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吐蕃、宋

（二）吐蕃、宋

从藏史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研究上限基本是从吐蕃开始，史前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关于遗址等的研究可以归入考古专题。

1.吐蕃

吐蕃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比如唐蕃关系、制度建设、历史人物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全面、深入。本年度的吐蕃史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点比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几篇具有一定分量的论文发表。另外，讨论吐蕃与周边各民族之间交流的论文增多，这也是本年度吐蕃史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吐蕃政治研究方面，重点是讨论吐蕃王朝的发展历程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一些制度研究，比如吐蕃的氏族、吐蕃占领地区的建制等问题。

何峰的《论吐蕃政治文明进程》（《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认为，吐蕃王朝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这是其政治文明的标志。文章首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吐蕃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就其第一代君主聂赤赞普以前的政治状况、民选君王的遗风、禅位制的结束、世袭制形成与巩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林冠群的《唐代吐蕃的氏族》（《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同作者的《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主要探讨了乌依冬丹的卒年、吐蕃王朝怎样走向分裂以及何时灭亡的问题。

朱悦梅在《吐蕃中节度考》（《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中对以往研究较少的吐蕃中节度的成立背景、辖域等进行了研究，指出中节度是吐蕃王朝针对西洱河地区诸蛮部落的军事战略而部署的军事单位，有独立的军事建制体系和攻防区域。“吐蕃中节度”设立的时间最迟在天宝年间，始终以神川地区为中心，向南一度控制了剑川与野共川一带。由于吐蕃对西洱河地区攻略中军事地理交通的特殊性，吐蕃中节度亦被称作“铁桥节度”。同样对“吐蕃中节度”进行研究的还有黄维忠，其《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敦煌汉藏文文献及其他藏文文献，主要讨论了“mdo gams”（朵甘思）与“中节度”、雅莫塘节度使和河州节度使之间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吐蕃在军事占领区设置了“五道”，其中的“中道”即朵甘思道；雅莫塘节度使即河州节度使，并据此最终认为，吐蕃极盛时期的疆域仅由本土和“bde blon khams chen po”两部分构成，“mdo khams”地区乃“bde blon khams chen po”五道之一的“中道”。另外作者还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bde blon khams chen po”的辖区作了划分。

另外，陆离的《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通过梳理敦煌汉文文书中关于吐蕃监军与监使的记载，指出监军、监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年度关于吐蕃军事方面的研究有多篇论文发表：刘力钢的《吐蕃在唐蕃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初探》（《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扎西当知的《噶尔世家对唐军事战略研究》（《中国藏学》第3期），杨永红的《吐蕃军队作战的特点》（《西藏研究》第6期），次旦扎西、晋美的《藏族古代军事行动中的宗教因素探讨》（《西藏研究》第2期），次旦扎西、杨永红的《吐蕃军队兵器简论》（《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佘静芳的《西藏古代兵器的制作及武艺发展》（《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等。

吐蕃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吐蕃文化向北、东两个方向的传播。杨铭在《试论唐代吐蕃与西北各族的文化交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中以敦煌、新疆等地域为中心，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吐蕃与唐朝及胡系民族在语言文字、艺术、宗教等三个方面的文化交流，指出吐蕃与西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丰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试论唐代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及其历史影响》（《民族研究》第4期）从吐蕃统治西北诸族的制度及其特点入手，分析了西北诸族“吐蕃化”的进程。

其次是吐蕃文明的东向发展。曾现江的《吐蕃东渐与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及族群分布格局演变》（《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在隋唐之际藏彝走廊民族格局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吐蕃东进在藏彝走廊地区引发的族群互动及其影响，认为从岷江上游到大渡河一线以西的部落在吐蕃的控制下，与吐蕃本土在各方面的联系日趋密切，进而发生不同程度的“蕃化”，基本上形成了藏彝走廊西部以藏族为主的族群分布格局。

另外，陈聪的《简论吐蕃与世界四大文明体系之交流》（《西藏大学学报》专刊）一文讨论了吐蕃与周边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青藏高原位于世界三大文化区域的交界之处，北邻新疆，南靠印度，自古与中原往来密切，是古代世界几大文化体系相互交流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吐蕃崛起后，逐渐形成了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民族走廊、唐蕃古道、麝香之路等文化传播的途径，与周围的四大文化体系展开了文化、经济和技术的交流。这种广泛的交流，不仅使得吐蕃获得了空前的强盛和发展，而且在这种开放的大环境和大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藏民族的民族共识，同时对世界几个文化体系的交流发展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枢纽作用。

2.宋

与往年相比，本年度涉及宋代的论文数量有所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从内容来看，学者们关注的点主要还在西北吐蕃，但关于古格的研究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黄博的《拉喇嘛与国王——早期古格王国政教合一制初探》（《中国藏学》第4期）指出，11世纪前后在古格王朝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和宗教身份——“拉喇嘛”，益西沃具有国王和僧人双重身份，他既做教主，又当国王，这是西藏后世政治史上最具特色的政教合一制在古格的最初尝试。这种全新的制度从起初的政教合一、以教治国逐渐过渡到后来的政教合作、各司其职。作者认为，在拉喇嘛与国王的配合下，古格新制——以教治国、政教分立的二元一体式政教合一制从无到有，古格王室在政治上的创新精神为后世西藏最具特色的政教合一的政治运作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北吐蕃的研究，主要是讨论宋王朝与西北吐蕃的关系，比如陈武强的《北宋前中期吐蕃内附族帐考》（《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以北宋前中期（960—1067年）这一历史时期为研究范围，就此期吐蕃部落族帐归顺北宋的基本情况、内附原因和方式，内附后之居地以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

刘兴亮在《宋代西北吐蕃联姻问题探析》（《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宋代西北吐蕃联姻的情况。这些联姻反映出西北吐蕃各部在长期的斗争中能够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对外政策，从而保证了自己在本地区统治的稳固，也使各民族间人口得以流移，文化得以传播，并使原本日渐萧条的西北商路重新焕发了生机，可以说对我国古代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陈武强、格桑卓玛的《简论北宋对西北缘边吐蕃熟户的政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认为，由于北宋时期吐蕃生熟户之间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内附之后逃叛现象也经常发生，加之在西北缘边地带，党项西夏政权也在大力招纳吐蕃。北宋中央王朝的封建统治者，审时度势、因时而异，针对西北缘边内附熟户，实行了封爵、给田免租、通贸易和恤刑等许多绥怀优抚的民族政策。史实证明，正是在这种民族政策的感化下，才使西北缘边内附吐蕃各部长期拥戴宋廷。

关于唃厮啰的研究，本年度有洲塔、樊秋丽的《唃厮啰遗城“雍仲卡尔”考释》（《中国藏学》第1期），该文对位于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甘加乡境内的“雍仲卡尔”（八角城）进行了分析。认为雍仲卡尔的建立年代为1028年，为唃厮啰统治河湟时期所建城堡，后西夏政权退守河湟地区时曾长期据守。另外，文章通过对“雍仲卡尔”的考释，勾勒了唃厮啰社会发展、宗教信仰等基本轮廓，对雍仲卡尔的历史作用做了简单的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