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与《格萨尔》史诗研究（汉文部分）

（一）民间文学

本年度藏族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近20篇，论文主要涉及神话、民间故事、谚语、歌谣等领域。其中对于故事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成绩。

陈岗龙的《论印度〈鹦鹉的故事〉在中国各民族中的传播》（《民间文化论坛》第3期）一文，阐述了印度的梵语故事集《鹦鹉的故事》在中国境内的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中的传承情况。作者详细考证了这部梵语故事集结集以来翻译为多种文字，以及在以上这些民族中流传的经过。特别是谈到这部故事集在藏族与蒙古族中的传承时，作者认为在藏族中的相关传承者集中在《聪明的小鸟》《王子还魂记》（即藏戏《郑宛达瓦》）《聪明的鹦鹉和富有的商人》《鱼为什么笑》等几个故事里。尽管尚未见整部《鹦鹉的故事》的藏文翻译，但从零星的书面记录与口头传承中，作者认为这部故事集可能随着佛教的传入传播到了藏族及蒙古族地区。

李靖华的《迪庆藏族〈尸语故事〉中的共妻现象》（《怀化学院学报》第9期）一文，分析了迪庆地区发现的藏文抄本《尸语故事》中反映“共妻”内容的几则民间故事。特别是通过《猪头卦师》《尼玛维赛弟兄》《夫妻俩》等故事中的“共妻”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化现象不同于汉文化中的“人伦中心”、欧美文化中的“个人中心”，而是接近于印度文化中的“超自然中心”。作者还为这种现实存在于迪庆地区的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可能的推断。比如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诸如经济问题、性别失衡等等。尽管作者的这些推论有待商榷，但我们认为这篇论文值得关注，因这篇文章对迪庆地区翻译出版的《尸语故事》做了较为科学的评论。

王远明的《从多元性到体系化：论康区创世—后创世神话体系》（《中华文化论坛》第7期）一文，分析了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流传的《十个神鸡蛋》和稻城县流传的《贡嘎山的传说》两篇神话故事。作者通过分析两则神话的叙事时间与起源问题，推断前者讲述天地、日月、人类产生于蛋的神话属于创世神话。《贡嘎山的传说》讲述的宗教领袖册封山主的神话，更能证明后创世神话的特点。作者更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神话的相互作用，以及所表现的创世—后创世神话体系。作者的这种研究，关注了特定地区的神话叙事问题，无疑在推进藏族神话的深入研究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格萨尔》史诗

本年度用汉文写作的《格萨尔》史诗研究论文共60多篇，论著4部。这些研究成果关注了史诗抄本的“善本问题”、艺人创作、说唱文本的特点、史诗文化内涵、史诗文化的现代传承，以及史诗的表演艺术等。与以往史诗研究相比，从数量上看，相对持平，但相较于藏族文学其他方面甚至整个中国藏学研究领域来看，这些成果颇为可观。就《格萨尔》史诗本身研究来说，其研究领域与研究深度上也有了一定的推进。下面简要介绍几篇论著。

毫无疑问，他的这些论点为推进《格萨尔》史诗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其中十八大宗的次序排列，尚无前例。尽管存在有待商讨的方面，如关于什么是“传统本”这一概念，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依据笔者的研究，史诗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过“传统（本）”。也就是说“传统本”不仅是一种创作标准，更应该是一个创作理念。好的抄本、艺人说唱记录整理本，都应该归入“传统本”这一标准。

也有部分学者关注《格萨尔》史诗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其中杨恩洪的《重温历史——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抢救始末》（全国《格》办等编：《诗学之约》，青海人民出版社，第7—24页）一文，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西藏大学《格萨尔》抢救小组录音、笔录和整理著名艺人扎巴的过程。文中作者详细记述了扎巴艺人及其说唱史诗的特点、介绍了西藏大学《格萨尔》抢救小组8年录音抢救26部史诗，以及之后漫长的跨越世纪的几代人的笔录和整理工作。作者尤其为此次抢救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而默默奉献的学者们致以深深敬意，尤其为某些学者勤勉工作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与尊敬乃至造成笔录工作中断而感叹。最后，作者总结了西藏大学《格萨尔》抢救小组在抢救录音、笔录和整理工作中取得的宝贵经验。此将成为今后史诗艺人录音等工作的重要财富。此外作者认为“重视抢救与保护艺人并行”“重视记录口头文本的文化语境”等问题是扎巴艺人抢救工作中得出的重要启示。

