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研究（汉文部分）

（一）壁画艺术

谢继胜、罗文华、石岩刚主编的《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是西藏考古和艺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研究范围涉及了藏、汉，以及西夏、蒙古等各民族古代绘画、雕塑、建筑等各个领域。该书收录中外专家40篇论文，随文插录600多幅照片、线描图版，包括许多罕见的公私收藏。

金萍的《瞿昙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从历史背景和艺术考古两个方面对瞿昙寺壁画的形成原因和分期进行了深度研究，认为其代表性的回廊壁画具有鲜明的明初院画风格，并与当时刚兴起的主流画派浙派有着直接联系。瞿昙寺三大殿壁画传承藏地风格的部分，与古格为代表的藏西地区也有联系，可能揭示了藏东地区和藏西地区超越卫藏的特殊关系。作者同时认为，瞿昙寺回廊壁画是藏传佛教绘画风格总体上向东转变的起点，它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绘画，改变了藏传佛教绘画的走向，影响了西藏本土画派的形成，促进了西藏绘画的近代转型，使得西藏绘画在保存自身民族特色和印度尼泊尔风格影响的基础上，与内地绘画更趋接近，最终形成了新勉唐画派的标准格局。同时该寺清代补绘部分壁画在人物造型和装饰方面受到了本地区热贡艺术的影响。

闫雪的《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大经堂壁画题记识读与研究》（《中国藏学》第3期）对该寺集会大殿一层大经堂四面墙壁上所遗存的建寺之时所绘的40铺壁画进行了研究。作者通过辨识和研究壁画中的藏文题记，结合藏文《甘丹彭措林寺志》及其他相关藏文文献进行比照分析，阐释这些壁画的主题及其所反映的觉囊派的佛学思想。大经堂壁画题材主要有三类，即本续、了义经典和佛传，其中以觉囊派所特有的了义他空见的思想所认定的了义经典为主，实为觉囊派佛学思想在视觉上的直观表现。

拉日·甲央尼玛的《初论玉树格查拉康新发现的元代壁画》（《西藏艺术研究》第2期）认为格查拉康里面的壁画均属于萨迦时期的齐乌岗派壁画。这一发现对研究元代西藏绘画艺术的风格及题材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为进一步考证元代帝师八思巴在青海一带的活动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

丹曲的《卓尼禅定寺的佛教文化艺术考述》（《西藏艺术研究》第4期）简要概述了卓尼禅定寺的佛教文化艺术。甘南境内的禅定寺，自元代八思巴时期创建以来的数百年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安多地区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之一。寺内珍藏有大量绘画、雕塑、刺绣、堆绣、酥油花等宗教艺术品，还有举世瞩目的卓尼版《大藏经》，使之成为安多地区文化艺术的一座宝库。

（二）唐卡艺术

马丁·布劳恩、马丁·威尔森的《藏传佛教本尊大全艺术鉴赏图典》（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包括了藏传佛教用于灌顶随许的510位本尊彩色微型唐卡，该书详细介绍了这些本尊的名称、持物、身姿、颜色、祈请文、咒语，以及相应的仪轨等。这些本尊的图像来源于《冉炯百法》《纳塘百法》和《金刚鬘》。其中，《冉炯百法》包括各个教派的修行法；《纳塘百法》是阿底峡大师传承的秘密法门；《金刚鬘》则介绍了各个坛城的主尊密法。因此，本书对本尊及仪轨传承研究，对于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密咒仪轨修持都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洛米奥·什雷斯塔著，向红笳译的《世界最美的唐卡·第三卷：佛陀的圆满大世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书，展示了著名绘画大师洛米奥·什雷斯塔与他的僧侣助手们一起绘制的融合尼泊尔和西藏风格的39幅唐卡。题材包括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无量寿佛、白度母、千手观音、大威德金刚及坛城等。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传佛教视觉艺术典藏》系列丛书之一，共12册。目前已出版《老唐卡》《老壁画》《法器面具》《嘛呢石》《塑像》《曼唐》。此丛书以摄影艺术的审美视角，配以简洁生动的文字，图文并茂地介绍唐卡、壁画、雕塑等艺术种类和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品。

熊文彬的《西藏罗布林卡藏明代大慈法王像缂丝唐卡再探》（《中国藏学》第3期）对西藏罗布林卡珍藏的大慈法王像缂丝唐卡的创作年代、风格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幅唐卡是明代宫廷创作的重要杰作之一。文章通过对唐卡中的藏文题记和汉藏文献研究，指出此幅唐卡由大慈法王的两位弟子施造，由明代宫廷创作于1434—1443年间，对于研究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僧俗首领的封敕和汉藏文化艺术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忠俊的《论郎卡杰的唐卡风格与流派》（《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对四川藏区现存郎卡杰的唐卡作品的绘画风格和流派进行了分析。

