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民国及当代

（四）民国及当代

1.民国

本年度民国时期的藏史研究有多部专著出版，这和其他历史时段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祝启源的《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赵秀英整理，中国藏学出版社）是作者研究近代西藏史的代表作之一，用丰富翔实的史料重现了中华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丁剑的《吴忠信传》（人民出版社）共分17章，介绍了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的一生，其中第7—13章为与西藏有关的内容。

另外，中国藏学出版社本年度从《柳陞祺藏学文集》里抽印了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拉萨旧事（1944—1949）》和《西藏的寺与僧（1940年代）》。《拉萨旧事（1944—1949）》记载了作者居拉萨5年中所见所闻。《西藏的寺与僧（1940年代）》包括《西藏宗教》和《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系作者于西藏和平解放前在拉萨实地调查与搜集资料后所作，反映了当时西藏宗教的真实面貌。

论文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西方插手西藏事务的过程和影响。

徐百永的《政教分离，抑或政教合一——国民政府对西藏政治和宗教关系的政策考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国民政府一直以来都谋求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进行改造，实施政教分离，改变长期以来西藏政教合一、宗教至上的社会状况，从而实现西藏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以便巩固边疆。但由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对中央若即若离，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政府在处理西藏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政策层面上进行了诸多调整，这也集中反映了其在治理西藏问题上推行政教分离和维护政教合一制上难以取舍的矛盾心态。

张永攀的《英印以色拉(Sela)为界的“麦克马洪线”变更计划及政策分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以色拉为界的“边界变更计划”是英国根据一战局势与远东格局的变化而提出的一些关于边界问题的设想或者争议，由于内部利益分歧而产生的矛盾，此计划未能实施，但该调整计划充分说明了“麦克马洪线”并非“合理”、“完美无缺”的一条“界线”，而是英国出于自身侵略利益，根据国际情势、西藏地方局势、自身情况而可以随时、随意变更的伪边界线。作者认为，无论边界变更与否，单方面划定的“中印边界”只是一厢情愿，是非法无效的，即使是以色拉为界，以放弃达旺权利为让步，对于中国西藏地区来说，英印的做法仍然是一种侵略活动。

胡岩在《美国托尔斯泰—杜兰“使团”1942一1943年入藏考》（《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中利用已经公开的汉文档案资料、英国和美国的英文档案资料以及当事人的著述，分析了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入藏的背景、经过、在拉萨以及离藏途中的活动、该“使团”的影响等，认为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入藏增进了美国对于中国西藏的了解，也首开美国政府派遣官方使团进藏与西藏地方当局建立直接联系、插手“西藏问题”之先河，对于后来美国西藏政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

2.当代

由于2010年是西藏昌都解放60周年，所以围绕昌都解放与西藏和平解放出版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

王瑞连主编的《历史的跨越——庆祝昌都解放60周年专辑》（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昌都地区解放60年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程越主编的《中国共产党西藏昌都地区历史大事记（1949—2009）》以展现昌都解放60年来的成就为框架，以年代为序，重点收录了昌都60年来具有代表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决策部署、政策文件、历史事件、会议活动和重要成就等，全面展示昌都60年来发展、改革、稳定工作所经历的历程。

王小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隶属关系的历史沿革》（《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主要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隶属关系的历史沿革，指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隶属关系经过了四个阶段。文章还概要地总结了党在昌都地区工作的三点启示。

围绕近现代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本年度还出版了几部颇具分量的当事人回忆录，内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政府事务等。

《西藏百年史研究》系列丛书之一的《记忆中的百年沧桑——西藏名人回忆录》（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旨在通过相关人物的回忆再现西藏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比如其中收录的拉鲁·次旺多吉的《热、达矛盾起因及我等受命于摄政达扎“迎请”热振活佛的经过》、拉乌达热·土丹旦达的《我参与“龙夏事件”的经过》等回忆文章，几乎涉及当时西藏历史的各个方面。

杨一真的《平息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纪实——杨一真回忆录》（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藏学出版社）系作者根据其亲身经历结合有关史料写成的回忆录。全书分西藏统治集团策划西藏叛乱、叛乱分子在拉萨的主要活动、党中央关于平定拉萨叛乱的方针、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经过、叛乱武装发动进攻、平息拉萨叛乱、边平边改、西藏人民的新生等8个部分以翔实的资料，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叙述，对读者了解西藏这段历史的由来大有裨益。

格龙·洛桑旦增的《格龙·洛桑旦增自传》（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班典译，中国藏学出版社）回顾了作者担任西藏地方政府官吏、西藏和平解放后作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随从赴内地参观、在拉萨中学担任教师、赴错那担任哲康米粮官、逃亡印度，又从尼泊尔回到西藏等简要情况，读者可以通过这些珍贵的回忆了解那个历史时期的相关事件的基本过程和细节。

另外一部比较特别的回忆录是《1955年西藏纪行》（［俄罗斯］奥夫钦尼科夫著，张晓梅译，中国藏学出版社）。本书作者弗谢沃罗德·弗拉基米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先生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几位和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记者兼学者。1955年8月至10月间，他与意大利、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记者一起应邀首次访问西藏。本书记录的正是他旅藏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种种变化。1959年该书被木村浩译成日文，名为《西藏的素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