，所以苯教徒把“དྲི”改为刀剑的“གྲི”，诅其“死于刀剑之下”，后期史书渐渐接受了这个说法并一直传到现在。

在对吐蕃最初几位赞普的认识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天赤七王之后到底是中丁二王还是一王，止贡赞普到底属于天赤七王还是中丁二王等问题，涉及吐蕃王统的数量，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米玛在《“གྲང་མོ་གནས་བསེའ་བརྩིག”一词考证》（《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中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གྲང་མོ་གནས་བསེའ་བརྩིག”一词，可能对我们解析当时的历史有重大帮助。作者指出，以往史书对“གྲང་མོ་གནས་བསེའ་བརྩིག”一词的写法虽然大相径庭，但都认为指的是墓葬，只是对墓葬的主人是谁还存在争议。文章认为，认真解读敦煌文献，“གྲང་མོ་གནས་བསེའ་བརྩིག”一词有可能是人名，指的应该是赞普布德贡杰的儿子，其在布德贡杰之后继任赞普。这样一来，吐蕃赞普王统共传43代，也就与相关史书记载的赞普总数相符了。

郑堆的《论悉补野二丁时期藏族姓氏特点》（《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通过对吐蕃赞普上丁二王时期赞普、王妃、大臣姓名的分析，提出当时人们既有姓也有名，赞普和王妃一般只称呼名，大臣既称呼姓也称呼名。当时给人起名也有鲜明的特点，无论是赞颂、藐视还是点明出生地，都表达了起名之人的一种愿望。女子姓名中开始出现一些表示美丽的字词并一直使用到现在。另外，作者还以部分君臣的姓名为例，介绍了当时姓名的不同写法及其含义。

在吐蕃制度研究方面，叶拉太的《吐蕃时期政治制度研究：以古藏文文献为中心》（民族出版社）一书较为全面，该书主要以吐蕃王朝的各种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六章的篇幅论述了吐蕃王朝的行政制度、职官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和财政经济制度。作者运用大量古藏文文献，通过对各种制度的分析和阐述，梳理了吐蕃王朝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吐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

旺多、桑木丹的《浅论噶琼与谐拉康立碑之历史背景》（《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根据吐蕃王朝后期所立噶琼与谐拉康石碑及对其碑文的研究，分析和阐述了吐蕃王朝时期政教的发展轨迹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赤德松赞时期的这两个石碑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吐蕃当时的社会状态，王权政治开始逐渐衰落，而佛教势力开始崛起并即将到达顶峰，中央政权中开始出现僧相之职，僧团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吐蕃的职官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宗教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统一、强大的吐蕃王朝也即将由此走向灭亡。朗吉卓嘎的《藏王止贡赞普与朗达玛灭教运动特征之比较》（《西藏大学学报》专刊）一文对止贡赞普灭苯教和朗达玛灭佛教两次事件进行了比较，认为当时宗教势力发展过快，宗教人士掌握权力过多，从而影响王朝的稳定和赞普的权利是引起灭教运动的原因。

本年度一些论著还涉及对吐蕃王朝发展过程中一些史实等的研究。比如在雅隆部落最初兴起方面，岗措的《聂赤赞普先祖略考》（《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对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的出身和先祖进行了研究。文章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自天神而为人主的”记载为基础，结合其他藏文历史文献，认为聂赤赞普之所以被选为吐蕃赞普，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作者认为，聂赤赞普的先祖本身就是统治雅隆等地区的首领，其父由于政治原因被逐到工布地区。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王系家族后代在多个部落执政，使得本部落没有继承人，故请来出生在工布的聂赤赞普回归故里，继承王统。作者还对聂赤赞普的先祖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和远古十二小邦时期的玛桑九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吐蕃王朝逐渐强大、统一青藏高原过程的研究，有格桑加措的《论象雄与吐蕃之统一》（《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该文对象雄及其与吐蕃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作者先就“象雄”一词的含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就吐蕃占据象雄的时间、历史上的吐蕃与象雄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象雄第一次并入吐蕃的时间不是传统史书记载的松赞干布而是其祖达日年塞时期，后来象雄多次叛乱，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时期又重新收服。另外，文章还对吐蕃与象雄产生联系时的重要人物如塞玛噶、李迷夏的相关史实进行了介绍。

拉巴片多的《试析赞普世系长期统治吐蕃王朝之原因》（《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吐蕃王朝政权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赞普世系能够长期统治吐蕃王朝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发展变化缓慢；二是以教护政，历代赞普先后依靠苯教和佛教维护政权；三是“唐参”制度的实施，使的王系内部争权篡位的可能性减小，王位得以平稳过渡。

益希曲珍在《吐蕃时期藏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探析》（《西藏大学学报》专刊）一文中通过对松赞干布之妹、象雄王妃赛玛噶这个历史人物分析吐蕃时期藏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文章认为像赛玛噶这样优秀的上层妇女虽然为吐蕃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后期史书对其并不重视，松赞干布时期的相关规定中也有歧视妇女的条目，说明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

