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研究（汉文部分）——佛教传播史

除了核心的教义研究之外，佛教传播历史的研究是在藏传佛教外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年度在藏传佛教传播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除了发表在《中国藏学》和《西藏研究》的两篇之外，其他的主要集中在各大学的学报上。

《有关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几个重要问题》（［日］康噶崔臣格秦著、班玛更珠译《中国藏学》2014:2）一文，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的全面解读和深入分析，对以上相关重要事件的年代问题做了详细的考证。另外，作者还对吐蕃末代赞普达玛灭佛和被弑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论文认为：公元7世纪中叶，随着藏文的创制和佛殿的建立，佛教开始传入吐蕃并逐渐得到发展，从此直到9世纪中叶遇到法难的这段历史时期，在藏传佛教史上通常称为“前弘期”。前弘期是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藏文的创制、桑耶寺的建立、吐蕃人的出家、佛经的翻译、文字的厘定、目录的编纂等都与当时藏传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与这些事件密切相关的年代等基本问题，却由于史料的原因令后人常常出现误判。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滇西北的传播及影响》（王彦苹《西藏研究》2014:3）是一篇考析噶玛噶举教派向滇西北方向传播历史的学术成果。噶玛噶举派是噶举派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一个支派，它开创了藏传佛教历史上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而且先后形成了几大活佛转世系统，在滇西北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与本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深入且丰富多彩，对滇西北宗教有序发展及社会稳定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专著方面，由郑堆主持的 重点课题“藏传佛教史研究”取得成果，李德成所著《藏传佛教史研究·当代卷》出版，该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主改革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等不同历史时期着眼，对当代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并对当代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文化艺术进行了研究，提出在贯彻执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中弘扬与进步，始终是当代藏传佛教历史发展的主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始终是当代藏传佛教历史发展的主流；积极促进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是当代藏传佛教历史发展的主题。

《文化融合与延续：11—13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崔红芬著，民族出版社）一书，从党项部落生活的地域、党项与吐蕃的历史渊源、西夏王国与周边吐蕃政权的关系、西夏境内民族成分、河西地区悠久的藏传佛教发展传统等方面入手，详细地分析了党项部落在内迁前就开始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到西夏国建立后，卫藏地区的佛教再次兴盛，金刚乘密教得到很大发展，藏传佛教继续对党项人产生影响，且非常深远。可以说藏传佛教在西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寺院是信众礼佛和进行法事活动的场所，本书对传播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寺院进行初步考证，并对藏族僧人在西夏弘传、翻译佛经和参加的法事活动进行了阐述。藏传佛教发展到后弘期，因传承、修持密法的差异和依附不同地方势力，逐渐形成了很多宗派，为了弘扬教义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不同宗派僧人纷纷来到西夏从事译经和各类佛事活动，不同宗派的思想在西夏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观音信仰在藏地十分兴盛，从西夏遗存物看，有关观音的经典和绘画丰富，礼佛忏悔思想流行，充分体现了西夏藏传佛教发展世俗化的特点，且佛教艺术具有不同民族文化杂糅的特点。西夏灭亡后，大量西夏遗民为元朝廷所重用，西夏遗民的佛教信仰和在不同地区的佛事活动也为元代藏传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西夏在藏传佛教的东传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

另外一部专著《7—18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佛教交流史》（董知珍著，宗教文化出版社），以7—18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的佛教交流为主线，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考了一些古藏文文献，全面论述了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时空里这两个地区佛教相互交流的全貌，对这两个地区的佛教各自发展和相互交融的历史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