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汉文部分）

三、地理

从藏学各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来看，地理研究，特别是历史地理一直以来都比较薄弱，本年度仍然没有质的改变。

《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中国藏学出版社）是任乃强先生1929—1930年应川康边防指挥部之邀，以视察员身份对西康的泸定县、康定县、丹巴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瞻化县、理化县、雅江县等9县进行全面考察后撰写的视察情况报告，及作者游迹所至名胜古迹、民情俚俗之札记，并附12幅作者手绘实地勘测地图。《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中国藏学出版社）为任乃强先生于1939年考察泸定县时所作札记（原名《泸定导游》），共88篇，大多发前人所未觉，而资后来者寻味与治史者参考之材料。文中所载名胜古迹多数现已难觅，文物、史事今之史志阙如，可谓弥足珍贵。《民国川边游踪之天芦宝札记》（中国藏学出版社）是任乃强先生1942年实地考察时作的笔记，备极详尽，其中有关芦山、宝兴的札记43篇，有关天全的札记46篇多为首次披露之材料，尤其对著名的樊敏碑的实地考察，对穆坪（宝兴）土司及天全高、杨二土司世系的梳理等札记，堪补史志之不足。

历史交通研究方面有房建昌的《〈西藏志〉所载清代后期入藏路线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该文对《西藏志》所记关于克什米尔、和田分别至拉萨的两条路线进行了分析，认为陈观浔关于这两条路线以及程站的介绍基本采自清末日本人山县初男编著的《西藏通览》，而《西藏通览》的记载则采自印度测绘局的工作人员绰特上尉记录的《班智达南·辛格从拉达克列城到拉萨的大西藏之行，经阿萨姆返回印度》一文。另外，文章还参考外文资料，对陈观浔在《西藏志》中列举的76个地名做了初步考证，认为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的研究承先启后，具有重要的作用，像《西藏志》所载这种古代交通路线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田峰的《吐蕃通往勃律、罽宾之道略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对吐蕃通往勃律、罽宾的两条道路进行了介绍，认为这是吐蕃往西北方向开拓的两条重要通道，通过这两条道路，不仅中亚、南亚、西亚、中原的先进技术以及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青藏高原，而且佛教、摩尼教等宗教和其他文化因子也是通过这两条道传入吐蕃的，甚至吐蕃的一些农副产品与文化亦是通过这两条道走向世界的。

在地名研究方面，阿音娜的《崔比科夫游记中的蒙藏地名考》（《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以清末入藏之俄国人崔比科夫的游记《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为蓝本，分为从库伦到塔尔寺、从塔尔寺至藏北边缘、从藏北到拉萨、从拉萨到库伦之归路等四个部分，结合舆图与方志资料等，具体考证了从库伦到拉萨这条朝圣之路的蒙藏地名、所处方位、大致走向及其环境。

经过对2010年中国藏学领域内历史、地理、考古研究成果的回顾，我们发现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在加强，也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论著，但也有一定的不足。

历史研究方面：1.宋、明研究薄弱的状况得到改善，吐蕃、清、民国、当代研究稳步发展，元代研究下降明显；2.宋代研究数量增多，但选题单一，吐蕃研究成果数量多，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很少，民国研究同样如此；3.与往年一样，涉及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研究仍然是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的文章增多，西方国家侵略西藏方面的文章数量相对下降；4.个别选题的重复研究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考古研究方面：1.专就遗址和文物进行研究的少，多数都是交叉研究；2.文章数量较少，一些文章具有新义，但也有一定的重复研究现象；3.从业人员缺少，相关成果仍然由少数学者完成。

地理研究方面：1.没有专门讨论历史地理的专著问世，相关著作抽印自上年的文集；2.虽然发表有关于地名考释和古代交通方面的文章，但重量级成果并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