在对外关系及其他民族研究方面，主要是吐蕃与河陇、西域民族的关系。高瑞、李吉加、贡保草在《吐蕃统治时期蕃汉文化互动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对吐蕃统治河陇时期与当地汉族居民的文化关系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当地汉文化仍然保持相对完整，而吐蕃移民的增多使得双方的交流机会增加，相互通婚的情况变得多见，加上双方都共同信仰佛教，这些都为蕃汉文化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蕃汉文化互动的内容包括相互之间的语言学习和应用、制度文化的借鉴和相互影响、服饰文化的交流、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创造的敦煌艺术。至于蕃汉文化互动的特点，作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种文化不同的地位、互动主体集中在社会阶层的上层、交流更多集中在文化体系的表层方面等。

卡岗·扎西才让的《吐蕃时期西域（新疆）文化考察记（五）》（《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继续对新疆的藏文化进行考察。作者在该文中主要介绍了在乌鲁木齐、焉耆、库车的文化考察过程，其中既有对地方博物馆收藏的文献、简牍、唐卡等的介绍，也有对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相互交流的回顾。

夏吾李加在《从文献考辨“va-zha”与吐谷浑的族源问题——兼论月氏的关系》（《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中，根据大量藏文文献，对藏文史书中阿夏（va-zha）一词的理解、地望、种族进行了分析，从而指出阿夏并不单指吐谷浑。作者认为，藏文古籍中很早就有阿夏一词，而吐谷浑是后期由辽宁迁移到西北地区的鲜卑慕容氏，所以阿夏不是指吐谷浑，两者出现的时间不同。另外，诸多藏文历史文献也把阿夏和吐谷浑分开记录，也没有说明两者同源，因此很难把两者当作一个。从相关史书的记载来看，阿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今新疆东南部、甘肃和青海西部、西藏那曲一带，在鲜卑慕容氏迁移到此之前是月氏活动的区域。从古语音来看，月氏和阿夏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说阿夏和月氏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关于阿夏的族源，作者认为该氏族来源于古代藏族四大姓氏之一的塞，由阿夏分化的噶等最终分散在高原各地。

另外，本年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吐蕃史论译集》（嘎藏陀美著）是一部吐蕃历史研究论文的藏文翻译集，作者翻译了一些藏学家研究吐蕃历史的主要论文，如王尧的《新疆藏文简牍考述及释例》、陈庆英的《试论赞普王权与吐蕃官制》、蒲文成的《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巴桑旺堆的《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质疑》、尕藏加的《联姻在吐蕃王朝中的政治作用》等，对研究吐蕃赞普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宋

本年度关于宋代的研究虽然较少，但与去年相比还是有了一些起色。首先还是唃厮啰研究。华多太的《试论加入居民与唃厮啰的关系》（《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根据青海循化民间流传的一段传说，对当地居民与唃厮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该传说虽然篇幅不大，但寥寥几句基本涵盖了加入居民的来源、族属、地域以及发展过程。从该传说的内容来看，当地居民在论及自己的祖籍、族属、地域、姓氏及后期的发展等内容时和历史上的唃厮啰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都来自西藏山南，都为赞普后裔，繁衍生息的地域也基本一致，姓氏变化也有迹可循，因此可以说加入居民就来源于唃厮啰。另外，作者还由此提到一个新的观点，即宗喀巴父系可能和吐蕃王系有联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才旦多杰的《唃厮啰政权建立前河湟流域形势》（《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对唃厮啰政权建立前内部耸昌斯均、温逋奇、李立遵三足鼎立，外部西夏党项、甘州回鹘、宋等强邻环绕的河湟流域形势进行了介绍，同时探讨了河湟地区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的关系。

关于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研究，有亚东·达瓦次仁的《班禅囊玛岗及西藏割据时期的历史疑难问题——访著名藏族学者诺章·吴坚先生》（《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作者对著名藏族学者诺章·吴坚先生进行了采访，内容主要涉及诺章·吴坚先生成长的扎什伦布寺相关历史以及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主要成就。由于诺章·吴坚先生在研究分裂割据时期历史方面颇有建树，所以诺章先生对这个时期相关历史问题做了解答，比如研究分裂割据时期历史的主要文献资料有哪些、应该运用怎样的研究方法、第吾贤者和第吾觉塞是父子关系而非一人、雅采王统的地域和桑噶区域是有区别的、宁玛大圆满法在割据时期的传播情况等等。

扎细·米玛次仁的《浅析琼布乃觉大师传》（《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对藏传佛教八大教派之一的香巴噶举派祖师琼布乃觉大师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作者首先对相关文献中关于琼布乃觉大师的记载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对大师的父母、出生地和姓氏没有异议，但其他信息都有出入。关于出生年代有多种说法，作者认为公元978年较为可信。琼布乃觉大师起初信仰苯教，后来才转入佛门，先到尼泊尔学佛，后到印度。对他几次去过印度，以往学者众说纷纭，作者认为是三次。琼布乃觉大师三访印度，四访尼泊尔，后来在藏地著书立说、授徒传经，终成一代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