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汉文部分）

（一）历史文献

近年来，文献研究日益得到加强，特别是对藏文历史典籍进行翻译和研究的比例明显上升，继2013年取得丰硕成果后，本年度在这方面更进一步，成绩喜人。

1.藏文史籍译注

《娘氏教法源流》藏文原名为《教法源流·花蜜精粹》，成书于12世纪，属于较早出现的藏文史籍之一，主要讲述了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及传入吐蕃后的发展情况，一直写到后弘期开始宁玛派的发展，其中详细记载了吐蕃王朝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娘·尼玛沃色（1124—1192/1204），出生于今山南地区洛扎县，是当地的政教领袖，为当时宁玛派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年度《中国藏学》连载了许渊钦的《娘氏教法源流》译注（一至四），其中《娘氏教法源流》译注（一）（第1期）为该史籍开头的礼赞、宣说旨趣与第一章第一节内容，主要讲述释迦牟尼出世、情器世间形成、贤劫千佛出现的情况。《娘氏教法源流》译注（二）（第2期）为《娘氏教法源流》第一章“世间总说”中，第二节三所依出现的情况。《娘氏教法源流》译注（三）（第3期）为《娘氏教法源流》第一章“世间总说”中第三节声闻十八部分裂的情况、第四节密咒金刚乘弘扬世间的情况、第五节阿育法王建造千万如来舍利塔的情况3个部分。《娘氏教法源流》译注（四）（第4期）为《娘氏教法源流》第二章“宣说天竺王统”中的第一节历代王统和第二节乔达摩的历史；第三章“宣说吐蕃”中的第一节吐蕃人道众生的出现情况，第二节吐蕃四种氏族的出现情况，第三节吐蕃王统出现的情况——聂赤赞普等。

本年度，由周润年等译注的巴卧·祖拉陈瓦的史学名著《贤者喜宴》之《噶玛噶仓史》继续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连载。《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八）（周润年、张屹译注，第1期）主要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1496—1505年期间的事迹。在此期间，他多次调解纠纷和战争，并建寺弘扬藏传佛教，其中对格鲁派多有扶持。而与上述内容相反的是有的藏族史书记载，红帽系四世活佛却扎益西主使仁蚌巴打压格鲁派。此外，本章也记载了却扎益西与王顿月多杰建立了福田与施主的关系。《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九）（周润年、张屹译注，第2期）主要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1505—1524年期间建寺、塑像、绘画、书写金汁大藏经等弘法事迹。他于72岁圆寂，弟子们为其修造了银质珍宝舍利塔，经常供奉。本章后半部分主要记载了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主要弟子达垅法王南杰札巴、司徒扎西班觉等人的事迹，以及噶举派与萨迦派、格鲁派之间的关系。《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二十）（周润年、张屹译注，第3期）主要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弟子格西噶久巴丹等人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记载了上述诸位大师与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第八世活佛之间的关系。《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二十一）（周润年、张屹译注，第4期）主要记载了藏族著名大师绒敦巴等尊者的生平事迹。译文以绒敦巴在西藏和印度等地研习噶举教义、发掘伏藏、建寺传教、弘扬佛法等为切入点，概述了他12岁到30岁之间的人生经历。《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二十二）（周润年、张屹译注，第5期）主要概述了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大成就者释迦达擦、尊者塔坚钦巴等多位高僧的生平事迹，通过诸位高僧大德的一系列宗教活动，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西藏各地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其他教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二十三）（周润年译注，第6期）主要概述了大成就者桑杰年巴晚年的生活，以及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对其转世活佛等方面留有的遗言，尤其是详细记载了第八世噶玛巴降生之前的征兆和幼年的生活。

大译师仁钦桑波（958—1055）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创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影响深远，著作等身。吉唐巴·益西贝撰写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传》作为研究其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张长虹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传记译注（下）》（《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通过比对当前已经出版的几种大译师仁钦桑波传记的藏文本，对这部珍贵的文献进行了汉译和校注。本文继上期之后，紧接着介绍大译师前往印度东部、大喇嘛拉德将他奉为顶上福田和金刚阿阇黎并献住地和至宝、在卡孜郭卡尔建立寺庙、他的殊胜修行、如何逝向空行等内容。