（三）建筑装饰艺术

廖旸的《“天降塔”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对藏传佛教善逝八塔建筑体系中的天降塔进行了分析。佛塔塔座部分设四层阶梯，各面当中凸出并设阶梯的类型被称为“天降塔”，阶梯被比拟为纪念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后降下阎浮提时所踏的三道宝阶。作者认为，“天降塔”并非根据印度的某座塔而仿建，而是对塔所体现的象征体系的重构。学术界据此将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西藏西部流行的四面带阶梯的塔，认定为天降塔。但在当时这种塔与忉利天降下的佛传情节显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现阶段把它们视作“具阶梯塔”更为确切。方形塔基的具阶梯塔最早见于犍陀罗，随着犍陀罗佛教文化的传播，也见于于阗、龟兹、梵衍那和迦湿弥罗等地。西藏西部的地理位置与上述地方邻近，文化交流的结果之一就是涌现出具阶梯塔，这可以解释为何同时期在卫藏，以及受藏传佛教强烈影响的西夏等地区很少看到这种塔的影子。根据文献可知，具阶梯塔的阶梯象征四圣谛或四不护，是塔的重要构件。天降塔最初形成之时，其建筑形制借鉴了包括西藏西部在内的内陆亚洲流行的具阶梯塔，为了强化它与忉利天降下故事的呼应关系，阶梯改用并列的三道，这也可以看作具阶梯塔与真正意义上的天降塔的一个分水岭。

谢继胜的《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考——11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图像配置的重构》（《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从分析居庸关过街塔损毁的三塔与券洞图像配置入手，揭示了三塔的来源及其多重义理，同时对券顶五佛的文本与图像来源，考察斜披四手印、十方三身的十方佛构成方式及法华释迦多宝式样至14世纪时的变异形态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仔细观察四大天王图像头顶化佛与胸前铠甲图像，从中复原出设计者将西夏蒙元时期的多元信仰熔铸于过街塔建筑的绝妙构想。文章认为，居庸关是塞外草原连接华北京畿腹地之间官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元顺帝时在此设计建造的过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巍峨见证，是多民族国家一统的象征。现今各界只将元顺帝“报施于神明”，元人自认“壮丽雄伟，为当代之冠”的过街塔看作是藏传佛教的佛塔，实际上没有领会设计建造者的雄心大略，无意中忽略了过街塔更大的价值。

陈立健的《六世班禅进京前后的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交流及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指出，由于清廷的大力推崇和扶持，新建和修复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遍布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播和影响的区域。本文以六世班禅大师进京所涉及的相关藏传佛教寺院和建筑的叙述为主，讨论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北京雍和宫、西黄寺、香山昭庙，河北承德外八庙的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等建筑艺术交流和影响。

侯秋凤、唐晓军的《拉卜楞寺建筑艺术研究》（《丝绸之路》第22期）认为，拉卜楞寺自1709年创建以来，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和修建，形成了独特的空间布局形态，其所属108座寺院遍布甘肃、青海等六省区。拉卜楞寺建筑类型丰富多样，有学院、佛殿、佛塔、活佛囊欠、普通僧舍、藏经楼、转经廊等。其建筑艺术和风格独具特色，有藏式建筑、汉式建筑、汉藏结合式建筑等。建筑设计和工艺技术是本区藏传佛教建筑的集大成者，从墙体砌筑、梁架布局、空间处理、屋面防水、油饰彩绘等诸多方面体现了藏族传统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也体现了拉卜楞寺各建筑严格的等级制度。

刘伟、刘春燕、刘斌的《四川藏族聚居区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间体系分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认为，四川藏族聚居区的藏传佛教建筑起源早、数量多、发展成熟，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形成了自己完善的建筑外部空间体系，以及川藏寺庙的建筑格局，为藏传佛教在川藏地区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文章在探析四川藏族聚居区佛教寺庙的建筑外部空间体系时，以寺庙建筑外部空间形式为基础，对照其他藏族聚居区寺庙建筑外部空间系统的异同关系，从功用及文化角度，分五个方面论述了四川藏族聚居区寺庙建筑外部空间层次的内容，可以看出其特点明显。

格桑卓玛的《罗布林卡园林与宫殿建筑艺术价值述略》（《西藏艺术研究》第1期），对西藏罗布林卡的园林与宫殿建筑艺术风格进行了研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罗布林卡古建的基本特点、现存情况、历史沿革等，以及其中珍藏的文物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等进行了分析，较完整地展示了清代西藏官邸建筑的风貌。

（四）石刻艺术

宋卫哲的《青海民族民间石刻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认为，青海民族民间石刻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丰富的形成环境。它们或从属于墓葬，主要用于陪葬的明器、墓室装饰、地面碑刻和动物造型等；或从属于宗教，主要为摩崖石窟造像、题记、石经等；或从属于建筑，主要有碑刻、建筑构件和室内外装饰石刻等。此书对青海各民族民间石刻的发展、题材、流派、特征，以及寺院雕刻、佛塔雕刻、民居雕刻等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对包括摩崖、石窟造像、石雕、玉雕、砖雕、岩画、碑刻、石刻等在内的雕塑艺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五）家具装饰艺术

朱和平、胡名芙的《西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的文化解读》［《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在梳理西藏传统家具发展演变的基础上，从艺术的角度分析了藏族传统家具的装饰艺术，认为藏族传统木具装饰具有色彩明艳瑰丽、多样材质融合、纹样寓意多元等三大特征，并从生产生活环境、信仰意识等方面对其成因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