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评论（汉文部分）

本年度当代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有60多篇，另外有1部专著。这些研究涉及了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区域性作家群的创作、藏族的汉语诗歌创作，以及几位著名作家作品的评论，如扎西达娃、梅卓、阿来、次仁罗布、万马才旦等。

阿来作品的评论一如既往也是本年度的热门，相关评论文章数量占据了整个评论的三分之二左右，而且评论深度也比往年大有提高。丹珍草的《差异空间的叙事》（中国藏学出版社）是对阿来小说《尘埃落定》评论的专著。本书从五个方面讨论了阿来小说的创作特点，即：“嘉绒藏区地理文化空间与阿来其人其作”“文化身份寻踪”“第三空间语言”“空间化叙事策略”，以及“《尘埃落定》与多元文学文化传统”。作者试图尝试运用当今流行的文学理论如“文学地理学”“空间化书写”“身份认同理论”，以及巴赫金的“复调”与“狂欢化”理论等等来分析阿来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尘埃落定》所蕴含的魅力。就专著整体而言，这样的评论是对当前阿来作品评论方面的一次成功尝试。

作者进一步认为，阿来的创作可以分解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89年之前，作品主要以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为主，表达了个体的生存痛苦、心灵困惑和身份焦虑。第二阶段：1989—1999年，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与散文《大地的阶梯》为代表，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文化本土意识和文化寻根意识。此时，其创作也进入了辉煌期。第三阶段：1999年以来，以《空山》和《格萨尔王》为代表，现实主义表达，作品呈现出庄严凝重的特色。

作者认为，阿来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青藏高原和川西北嘉绒藏区的地理空间为背景，以命运的神秘和对文明的困惑为主题进行创作的。《空山》唱响了乡村陨落的悲凉的挽歌，《格萨尔王》传说中注入了现代理性，特别是《尘埃落定》表现了政治生态为背景的复杂的人性问题。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在不断的漫游和创作中，所完成的自我心灵的救赎，进入了自我身份不断建构的过程。从“藏族作家”逐渐走向中心，成为“中国作家”，最终得到国外认可的“世界作家”。另外，阿来小说语言所特有的“汉语表达的直觉化”是小说成功的关键。阿来小说的成功还在于向汉族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学习，特别是对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借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贺绍俊的《三部小说，三重境界——阿来的文学世界观一瞥》（《当代作家评论》第1期）一文认为，阿来的文学世界观是藏族追求精神幸福与老庄无为思想相结合的一种世界观。作者依次分析了阿来小说：《尘埃落定》表现了“傻的境界”，也即“大智若愚”的思想。这应该是一个智者上下求索过程中最终到达的终点，是一种看穿世事的淡定，是处于“众人皆醉吾独醒”时的表情。而小说《空山》则表现了一种“空的境界”，这里既有藏传佛教主张的“性空观”，也有老庄表现的“空无思想”，而实际上表达的则是自然与心灵的合一。第三部小说《格萨尔王》则表现了一种“净的境界”，即表达了作家对于藏族传统史诗乃至藏族文化的一种敬畏思想，是一种“干净、洁净和神圣”的庄严。

此外，程金城、张璐的《民族历史和人类情怀的个性化表达——简论阿来的长篇小说与“非虚构”文学》（《兰州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评论了阿来新近发表的写实小说《瞻对》。作者认为《瞻对》印证了巴尔扎克关于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断言。阿来是新兴“民族秘史”的重要书写者，他的写作不是猎奇，也不是只靠素材取胜，而是以新型的“史诗”意识艺术地阐释藏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强化了对人类主体的归属意识，通过个性化的艺术表达而获得巨大的艺术张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这种表现风格也对重新定义“文学”的概念具有启示意义。

本年度对于次仁罗布小说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冯清责的《论次仁罗布小说的现代民族叙事策略》（《民族文学研究》第3期）一文，评述了次仁罗布小说的题材内涵、思维模式和时空观念。作者认为，次仁罗布的小说题材方面最鲜明的特色，是关注藏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叙写了普通人生活的苦难与灵魂挣扎，展现出作者的悲悯和体恤。认为作者的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命运，表现出一个民族坚忍、勇敢、乐观、仁爱、包容、耐劳、怜悯等承受抗争苦难的精神，因此其小说具有超越现实的力量。其次，其小说蕴藏着古老的藏民族神话叙事方式，通过预感、征兆、幻觉、梦境、报应与劫运等宗教、神话成分构建情节，使作品既有现实场景，又有扑朔迷离的情节、情绪，同时还包含现代民族寓言中开启隐喻的方法。这种强烈的神话意识表现方法，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可算是独树一帜。

其小说，叙事的时空延宕特性颇具魅力。作家常常运用内心独白、时空跳跃、幻觉、梦境等形式来表现这种跨越时空的观念。其中既有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又有生者与死者的召唤；既有现实中的人物，又有逝者的灵魂；过去与现在，今生与将来，人间与天界，交织分布，呈现出反复的轮回。彻底打破现实时空的限制，使读者带入到心理时空的绵延跌宕之中，充分感受到人物精神的潜在本质，也充分享受到作者难以用理性思维表达的神秘逻辑。此外，魏春春的《时间的舞蹈——次仁罗布的叙事时间意识探究》（《西藏文学》第2期），也评述了次仁罗布小说叙事中所特有的跨越时空的魅力。