八世司徒活佛是噶玛噶举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生活在清康乾时期，曾5次赴西藏朝佛巡礼，其《八世司徒自传》是一部集人物传、宗教圣迹志、历史文化考据于一体的重要藏文类书。其中有关西藏历史，尤其是西藏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记载，均是作者亲身所历，史料价值真实、弥足珍贵，补充了其他汉藏文献记载的不足。冯智的《八世司徒所记康雍时期西藏历史片段——藏文〈八世司徒自传〉选译》（《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选译了《八世司徒自传》中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见闻，有关阿尔布巴等事由的记载，有关驻藏大臣、郡王、噶伦等的记载等康雍时期有关西藏历史的片段，并对相关史实做了相应的补遗研究。

关于《娘氏教法源流》作者娘·尼玛沃色，本年度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与其相关的历史。由克珠群佩翻译的《玛悟觉寺简介》（阿达·仁增久美扎西著，《中国藏学》第S1期）是一部玛悟觉寺的简单历史，这座寺院位于今西藏山南措美县，由娘·尼玛沃色创建于公元12世纪中叶。文章介绍了寺院的历史、宗教活动、历代阿达等情况，其中着重介绍了娘·尼玛沃色及其子珠贡的历史。

另外，本年度《中国藏学》西藏档案、文献增刊（《中国藏学》第S1期）继续刊发了徐华兰的《〈王统世系明鉴〉所载赞普“安达·热巴坚”之故事（下）——佩尔·K索伦森〈王统世系明鉴〉英文译注本选译》与朱丽双的《于阗国授记》译注（下），前者在追溯唐蕃关系后，记述了吐蕃赞普赤热巴巾时期反佛大臣的反叛、谋杀赞普，致使吐蕃佛教衰亡的故事。后者对收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的《于阗国授记》一文进行了重新翻译，并对相关专用名词做了详细的注释。

2汉文文献研究

罗广武译注的《两唐书吐蕃传译注》（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对两传中记录的时间、地名、人名、年号、职官、专有名词，一一作了缜密的考订和注释，同时用很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译解了两传的全文。

《番僧源流考》，无名氏作，后经著名藏学家吴丰培先生考证，为晚清钟方所作，成书时间为晚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作为西藏地方的宗教史典籍，系作者根据西藏地区藏文、汉文旧档和相关调查资料写成，对西藏地方包括达赖和班禅在内的共计44位活佛的法统源流、出生地、生卒年月，以及部分呼图克图的驻锡寺庙进行了简要的叙述，其后并附有金瓶掣签典礼、掣签仪制图和西藏宗教节日单，对研究西藏宗教及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邹敏、刘波整理的《〈番僧源流考〉补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1、2期）一文对《番僧源流考》做了详细的注释，有助于读者对这部文献的解读和利用。

1934年3月19日，在内地活动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在南京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于前往出席总理纪念周之际在南京中央大学做了题为《西藏政教始末》的演讲。曾珍的《〈西藏政教始末〉——1934年九世班禅在南京中央大学之演说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一文对这部文献做了整理和注释。《西藏政教始末》演讲词全文由班禅大师的秘书长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译出，辞极详尽，于1934年3月23日和3月26日在《大公报》分两期刊载全文。该演讲词全文共分释迦预言、一世藏王、藏文来源、中藏联姻、旧经时代、新经时代、宗派甚多、黄教创始、二大弟子、蒙兵侵藏、崇信佛教、四摄度生、希望诸生等13个部分，讲述了班禅大师对国内政教政策的理解，以及阐释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宗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该文对于研究西藏政教及当时民国政府与西藏的关系，亦有一定价值。

邹敏在《国民政府布施藏传佛教的年度个案：戴新三〈拉萨日记〉1943年传昭布施记载初探》（《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中对戴新三《拉萨日记》中关于1943年传召布施的记载进行了整理和选注，由此指出在国际国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仍然按照惯例开展传召布施，但因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使得这次布施又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本年度的历史文献论著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和研究，比如杨浣的《藏文史籍所载西夏故事溯源》（《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以著名的藏文史籍《红史》等为例，对藏文史籍中西夏故事的资料来源及其演变的痕迹进行了分析，认为是在元廷和西藏萨迦派联合统治西夏故地的形势下，由喜饶益希和贡噶多吉根据政治和宗教的需要，对来自他族的西夏历史认知的吸收、改造和演绎的结果，其中夹杂着诸多不同来源的故事传说。

