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往年类似,本年度出现更多从历史和法理角度论述反分裂斗争的研究成果。与现实涉藏工作密切配合的关于达赖集团分裂势力的研究和对藏区社会稳定深层次因素分析的成果也有所增加。
赵君的《试论藏族的“大一统”观念在西藏近代反侵略反分裂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中国藏学》第1期)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了藏族社会存在的“大一统”观念及其对中国统一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大一统”思想不仅深深植根于自古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的心灵深处,更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在西藏地方与内地中原政权和各民族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纳入元中央王朝管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在西藏近代的反侵略、反分裂斗争中得到充分体现。
边巴拉姆的《略论国际法原则下西藏的法律地位》(《西藏研究》第2期)从历史和国际法原则两个角度论证了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文章指出,从元朝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了符合国际法中主权定义的管辖权,这些历史构成了今天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基础。文章还从国际法的国家主权永久性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承认原则等视角论证了西藏的法律地位。文章认为,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间的行为规范,国家对于主权范围内的内部事务所实施的行政权力是不受其制约的,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辖区,不具备国际法调整的主体资格。所谓“西藏问题”或者从国际法视角确定“西藏独立”是国际反华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为实现分裂中国而抛出的伪命题。
曾晓阳、茅维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国际生存空间策略》[《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总结了达赖集团从流亡印度开始为拓展国际活动空间、显示国际存在所采取的策略,包括竭力经营与印度的关系、频繁访问外国政要、在联合国制造涉藏反华人权议案、假和谈真独立、与其他分裂势力合谋建立“统一战线”、利用“藏独”激进组织制造事端以吸引国际社会关注、以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为后援扩大国际影响、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发表反华言论以混淆视听、利用讲经弘法争取人心、组建武装袭扰我边境。文章指出,这些活动本质上是为了迎合部分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日益增多,包括西藏政治流亡者在内的各种分裂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将日益缩小,其最终的结局将注定淡出历史的舞台。
王克文、吴永刚的《探寻维护藏区社会稳定的新思路》(《西藏发展论坛》第4期)研究了新形势下影响藏区社会稳定的要素,以及应对的思路。文章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藏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影响藏区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包括经济发展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多元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影响上升、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干扰破坏等。文章论述了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的思路,即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夯实藏区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夯实藏区社会稳定的政治保障;大力实施民心工程,夯实藏区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依法打击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藏独”分裂势力,夯实藏区社会稳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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