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人口与健康

吴碧君的《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宗教发展的社会学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共五篇。其中第二篇介绍了都市藏传佛教流动人口的宗教发展状况，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调查点，分析了都市藏传佛教流动人口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环境要素比较、宗教行为的变化与影响因素、宗教观念的变化与影响因素、信仰适应机制，以及社会整合，并将上述特点与伊斯兰流动人口、彝族流动人口进行了比较。

孔凡磊、艾斌的《西藏城市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问题研究》（《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认为当西藏城市老年人需要长期照护时，配偶是照护的最主要提供者，其次为子女。西藏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精神健康呈现正相关，精神健康与长期照护需求呈负相关，社会经济地位不仅直接地影响其长期照护需求（负相关），同时还会通过影响其精神健康而间接地对其长期照护需求产生影响。

杨斌、郑军的《政府财政补贴对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以西藏的新农保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政府财政补贴是提高农民养老金领取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完善新农保制度，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使不同缴费档次、缴费年限的补贴程度差异明显化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

石人炳、石玲的《西藏流动人口状况与特点——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7期］一文，较全貌地分析了西藏流动人口的规模、地区分布、流动目的、受教育程度、性别结构、生育状况等。西藏呈现人口净流入，但流动人口规模不大；流入人口来源地比较集中，带有明显的“地缘性”特点；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净流入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流动人口生育水平低于常住人口。

王茂侠的《西藏的流动人口与人口流动——基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西北人口》第5期）一文，西藏人口流动的规模虽小但发展速度较快，西藏当前的人口流动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形成了良性互动，在人口流动加速的情况下，需要注意跟进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提升西藏本地劳动人口的市场竞争力，鼓励和支持西藏本地人口的跨省流动。

苏发祥、安晶晶的《论西藏乡村社会的疾病观及村民的求医行为——以西藏南木林县艾玛乡牛村为例》（《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在当地村民看来，现代化医疗体系与传统疾病治疗方法并不相互抵牾、彼此冲突，可以同时采用，相互补充。反映出面对现代化，村民们并不总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而是自有一套主动应对的智慧。

何瑛、魏元龙等人的《西藏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现状分析》（《现代预防医学》第15期）一文，调查得出艾滋病相关知识方面，汉族学生高于藏族学生（P005）；艾滋病相关态度方面，“发生高危行为后，我愿意接受艾滋病检测”这一条目，汉族学生得分高于藏族大学生（P005），余无差异（P005）。不同民族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存在差异，应结合具体情况，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

来仪、肖灵的《当前成都市藏商群体的基本特点及其现实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2期］一文，认为成都市藏商企业的特点是经营主体和形式多样，经营范围多元化，企业规模大小不一，经营具有较大自主性。藏族商人的族裔性特点为行业选择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大都雇佣本民族员工，选址显现聚集效应。

陆双梅的《震惊的体验：迪庆藏族民众手机交往中的社会文化心理探析》（《新闻大学》第2期）一文，认为日常生活中，手机跨越时空距离的交往带来的震惊的体验；宗教活动中，手机交往打破并重构了宗教和世俗的界限而产生的震惊的体验；手机使用行为中凸显的震惊的体验，具体为手机品牌表现的象征意义，手机交往激发的情感想象和手机铃声体现的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