魏毅的《〈世界广说〉所见藏俄文化交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以第四世敏珠尔呼图克图降白曲吉丹增赤列的《世界广说》为线索，对敏珠尔四世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交往进行了考察，通过对《世界广说》提及的三位布道团成员的研究，对于学术界认为科瓦列夫斯基对《世界广说》不可能有文本贡献的观点做了澄清。作者在文中通过文本评析了此段交往的性质，认为文本体现的“对话”集中于地理、历史、社会风俗等世俗知识而非基督教知识，此段交流中亦未发现时人惯以批判的那种“掩藏于交流名义之下的文化霸权主义”。

劳伦斯·奥斯汀·瓦代尔是荣赫鹏侵藏部队的医疗队军官兼文化顾问，他将其参加英国第二次武装入侵西藏活动的相关经历详细地记在其《拉萨及其神秘》一书中，出版以来影响甚大。梁俊艳的《瓦代尔与〈拉萨及其神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以《拉萨及其神秘》为例，对瓦代尔在藏活动及涉藏著作、瓦代尔的藏学研究成就、该书所反映的诸多问题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他在藏学领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但这些无法掩盖他在1903—1904年英军侵藏活动中所扮演的文化侵略者的丑恶角色，揭露这位“绅士”面孔下武装侵略者的本质和文化掠夺者的本来面目颇有必要。

（二）档案文献

本年度在档案文献方面也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959年西藏开始民主改革，各地在平息叛乱、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留下了十分丰富、宝贵的档案资料。由郭克范编著的《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这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选编，涉及的时间段为1959年民主改革开始至1965年自治区成立前，其中又以1959年至1960年为重点。整理选编的40多部档案，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的地方基层工作人员手写，少数是上级部门打印下发的资料，主要侧重于能够反映旧时代社会各个方面情况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对选入档案资料集的文献进行了一些说明，有的还做了一定的补充调查，使资料更加完整。

2014年《中国藏学》增刊（《中国藏学》第S1期）为西藏档案、文献增刊，其中集中刊发了西藏档案、文献方面的研究、整理、编目、出版情况，展示了近几年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对历史档案文献的研究，包括巴桑旺堆的《关于一份西藏贵族名录档案——兼述10户大贵族家族历史传承》，该文在介绍西藏贵族名录所涉贵族家庭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桑颇、拉鲁、宇妥、朵喀、帕拉、夏扎、索康、擦绒、霍康、车仁等十大贵族家族的历史。尕藏智华的《西藏江洛金贵族世家简史》根据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对江洛金贵族世家的创立、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以来江洛金家族的贡献，以及该家族在近代西藏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介绍。历史档案文献的翻译，有巴桑、吉太加、尼玛、道帏·才让加、扎雅·洛桑普赤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藏文历史档案选译》，其中选取24件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有关霍康、拉鲁、江洛金等西藏贵族世家的藏文档案及与门隅《水羊清册》相关的历史档案加以翻译、注释和整理。郭顺燕的《帝俄外交部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档案（1893—1905）选译》（陈春华校订）一文收录了巴德玛耶夫呈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信件，以及财务大臣维特的报告等19通，反映了巴德玛耶夫为帝俄兼并中国的图谋献计献策并积极行动的相关史实。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的历代军事档案种类繁多，其中一级档案文献、藏文写本《藏叶、孔、运、布茹白红黄蓝旗军兵册》是一部涉及西藏兵制沿革、人口户籍、兵役兵差、藏军建制、军队管理体系、后勤保障、军人职责、后备兵员、武器装备、服饰、后勤军需保障，运输、营建（帐篷等）、军事训练，考核、奖赏制度等，以及不同等级军人所依生存之土地即兵差地面积、支兵差“甲措”的具体军户名册，及战时与平时的兵差、徭役等管理制度方面的非常难得的专门著作，是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迄今保存相关文献中时间早、结构完备、体裁独特、叙述较详，引用历代军事档案史料丰富，内容涉及自元代尤其是16世纪以来后藏各地方割据势力统治者与后来居上者藏巴汗统治时期人户、土地清册、兵役兵差、军政建制等史料和甘丹颇章早期组建前藏、后藏藏军建制相关史料。群培的《试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珍稀文献〈藏四茹兵册〉之特点及研究价值》（《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对这一套极其珍稀的藏文古本文献丛书——孤本的保存状况、装帧、字体、册数等特点做了具体的介绍说明，同时通过对兵册前言及相关内容的解读、分析，考证了组织编纂兵册的主要负责人、成书年代，概述了编撰者所参阅、引用的历代第一手军事档案史料，兵册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研究价值。

