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音

梵语是汉语外来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梵语音译过来的汉语词汇不计其数，至今仍为人们广泛使用，如“般若刹那”“涅槃”“阿罗汉”“罗刹”等等。近年来，随着汉译佛经语法和词汇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始注意梵汉对音和同音异译的文字研究。本年度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不仅有梵汉对音、佛经译音字研究，还有满语的梵语借词研究等。

马乾发表的《佛经译音字用字研究》（《唐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pp82-84），基于文字学的角度，以《大正藏》中译音字异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归纳了佛经译音字的基本类型，主要包括译经者所选用的与梵音语音相近的汉字和根据梵音构造的译音专用字。指出用字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翻译时的省音使得同一个梵语词汇的译音字用字量有很多差异，同时，汉字异写也造成了虚假译音字用字不同的现象。此外，印度佛教所使用的是混合梵语、传入汉地的佛经文本语言类型不尽一致、梵汉语言类型的差异和佛经译音规则不明确等也是造成佛经译音字用字差异的原因。

王皓月发表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pp22-26）的《道教中的“梵音”与中夏音——〈灵宝经〉所见老子化胡说》讨论了刘宋初期创作的道教《灵宝经》中出现了“梵音”与中夏音两大音韵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的真正目的不是指导道士诵读道经的发音，而是借助老子化胡说，解释道教经典之中为何存在源自梵语的音译单词，打消道教经典抄袭佛经的质疑。实际上，道士诵经的曲调应该更具有地方特色，无法以“梵音”和中夏音进行分类。因为汉语相比发音更重视文字，所以道教经典吸收“梵音”，说明本土宗教对外来的音韵表现出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

聂鸿音在《满语研究》（2014年1期，pp5-10）上发表的《“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一文，根据《同文韵统》中的双语对音分析，指出清人对梵语读音的理解与古来的传统有异，以及当时汉语官话的特点，同时，从用来译音的汉字，断定清代中期汉语官话舌尖音和舌根音的舌面化是不同步的，认为当时正处在这一演化的初始阶段，舌面音的读法尚未得到全民的承认。“同文韵统”全称为《钦定同文韵统》，是由章嘉呼图克图于乾隆十五年（1750）纂修而成，据说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参照满汉译音规则建立一套用汉字音译梵文和藏文的规范，以利佛教的普及。

长山发表的《满语中梵语借词研究》（《满语研究》2014年第1期，pp43-46）一文，通过对清代编写的满文辞书及满译佛经中与梵语借词有关的研究，认为满语中的大部分梵语借词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共有，而且多数是通过古代维吾尔语借入满语和蒙古语，若与汉语借词和蒙古语借词相比，梵语借词在满语中的构词能力较弱，使用范围较狭窄，多见于清代编纂的满文辞书或满译佛经中。但清代藏传佛教经文的满文翻译，不仅促使了多种文字合璧的满文辞书及满文阿里噶里字的产生，而且促使了满语中与佛教有关的梵语借词的增加，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多种民族文字合璧文献，客观上推进了民族文化交流。

赵云和王育珊联名发表的《喜洲地名梵语译音考》（《大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pp5-8）是对云南大理喜洲地名来源的考察。喜洲，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北部，西靠苍山，东临洱海，旧时作为南诏古国的陪都。本文通过对大理佛教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参照佛典梵汉对音规律，并结合古汉语音韵研究进行考察比较，提出“喜洲”及其旧称“大利”“大釐（大厘）”“史贝佥”“喜郡”“史城”“喜贝佥”和“喜州”等名，实为梵语Ａs＇X2ri（禧福吉祥）音义相结合翻译、一词同音异译的看法，否定了那些主张来源于汉语或羌语或白语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