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汉文部分）

本年度藏族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相关古典诗学理论《诗镜》研究有两种颇具分量的著作出版，一是赵康编译的《〈诗镜〉四体合璧》（中国藏学出版社）；一是贺文宣译的《藏族诗学概论》（民族出版社）。

赵康编译的《〈诗镜〉四体合璧》一书，依据作者之前言，是以噶玛司徒·丹贝宁杰的《诗镜双语合璧》（此处藏文原作者与书名之译法，均采用了本书作者的汉文翻译，下同）另外，关于《诗镜》的各种藏文注疏本的书名可参考东噶·洛桑赤列的《诗学明鉴》（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4月）第617—626页所罗列出的详细书目。为底本，主要参考了六种藏文注疏本和一种汉文译本的部分章节，翻译而成的。六种藏文注疏本为：康珠·丹增曲吉尼玛的《妙音语之游戏海》、崩热巴·泽旺班巴尔的《诗镜注·甘蔗树》、五世达赖喇嘛的《诗镜释难·妙音欢喜之歌》、第巴桑结嘉措的《〈诗镜释难·妙音欢喜之歌〉之注疏》、米庞·格列囊杰的《檀丁意饰》、久米庞·囊杰嘉措的《诗镜注·妙音欢喜之游戏海》。一种汉文译本与注释为金克木所译《诗镜》之第一章与第三章的“诗病”部分。

此外，本书附录了三篇有分量的文章，一为《对执杖者大师所著〈诗镜双语合璧〉木刻版本中若干误漏字的校正》，二为《四种〈诗镜〉藏文译本中的文字互译比较》，三为《八种〈诗镜〉藏文译本考略》。特别是第二篇文章详细比较了四种版本从头至尾的差异，从中可以窥见藏译本修订过程之一斑，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奠定了今后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

本书编译者赵康先生多年从事藏文译本《诗镜》和藏文著作之各种《诗镜》注疏的学习和研究，在相关藏族古典诗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开辟的研究道路有待后学承继。

贺文宣译的《藏族诗学概论》是才旦夏茸活佛关于古典（传统）诗学的著作。根据原作者后记与译者前言，《藏族诗学概论》最初成书于1952年。1979年，该书被确定为西北民族学院第一届古藏文研究生的藏文诗学教材。198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译本以藏汉合璧的方式进行，采用《诗镜》体例，即“本体、庄严和除过”；内容即“风格十德、三十五义庄严、十种音义过”等，对檀丁诗学的基本范畴有所补充，可以说是一本全面系统地阐释藏族诗学理论的著作，比如藏族传统诗学中比较关注的三十五义庄严，在本书中已经发挥演变成了三百多种修辞格（庄严）等。书中作者还以自己的新作诗文，来说明藏文诗学中的各种艺术技巧。

关于修辞格名称及内涵的翻译，译者表示其文字有些简略而深奥，不易理解，所以参照了东噶·洛桑赤列教授所著《诗学明鉴》中的表述方式来加以变通翻译手段。译者还希望本书能对汉文修辞理论和修辞手法方面起到一些借鉴作用。贺文宣先生对藏族古典诗学的翻译与研究成果有目共睹，他多年从事藏汉、汉藏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并且系统学习与研究过藏文译本《诗镜》及其各种藏文注疏，其研究根基是雄厚的。以上两本相关藏族古典诗学理论的译本，需要稍加关注的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两种译本无疑是非常难得且值得信赖的翻译力作，对于研究藏族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学理论的学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和研究论著。其次，两位译者分别继承了藏族古典诗学理论在新时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双峰”，即才旦夏茸活佛和东噶·洛桑赤列活佛的探索成绩。毫无疑问，这些成绩的取得，反映了新中国藏学的重要成果。但是，与黄宝生所译《诗镜》相比较，文中采用的现代文学理论术语，藏族古典诗学理论的翻译和介绍等方面的工作还有提高的空间。

此外，本年度也有不少研究者把视觉放在《仓央嘉措情歌》《罗摩衍那》、格言诗、藏戏等方面，有些文章，还颇具新意。

觉乃·云才让的《论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中的佛教思想》（《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选取了《莲苑歌舞》《禅师和老鼠》《青颈鸟的故事》《牦牛、绵羊、山羊和猪的故事》《黄莺的故事》《飞禽选王》《比丘和乌鸦》等七部典型的寓言小说，分析了其中所蕴含的佛教思想。作者认为，这些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寓言小说”中蕴含着丰厚的佛教思想内容，且这种思想始终贯穿在小说中。这些寓言小说包含的佛教思想主要有四种观念，即：“无常”“六道轮回”“因果报应”“普度众生”。作家运用高超的写作技法结合动物的特性，将这些佛教思想注入其中，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比如《青颈鸟的故事》，塑造的杜鹃形象深入人心，感人至深，成为后来者常常选用的文学典型形象。

作者还进一步认为佛教思想不仅在寓言小说中有体现，在藏族史诗、章回小说、传记文学中也有所反映，这与藏族社会与作家的认识观，以及文化修养是分不开的。

荣立宇的《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统计学特征》（《西藏研究》第5期）一文综述了自1930年代开始汉译《仓央嘉措诗歌》的21种译本的特点。作者认为根据原文本（藏文）的5种不同形态，衍生出了各种汉译本，其中尤以于道泉、王沂暖和庄晶的译本受到广泛的关注。就21种译本译者的身份来看，有学者、学者兼诗人、诗人和宗教人士。其中前两者翻译的可信度和读者接受度更高。从翻译文本的语言风格来看，有律诗体、民歌体和散文体等多种形式。从思想倾向来看，有些以情诗来翻译；有的则相反，认为是道歌；有的认为情是表，里含政治意味。不论哪种倾向，都毫无疑问加入了译者的“风格”。虽然因译者之思想倾向，使翻译带有些许瑕疵，但总体上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多旦《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藏文文献价值与研究综述》（《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分析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藏族传统文学中的价值与意义。作者认为：“在藏族传统文献中有关《罗摩衍那》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翻译类、典故类、再创作类和记述故事类。”翻译方面，从吐蕃时期开始，见于敦煌文献中的五篇，即：IO73A、IO737B、IO737C、IO737D、PT983以外，在嘎瓦贝泽所译的《殊胜赞》与《胜出天神赞》的注解中也有片段介绍。20世纪30年代，根敦群培等人的新译作，对这部伟大史诗进行过不同版本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部著作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在藏族文化早已形成的注疏传统中，在介绍注疏这部史诗的基础上，对此再创作及编述故事，是一种常态，比如象雄扎巴的《罗摩衍那》、端智嘉的《罗摩衍那》等。

《罗摩衍那》从吐蕃时代翻译成藏文后，在近一千两百年间，被西藏文人阐释、再创作或加工等，显示了其本土化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西藏文学史上的“罗摩衍那”现象。用该文中的这句话，总结这部史诗的再介绍、再创作工程，是最贴切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