道帏·才让加在《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文书档案制度综述》（《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中介绍了文书档案制度的产生及其在西藏的发展，重点介绍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三大职能部门——噶厦、译仓、孜康的文书档案制度。从1681年第巴桑杰嘉措制定《法典明镜二十一条》起，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文书档案制度开始系统化。其后以噶厦、译仓、孜康三个部门为首，西藏的文书档案处理机构留下了大量的文书档案。这些文书档案充分反映了甘丹颇章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科技工艺、医药卫生，以及徭役赋税、自然灾害、风土习俗、文体艺术等各方面的情况，客观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而浩繁的档案史料。

扎雅·洛桑普赤的《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藏文历史公文档案中标题汉译的若干问题》（《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对藏文历史公文档案中标题汉译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藏文公文档案标题由主体（发文者）、客体（受文者）、事由、文种4个部分组成，但是由于特殊原因，很多公文档案的标题本身有主体（发文者）和客体（受文者）不明确、标题分散不统一、反映时间因素等几个特点，标题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有主客体的复杂性、事由的复杂性、文种文本的标注、多文组合式标题等问题，因此在汉译这些标题时都要慎重对待。同作者的《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藏文历史公文档案翻译的若干问题——系列之二：正文》（《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藏文历史公文与其他应用文一样，有自己独有的和较为完整统一的一套公文程式，即：标题、正文以及公文独有的抬头制度三部分。作为公文组成成分的重要内容，藏文历史公文档案的程试之二“正文”，翻译时译者需依次理清起首各组成部分及修饰语词之间的关系，准确理解、把握和整合、完善藏文公文档案正文的组成成分、内容。

本年度，中国藏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了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合编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第31—40册），这套珍贵的档案史料主要记载和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以及中央政府关于西藏的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处理情况，同时，也记载和反映了这一时期与西藏毗邻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藏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历史。

（三）敦煌文献

本年度敦煌文献研究成果质量较高，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仍在陆续进行当中。

2014年出版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主要有金雅声、赵德安、沙木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纂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6）（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纂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6）（上海古籍出版社）。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文献部分的一大发现，当属一份吐蕃兵书残卷的重见天日。巴桑旺堆在《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书残卷解读》（《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中公布了这份珍贵文献并做了初步研究。作者转录了残卷原文，并附上汉译文，在此基础上就其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这份兵书大致写于784—848年之间，书写地点可能在敦煌一带，内容并不涉及吐蕃宏观军事思想，而是与具体的战术兵法，以及战时纪律与军功赏罚有关，如关于战场上勇士与懦夫行为的区别与奖赏之律、战时其他奖罚律例、夜战守则及应战问题的相关律例、哨兵侦查制度、战时马匹的使用和管理律例、内部不得诬陷报私仇问题、“囊霞”的律例问题、援军律例问题，等等。

除了整理出版，还有对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翻译和研究，比如杨铭、贡保扎西、索南才让编译的《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书，从《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选取近300件写本较为完整，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社会文书，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翻译整理，对于新疆历史，特别是吐蕃占领时期的新疆地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本年度《中国藏学》西藏档案、文献增刊发表了陈践的《敦煌藏文IOLTibJ739号骰卜文书译释》和谢后芳的《“人”玛布清杰的故事——IOLTibJ511（A）号卷译释》（《中国藏学》第S1期）。陈文对现藏英国伦敦国家图书馆的IOLTibJ739号文书进行了转录藏文原文、汉译、词语注释，指出这部现存374行，形式上为骰卜的敦煌文书，内容为地道的苯教文献。谢文研究的IOLTibJ511（A）号写卷是一篇古代藏族有关放咒驱魔的神话故事，全文分13段，每段都是独立的故事，由“人”玛布清杰贯穿全文，反映了吐蕃统一西藏高原前各小邦之间的关系和当时的社会文化。

（四）金石文献

年度金石文献研究，主要是对长庆会盟碑和丽江格子碑的研究。

关于《唐蕃会盟碑》的研究，江荻的《〈唐蕃会盟碑〉西面碑文藏语语法标注及翻译释读》（《中国藏学》第S1期）一文指出，著名的唐蕃会盟碑西面的碑文，虽然是藏汉对照但却不完全是从藏或汉互译的，迄今为止尚没有藏汉互译的版本问世。文章在对碑文进行详细的语法标注的基础上，通过详尽的语法分析，解读了该碑文，并提供了藏文碑文的汉译。

