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

何一民等人的《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通过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厘清了西藏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地对此一时期西藏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城市空间分布、城市体系演进及城市规模、城市职能、空间分布、城市建筑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全面展现西藏城市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西藏城市的独特性，以及历史地位。全书共五章。

柳建文、杨龙的《从无偿援助到平等互惠：西藏与内地的地方合作与长治久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对西藏近年来地方合作的现状特别是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探讨了如何提升和拓宽西藏与其他地方的合作层次和领域，如何构建相应的地方合作模式和若干层级的地方横向合作机制。通过提升地方合作层次，密切经济联系，促进西藏与全国社会文化融合，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全书共七章。

周建新、杨静的《跨越边界的离散者：西藏吉隆边境地区尼泊尔后裔村落调查》（民族出版社）一书，以漫谈的形式从历史、经济、教育、婚姻、节日、习俗等方面展现了达曼人现阶段的生活截面。全书共十二章。

郎维伟、黄薇等人的《嘉戎藏族农业社会变迁：大渡河上游沈村农民权利享有的人类学考察》（民族出版社）一书，通过对藏区小规模社会的农民权利享有状况的调查，以使人们看到藏族农民在村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完整切片。主要内容包括沈村藏族的民族权利、公民权与政治权、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沈村藏族的人口、家庭和妇女权利等，共六章。

范丽娜、杨亚波的《关于西藏劳动争议近十年发展趋势的战略思考》（《西藏研究》第6期）一文，认为因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引发的劳动争议逐年增多，对西藏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西藏劳动争议近十年发展趋势的形成，与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政府、企业、劳动者等多方因素有关。

刘丽玲、张虎生的《社会变迁中的村落排泄系统研究——以拉萨市纳金乡藏热村为个案》［《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认为该村热量来源、厕所循环、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都日趋走向现代化与工业化，且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特征，其未来的村落特性也将更加强调现代生活专业性、公共性与私人多元性的合法存在。

次旺卓玛、罗布的《西藏地区乡村社会媒介使用状况研究——以山南地区扎囊县沙布夏村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认为电视媒介传播的官方资讯与微信传播的草根资讯将成为未来广大农牧区信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媒介只有与资金、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相匹配，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催化剂作用。

何俊芳、王浩宇的《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一文，阐释了现代“汉化”的内涵，认为与古代“汉化”具有单一汉文化化的特征相比，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特征，是一个明显被泛化了的概念，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彭文斌、陈世明的《社会变迁中的藏族朝圣——以九寨沟为例》（《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从历史的结构性进程来揭示朝圣实践的具体运作和复杂与多元性，而不是将朝圣视为自在的、超结构与世俗体系的仪式行为，川西北九寨沟的朝圣习俗在社会政治运动与旅游场景中的变迁即是一例。

杨春学的《“超载”现象、制度选择和政策思考：以金沙江两岸藏区为案例的研究》（《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认为“使用权承包到户”只能解决利益的初始分配问题，并不能自动消除公地悲剧现象；只有“因地制宜”，尊重牧民根据“特定时空”的经验知识所进行的理性选择，产权制度的改革才可能实现其政策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