随着新生代作家万玛才旦的两部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2011）与《嘛呢石，静静地敲》（2014）的出版，万玛才旦近期也开始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本年度唐红梅、王平的《宁静中的自信与优雅——论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特色与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评论了万玛才旦的两部小说集所展示的总体特色。作者认为，万玛才旦的小说总体上传达出了作者对藏民族文化的审美之思，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显得优雅而从容。也正是这样的优雅从容使他的作品在当代藏族文学中显得与众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时代特点。

作者认为其小说中突出传达的“寻找”主题，恰好反映了两部小说集中“寻找”的特殊含义及其达到的结果。第一部小说集中突出表现了“寻找”民族文化出路的过程本身，而后一部小说集则强调了“寻找”民族文化后的结果，进而映射出作家的创作正趋向成熟。例如小说《陌生人》，运用藏传佛教的象征手法，并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作品《等待戈多》的表现手段，所不同的是其结果恰恰相反，不是等待的“绝望”，而是诞生了新的“希望”。最后，作者认为像万玛才旦这样运用双语创作的藏族作家，他们既继承了传统藏族文学精神，又积极吸收世界文学遗产，自信与从容地表达藏民族的当代心路历程，或许传达的正是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此外，倪金艳、卓玛的《雪域高原的酒神精神——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的意象探微》（《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一文评述了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所展现的“酒神精神”。作者认为，这种“酒神精神”表现在小说主人公身上具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在迷醉状态下释放原欲，揭去了现实人格的面具，还原了生命的本质，以此充分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在迷醉状态下表达人与鬼神的相通，而且利用集体无意识达成与原始祖先之间的对话。更重要的是这种“酒神”意象所蕴含的狂欢化精神，它在多种生活空间中常常直抵人的生存本相，为神、人、现实、幻想，建立一条隐秘的通道。这正是小说采用“酒醉形象”所彰显的雪域高原的“酒神精神”。

本年度对于扎西达娃与梅卓的小说创作，也有不少评论。张莹的《怎样的一种“魔幻现实主义”——浅析扎西达娃的小说创作》（《当代文坛》第6期）比较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色。作者认为，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西藏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最终指向的是创作者对现代性的寻求，表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所带来的阵痛与尴尬，并且这与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大环境是相契合的，但这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返祖崇仰”的书写心态却并不是一回事。

郑洪娜的《藏地“女神”的灵魂呼喊——梅卓小说研究论》（《名作欣赏》第3期）评论了女作家梅卓小说选取题材的特点。作者认为，梅卓的小说紧跟时代步伐，把目光敏锐地对准了那些生活于当下的藏族青年，对准了那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在城市与草原之间游离的现代藏族人。小说通过表现新一代青年人对父辈坚守的古老文明的质疑，以及自身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烙印，传递了作家对于这种进退两难的精神所感受的困惑与隐忧。

本年度在诗歌评论方面，也有不少文章值得关注。卓玛的《生命的律动：藏族汉语诗歌的协畅化音韵追求》（《青藏高原论坛》第2期）一文讨论了新时期以来藏族诗人同汉文诗歌创作中表现的藏族传统诗歌的韵律特点。作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藏族诗人进行汉文诗歌创作时，对于节奏的追求总是来自于诗人最无法言说和把握的内心深处属于母语诗学的节奏要求。继而追求诗歌的音节和谐、顺畅，则成为藏族诗人汉语诗歌创作中重要的审美准则。

从具体的诗歌创作来看，作者认为藏族诗人采用了三种节奏韵律：（1）“短歌”节奏；（2）“长风浩荡”式的长句韵律；（3）“反复”的韵律。从这三种节奏各自的特点与传统来源来看，作者认为，“短歌”节奏“是指诗人在音组的构制上相对俭省的一种节奏把握”，是一种“与古典佛偈、格言体诗歌以及民间谚语、卜辞、谜语、唱词等形式相近的音组状态。而其表现在汉语诗歌中则往往就形成了短小、明快、清丽的音顿效果”。

其次，“长风浩荡”的节奏，运用“长句”带给一种节奏效果音组连绵而音顿错落，关注平仄在字词层面的强弱搭配。其效果是整个长句读来如“长风浩荡”般席卷而来，在音韵与节奏上形成荡气回肠的旋律美感。这与宗教因素赋予藏民族的善于思辨追问的思维方式相关。最后，“反复”的韵律结构，“反复”包括音组、音韵的重复及重叠，它是一种体现韵律动感的手段。它源自口传文学，如祝赞词、情歌、谚语、儿歌等都是这种“反复”形制的有效载体。但在藏族诗人笔下，“反复”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同时已经上升到了审美意识、理念层面。

总之，作者认为藏族诗人虽然用汉文写作，但母语的韵律仍给予其深刻的潜在影响，加之汉文特有的音乐感，使藏族诗人的汉文诗歌拥有了一种鲜明的韵律和节奏，并且这种韵律追求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产生了藏族诗人汉文创作独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