部分研究文章具有新的方法和视野，这在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关注的。多拉、扎西加的论文《词汇计量与史诗诸要素的解析——以语料库方法解构格萨尔史诗之〈霍岭〉》（《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史诗研究方法，值得关注。作者采用语言学上的语料库统计分析方法，设定相关的主题如人物、地点、宫殿城堡、武器铠甲、生活用具、氏族部落、诸神祇，以及各种动物，进行了计量统计分析。以《霍岭大战》为例，作者发现其中史诗人物超过了1000人，场景或故事地点达800多个，生活用有1000多种，武器铠甲等具有400多种，甚至战马名称也多达140多个，战神等神祇更是多达400个。通过拆解史诗的构成要素，勾勒出比较清晰的史诗的故事结构和生活场景。这种新方法的采用，不仅从侧面印证了史诗的非同凡响之处，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张超的《布·格萨尔文化论——稻城亚丁一带同母题口传故事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提供了史诗研究的新视野。作者采用1970年代在稻城亚丁一带搜集的相关《格萨尔》史诗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再加上自2000年起多年来对当地民俗文化的持续调查成果，分析探讨了《霍岭大战》与《姜岭大战》中的故事题材在当地传承中的变异特点。作者认为作为史诗之“流”形式传承的当地史诗故事，与当地文化具有互动、重新解释乃至“回流”影响史诗“源”文化的特征。

此外，本年度也有一批关注史诗中的民俗文化内涵方面的论文论著。丹曲的《〈格萨尔〉中的山水寄魂观念与古代藏族的自然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由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成。作者以《格萨尔》文化中的寄魂山、寄魂湖作为研究焦点，以史诗的主要传承区果洛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讨论了史诗中所反映的古代藏族的自然观念。

作者认为原始宗教中肯定生命形式的积极意义，藏族也以此建立了生命永恒的理想观念。作者认为作品所表现的采用灵魂寄存观念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神圣化、人格化，并以此反映出天界、人间和地下三界统一和谐的朴素的自然观念。而整部《格萨尔》史诗，正是基于“来自本源，灭于自身，回归本源的自然观念（该书215页）”的真实写照，而这种自然观同时反映了藏民族“和谐统一”的民族精神。

李连荣的《神山信仰与神话创造——试论〈格萨尔〉史诗与昆仑山的关系》（《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讨论了安多型《格萨尔》史诗传承的主要区域之一的果洛阿尼玛卿雪山的文化内涵与功能。作者针对中原汉族的昆仑神话与《格萨尔》史诗（安多型）两者所指向的同一座神山昆仑山（阿尼玛卿），考察各自的内涵，认为汉藏两组的同一座山的神话不仅反映了不同文化的起源特色，同时也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互动与融合的特点。索南多杰的论著《果洛格萨尔信仰研究》（民族出版社）以玛域果洛的史诗信仰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史诗与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关系、史诗与民族和部落的关系、史诗与区域和文化的关系、史诗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史诗的传承和保护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格萨尔信仰在果洛文化、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最后，在史诗艺人创作与音乐艺术特色等方面，也有不少论文问世。诺布旺丹的论著《艺人、文本和语境》（青海人民出版社）中阐述了史诗艺人创作过程中的特点。通过作者的实验、观察和发现，能够撰写118部（2008年）史诗的艺人丹增智华创作史诗时首先写下某部故事的梗概，“然后再扩写”（该书46页）。持续一小时的写作过程中，艺人下笔一气呵成，不会停顿润笔修改。最后检查创作稿时，仅仅修改其中的字体拼写错误即可。此外，艺人的上师指导、艺人的梦境等等也会对创作的进程与完美程度，产生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人遵循上师的指导，自15岁开始创作史诗到36岁，“埋藏”自身22年后才公开自己的艺人身份。通过这种实验、观察、研究，可以发现艺人创作的某些规律性特点。

郭晓虹的论著《玉树〈格萨尔〉音乐人类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探讨了史诗说唱艺人的腔调特色。其中作者认为借自印度音乐理论中的“音调七品”对于史诗中各种腔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七品”中的“俱六”和“神仙”两调，具有表现英雄、勇猛、神奇的“味”，腔调表现方面犹如“孔雀啼鸣”和“黄牛吼声”。这种特色可以对应于史诗中的“英雄复仇调”和“狮子震怒调”（该书78页）。这种研究对于理解史诗中腔调的审美情趣来说，无疑是积极有益的。此外，本书后半部分详细记录了玉树地区新发现15位艺人的情况，为学界提供了比较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本年度在《格萨尔》学界值得关注的还有著名艺人才让旺堆的去世（1936—2014）。根据青海《格萨尔》研究所的《我国著名〈格萨尔〉史诗说唱家才让旺堆同志逝世》（《格萨尔研究》2014年合刊）一文介绍，这位杰出的艺人留下了12部979盘磁带的《格萨尔》史诗，这12部史诗不见于传统抄本，是他独家说唱的史诗。这是他贡献给人类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