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文化（汉文部分）

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促进文化、教育、体育大发展的精神，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主要文件有：文化方面，3月26日，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次概括凝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8月8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快西藏和四省藏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9月10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东中部职教集团、民办本科学校对口支援西藏和四省藏区中等职业教育的通知》，以推动西藏和四省藏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体育方面，4月21日，教育部印发《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办法》三个文件。要求各地将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纳入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6月11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要求学生掌握科学锻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有效方法，学会至少两项终身受益的体育锻炼项目。

以上政策的出台，为藏族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4年度，藏族文化、教育、体育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研究更为深入，领域更为开阔。下面从不同研究视角和领域分别予以介绍。

西藏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活动、订立契约文书时都大量使用各种印章，一些重要的还与西藏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陈庆英《西藏古代印章文化》（《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对西藏古代社会印章的历史、发展及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并对目前藏学界印章研究起步很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西藏古代印章形成了一种印章文化，是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藏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在藏族博弈、绘画、建筑、生活用具，以致一些历史文献中都蕴含着深厚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范忠雄、陈改玲《再论藏族传统文化中的数学思想》（《中国藏学》第2期）在《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数学思想》（范忠雄《中国藏学》2008年第2期）一文的基础上，从文化与数学的关系、藏族博弈与数学、藏传《时轮历》和《时宪历》中的数学原理、藏族数字起源与九九乘法歌诀四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藏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数学思想。

聚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所创造的具有浓郁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蓉、李军《藏族传统文化主要成就概述》（《西藏科技》第2期）一文，在阐释藏族传统文化特定内涵的基础上，从藏族文化史发展的角度，对传承数千年的藏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就进行了概述。文章最后总结了藏族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即藏族传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藏族文化成就的取得是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分不开的，是与汉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

次珍、拉巴次旦《刍议藏族文化中的双色式符号“黑白/红白”及其文化象征》［《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一文，以双色式象征符号“黑白/红白”为切入点，对其两极性成对式出现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在苯教、佛教、艺术、民俗等不同文化背景中象征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行了梳理。文章认为，无论是根植于原始苯教文化中的“黑白”对立统一关系，还是被古印度佛教文化所影响的“黑白”与“红白”对立统一关系，这两组二元对立构成的象征寓意分别与苯教教义和佛教教义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格桑多吉《藏文的创制与早期典籍的装帧设计》（《西藏艺术研究》第3期）一文，在梳理典籍文献，以及现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藏文的创制年代及渊源、藏文字体的设计、早期的书籍形式与典籍的装帧设计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吐蕃时期藏文字体及其典籍装帧设计的基本特征。文章指出，早期藏文典籍的装帧设计主要有梵夹装、包背装、写卷、简牍几种形式，其中梵夹装的存在丰富了我国传统图书装帧设计的形式。

李加才让《内明学对藏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借助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阐释了内明学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归纳了藏传内明学的特质及其基本理论，分析了内明学在藏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藏传内明学的历史轨迹与主要影响，并结合藏区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探讨了藏传内明学的特质及其价值系统给藏民族实际生活所带来的正负面效应，并就亟须转型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牦牛是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一种大型动物，为传统的藏族社会提供了生存的基本保障。龙山《青藏高原的牦牛文化》（《中国西藏》第1期）一文从野牦牛演化为家畜的历史进程、牦牛是藏族生活方式的标志、牦牛文化是藏区的一道风景线、牦牛图腾为藏族文化的灵魂四个方面，探讨了牦牛与藏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文章指出，牦牛既是青藏高原的象征，也是藏族牧业的象征和西藏传统生活方式的象征，形成了青藏高原特有的牦牛文化。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们，在其生产生活和宗教实践过程中，创造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象征符号。米文科、杨胜利《宗教文化视域下的藏族文化象征符号》（《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藏民族文化象征符号的起源、发展及不断丰富的过程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这些文化象征符号生发于原始苯教创立时期，发展于佛教传入时期，繁荣于藏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与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藏民族寄托宗教信仰、约束社会行为、表现审美情趣、体现民族气质的载体。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越来越多的文化象征符号被应用于西藏旅游产品和商品，起到了提升西藏商品品牌和竞争力的作用，同时也促使西藏文化象征符号逐渐向多元化发展。

雅与俗是各民族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它是由各民族的价值观念所决定的，并在其社会文化中占据不同的地位。贡保扎西、琼措《论藏族传统文化的雅与俗——以五明之工巧明的分类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3期］一文，结合藏族传统文化中五明文化关于工巧明的定义和分类，分析了文化的雅与俗及其相互关系、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雅俗关系。文章指出，雅与俗在文化整体中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在对藏族文化进行雅俗分析和鉴赏时，也应看到各自的属性、作用，以实现雅俗共赏。

《西藏志》是清代前期一部记录西藏历史的重要典籍，保存了大量有关疆圉、物产、历史、宗教、习俗、山川、典制等的记载，对不同藏区的习俗进行了辨别、比对。施国新《从〈西藏志〉看清前期的藏地习俗》［《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期］一文，通过对《西藏志》的梳理，介绍了清前期藏族地区的衣饰之俗、饮食与宴会之俗、婚俗、葬俗等，用史实再现了清前期藏族地区人民的生活实况。

嘉绒藏族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藏族的一支，因嘉绒藏区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族源的复杂、文化的多元使其农耕文化悠久而神秘。苏泽逸、路遥、龙蔚、孙艺嘉《嘉绒藏区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启示》［《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5期］一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嘉绒藏区的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对嘉绒藏区农业开发始源进行推测，总结了历史上嘉绒藏区的农耕文化特点，进而提炼了传统农耕文化中的现代启示。

藏文古籍文集文献的数量在整个藏文文献中占很大比重，承载着藏族传统十大学科的内容，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是重要的文献资料。益西拉姆《藏文古籍文集文献及其保护研究现状综述》（《中华文化论坛》第12期）一文，在对藏文古籍文集文献的形成时间、内容、编撰形式、版本、目录等方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归纳了藏文古籍文集文献的特点，同时对现阶段藏文古籍文集文献的保护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

地名是人们对不同方位、范围的个体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古格·其美多吉、索朗仁青《论西藏地名中的情感色彩》（《西藏研究》第5期）一文，在分析西藏地名情感色彩的基础上，对西藏地名情感色彩研究的现实价值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保护西藏传统地名的措施及建议。

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来说，马与他们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与历史情结。桑吉扎西《西藏民间及佛教艺术中的马》（《中国西藏》第3期）一文，从马背民族、藏传佛教信仰中的“马头观音”、藏传寺院中绘制的“白马逾城”壁画、马年转山四个方面探讨了马在藏族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