卓嘎的《〈唐蕃会盟碑〉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西藏研究》第5期）一文。《唐蕃会盟碑》碑底藏、汉纪年法历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作者通过研究认为，地支纪年法是吐蕃时期采用的主要纪年方式，此期从中原及周边地区传入吐蕃的五行、八卦、九宫、六十干支等历法要素主要用于占卜与堪舆。

杨学东的《唐蕃会盟碑唐廷与盟官员名单补证》（《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通过逐一考察碑文与两唐书《吐蕃传》所载唐官职衔不同之处，指出《唐蕃会盟碑》碑文所刻唐廷官员名单及职衔与两唐书《吐蕃传》所载略有出入，究其原因，应是唐朝为国体计，在会盟碑上刻名时凡有高阶决不低就，未正式拜授的检校官衔，碑文将使其坐实并排在首位。而两唐书《吐蕃传》均如实载录，这是二者所记略有出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2年3月，云南玉龙县石鼓镇格子村出土了一通刻有纹饰、藏文文字、人物和动物图案的墓碑，对研究吐蕃、南诏、唐朝三方关系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因此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巴桑旺堆在观察古碑实物和实地抄录原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丽江格子吐蕃墓碑补考》（《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通过对碑文原文的校勘，以及对相关学者汉译文的对比研究，指出了以往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者在对碑文进行重新汉译的基础上，并就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五）文献整理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朱塞佩·图齐曾经8次赴印度藏语地区、西藏西部和卫藏地区科学考察，期间搜集到大量珍贵藏文文献，这些资料现藏意大利亚非研究院（IsIAO）。意大利学者米凯拉·克莱门特的《意大利的图齐藏学遗产：亚非研究院（IsIAO）图书馆藏品中一些文献的研究综述》（魏文译，邓锐龄校，《中国藏学》第S1期）一文对图齐搜集的这些文献进行了介绍，指出这些藏品由拉萨版《甘珠尔》和德格、那塘版《丹珠尔》，即所谓“大藏经”；簇卜版《宝库》；德格版《宁玛十万续》，亦即“藏外佛教文献”，39位知名上师的文集，其他文集，以及不同种类文献的单独著作等。作者还对这些文献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尤其侧重于那些继承图齐衣钵并勉力探索其所遗珍贵资料的“年轻”学者们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学界对口述史的重视和整理，本年度有相关口述史著作与读者见面，比如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主编的《口述西藏十大家族》（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整理了西藏十大家族后人的口述史资料，由此将西藏历史上的桑珠颇章、拉鲁、朗顿、热噶厦、帕拉、夏扎、霍尔康、阿沛、然巴和拉敏等十大家族的历史鲜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阿坝州口述历史精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阿坝州口述历史精品》（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书，以口述史的方式对阿坝州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回顾和介绍。

由上可知，2014年的历史、考古、地理、文献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传统优势领域正在进一步巩固，而以往相对较弱的领域也在逐渐补强。

历史研究方面1.从去年开始，吐蕃研究的论著数量有减少的趋势，本年度延续了这个趋势。2.宋、明两代藏族史研究在去年出现可喜的变化后，本年度再趋平淡，宋元明研究整体上延续着成果较少的状态。3.清代研究重新回暖，其中研究其他藏区历史的论著明显增多。4.民国部分的研究多数讨论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焦点相对单一，但整体质量较高。5.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前一后”两个时段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考古研究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考古著作，使得考古研究的整体成果令人欣喜。但与著作出版相反，发表的论文数量，尤其是考古理论和文物研究的文章与去年相比有所减少。

地理研究方面和去年一样，本年度关于古代交通的研究基本空白，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地名研究和城市区域研究等领域，呈现出“量少质高”的特点。

文献研究方面1.藏文史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继续高歌猛进，成果丰硕。汉文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也在逐渐加强。2.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再次有了新进展，为接下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敦煌文献研究有减少的趋势，但整体学术质量仍然很高，新疆出土古藏文文献得到关注。4.金石文献主要集中在长庆会盟碑上，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5.口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相信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很大。

总体上看，2014年的历史、考古、地理、文献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如研究队伍、领域、关注点不平衡带来的研究成果“厚此薄彼”的问题，比如历史、文献研究队伍强，领域广，关注点多，与此对应的是考古和地理研究的相对较弱。具体到历史、文献专题本身，亦有不同时代、不同文献种类之间出现“厚此薄彼”的情况，希望随着学科体系的完善、人才队伍的培养和科研项目的设置，针对性地加强一些非常重要但又相对薄弱的领域，诸如历史地理研究和地方口述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