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汉文部分）

本年度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相较去年有了一定的起色，其中地名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拉萨具有1300多年建城历史，在市区或市郊有许多古地名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这些地名也可以看出拉萨城市的变迁。达瓦在《古城拉萨市区历史地名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中，对拉萨老城居民区地名、古街区、街巷名，拉萨市区四周村落名，宫殿之名，驻藏大臣衙门、庙宇之名，寺庙之名，园林之名，官邸名宅之名，古商业店铺之名，山水之名，转经道之名等130多个具体地名之由来、位置、含义、藏文写法及词义进行了介绍和考证。

房建昌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与道光〈筹办夷务始末〉西藏边外诸部考》（《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康熙《皇舆全览图》与道光《筹办夷务始末》等史料中涉及的西藏西部及边外相关地名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和分析，认为将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译介的康熙时期满文1719年铜版《皇舆全览图》两幅地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与道光二十七年《筹办夷务始末》中记载的一些西部西藏边外诸部的汉文地名进行比对，有助于解读成书于雍正年间的《西藏志》、成书于嘉庆初年的《卫藏通志》等汉文志书中的有关地名，明了当时的中国西部疆域。

叶拉太在《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原因，认为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具有特殊语言文化内涵的各种吐蕃地名就是这种民族内部族体结构变化与社会进程的结果。另外吐蕃王朝时期藏族政治地理格局演变也对吐蕃地名形成与发展变化创造了人为因素，许多古藏文政治地理名称由此生成。这些古藏文地名对藏族后期的影响巨大，许多地名从一千多年前载入史册以来一直沿用至今。今青藏高原繁多的藏语地名，既是吐蕃时期古藏文吐蕃地名的继承，又是吐蕃时期地名的发展。

除了地名研究，学界对城市发展和地理区域也有所关注。城市发展方面，何一民等著的《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以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阶段，从西藏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城市体系、等级规模与建筑变迁，西藏经济与城市发展，西藏城市管理与变迁，城市人口与社会变迁等几个方面研究了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作者通过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厘清了西藏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地对此一时期西藏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城市空间分布、城市体系演进及城市规模、城市职能、空间分布、城市建筑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从而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西藏城市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西藏城市的独特性，以及历史地位。

地理区域方面，比如藏族传统的地理观念一般将整个藏区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三者既是藏语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区域。石硕的《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对上述三大传统地理区域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脉络进行了探讨，认为从敦煌古藏文文书来看，早在吐蕃时期就已形成吐蕃本部及指称东部藏区的多麦和朵甘思两个地理概念，元朝以此为基础，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并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最终将藏区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并分别设置乌斯藏、脱思麻和朵甘思三个宣慰司进行管理，从而导致元后期及元以后藏地“三区”概念逐渐形成，并成为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的起点和直接基础。

黄博在《噶大克的准望：清末民初学界之阿里地理知识讨论》（《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初《地学杂志》牵头的关于阿里首府噶大克地望定位的大讨论。文章介绍，清末民初的商务馆师范讲义和亚新社地图把西藏阿里首府噶大克的地望定位在江孜附近，1914年《地学杂志》上刊载了一封署名涂质甫的来信，根据清末入藏的陶思曾所撰写的《藏随记》所记,以及英国处心积虑分开江孜、噶大克两处商埠的原因，质疑商务馆师范讲义和亚新社地图对噶大克的地望定位不准确。随后《地学杂志》组织力量对噶大克的准确位置展开论证，引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公开出版和内部印行的书籍与地图，证实了涂质甫的怀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论证中也留下了不少疏漏。这场内地学人关于西藏阿里地理知识的讨论，生动地呈现出清末民初内地学界在边疆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之下，藏区那些绝远荒凉之地的细节知识的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