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涉藏外事

与往年一样，国外涉藏政策的研究是整个涉藏外事研究中的主体，其中尤以美国和印度涉藏政策研究比重最大。关于国外学术界的涉藏研究综述类成果时有出现。

王林平的《冷战末期以来美国西藏政策协调机制述评》（《黑龙江社会科学》第1期）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以及行政当局为弥合这些分歧建立的协调机制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围绕西藏地位问题、西藏人权状况与美国在华利益优先度等问题存在一定分歧。作为弥合分歧的努力，行政当局建立了一系列协调机制，包括在国务院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国务院以年度报告形式定期向国会报告中国西藏地区的人权与宗教自由状况，在国会内部设立“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干预西藏事务等协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二者的分歧。文章分析认为，这些协调机制表明，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在西藏政策上的分歧是虚，合作是实；根本意图都是要利用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王林平的《美国涉藏政策背后的国家利益》（《学习与探索》第5期）对美国在涉藏问题上的国家利益演进进行了回顾和研究。文章认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美国涉藏政策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美国涉藏政策所牟取的国家利益的变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美国涉藏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尽量避免在西藏主权问题上公开表态，但不支持“西藏独立”，以维护其在西藏的利益均沾权利及“二战”期间与中英两国的同盟关系。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期，美国涉藏政策的核心是不公开承认“西藏独立”，但在事实上给西藏分裂势力提供支持，以实现在战略上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一方面公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另一方面却愈来愈公开地支持“藏独”活动，反映出其涉藏政策欲牟求的利益正向多元化发展。

彭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西藏政策转变中的美国因素》［《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将美国作为中印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并从第三方影响的视角分析了中印关系围绕“西藏问题”发生的转变的原因。文章认为，美国与印度在国际政治层面的战略矛盾、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给印度带来的不安，特别是美国与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结盟促使印度改变维持在西藏特权的政策，转而与中国就西藏地位问题进行积极协商并最终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该文章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印关系提供了较为新颖的外部环境视角。

高晓波的《英国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的产生及其解决——以藏尼、大白、尕旦寺纠纷为考察中心》（《西藏研究》第1期）以藏尼、大白、尕旦寺社会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英国如何利用藏边社会事件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章分析了英国参与下的藏边社会纠纷解决的特点，即社会纠纷事件容易升级为敏感的政治性事件、英国往往以社会群体纠纷事件为契机实现其政治企图、社会纠纷解决通常被军事冲突所掩盖以至于无法解决。

赵光锐的《历史追溯与现实关切：德国学界西藏研究的新进展》（《国际政治研究》第6期）对2009年以来德国学术界涉藏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这些进展主要包括德国涉藏历史、德国政治人物涉藏活动个案研究、海外流亡藏人尤其是印度和瑞士新生代藏人的认同等问题。关于德国涉藏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纳粹德国与西藏的“政治关系”、廓清围绕纳粹涉藏活动的各种神秘传言、有关希姆莱本人的西藏兴趣及其原因，以及“二战”前后德国与日本关系中的“西藏问题”等。关于政治人物涉藏活动的研究集中在对绿党领袖凯莉推动“藏独”的个案研究上。关于海外新生代藏人认同的研究主要是对生活在印度和瑞士的新生代藏人心理认同进行的比较研究，该类研究提出瑞士的二代藏人比较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这与印度的二代藏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同定居形式下的二代藏人思想观念差别很大；普遍存在新生代与新来藏人之间的隔膜；瑞士的新生代藏人对达赖喇嘛的认同度相对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