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论、吐蕃、宋、元、明、清、民国及当代（汉文部分）

（一）总论

本年度，随着一批地方史志的出版，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了地方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是关于西藏的地方史志著作。比如张云的《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收录了30多篇专门讨论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学术文章，内容涉及历史、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包括西藏地方在内的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藏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贡献、藏传佛教中的入世与出世观念等宏观探讨西藏历史、宗教中的某些问题，以及有关西藏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围绕达赖集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和西藏各项事业的指责所做的回应、有关藏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就西藏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答记者问等报道。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西藏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是紧密相关的整体，离开了历史研究，很多重大现实问题无法得以通解，而脱离了对现实关照的历史研究，则往往失去依托乃至目标。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我国西南边疆门隅，是我国西藏错那宗辖地。此地资源丰富，气候湿润，自古被人们称为“隐秘乐园”，门巴、珞巴人就居住在那里。但是近代以来，这片美丽的地方却被英印政府侵占。巴桑罗布的《隐秘乐园门隅——门隅的历史法律地位》（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通过诸多藏文史籍尤其是珍贵史籍《门隅明灯》《门隅水羊清册》等，不仅详述了门隅悠久的历史和现状，还对昔日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悍然侵占我国门隅地区予以深刻的揭示，真实还原了门隅地区的历史地位和法律地位。与此类似，李旺旺在《浅谈门隅与西藏的历史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中，梳理了吐蕃王朝，分裂割据，西藏萨迦、帕竹、藏巴、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西藏对门隅实施有效管辖的历史事实和脉络，指出门隅作为中国西藏的一部分，自古以来西藏地方就对门隅进行着有效的管辖，英印侵略门隅史是近现代外国侵略势力试图瓜分中国领土史的一部分，门隅的主权归属问题是英帝国主义及其侵略遗产继承者一手策划和捏造出来的，这是不容歪曲的历史事实。

拉萨市是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中，拉萨老城区是拉萨市的发源地，集中体现了藏民族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李青在其《拉萨老城区历史演变与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中，根据自己十余年来在拉萨老城区进行的多次考察，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查，对拉萨城市历史形成、空间格局、规划、建设和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特别是将老城区的历史演变过程置于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阐述和考察，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长时段的脉络梳理。另外，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林芝县志》（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亚东县志》（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等又一批西藏县志得以出版。

其次是关于康巴历史文化的著作。格勒的《康巴史话》（四川美术出版社）一书从康巴地区的人文、地理、历史、宗教等处着眼，以25章的篇幅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按年代和朝代顺序串联，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康藏民族演变史、康巴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交融史和民族团结进步史。任新建的《康巴历史与文化》（巴蜀书社）分历史·地理、宗教·文化两个部分，收录了作者近50篇讨论康巴地区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特点及其形成历史的学术论文，对康巴地区的相关历史与文化做了全面的阐述。

再次是青海藏区的历史论著，比如先巴的《青海藏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该著作以时间发展为脉络，较为详细地梳理了不同时期藏族在青海的发展历史，其中重点介绍了青海藏族的来源、分布、习俗、宗教信仰，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等，充分反映了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的风貌，以及青海藏族对河湟地区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唃厮啰家族是一个特殊的藏族家族，向上可溯至吐蕃赞普朗达玛，向下为明清时期甘青“五土之首”的赵土司，历经宋、元、明、清、民国五朝，传承32代，历时900多年，在甘青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齐德舜的《从“尊释氏”到“多元化”：唃厮啰家族及其居地的宗教嬗变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对唃厮啰家族及其居地从藏传佛教嬗变为多元宗教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这一嬗变过程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的。北宋时期，唃厮啰家族依据强大政权的力量推行藏传佛教，苯教、汉传佛教、道教在藏传佛教的挤压之下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元明清时期，唃厮啰家族实力大不如前，汉传佛教和道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又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另外，从明朝开始，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改变了当地单一的民族结构藏传佛教信仰，使得民族多元化导致了当地宗教格局多元化的最终形成。

在果毛吉、旦正加的《追忆“三果洛”中的阿什姜贡麻仓部落——访青海省政协委员阿什姜·赞杰先生》（《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身为果洛阿什姜贡麻仓部落世袭土官后裔的阿什姜·赞杰先生讲述了“三果洛”的具体概念和氏族渊源，指出“三果洛”作为官方有记载的部落至少在清康熙年间就早已形成，到晚清已演化为地域名称。约至1942年，“三果洛”已分化为51个互不统属的部落，其所含小部落大约有210个。文中阿什姜·赞杰先生特别就阿什姜贡麻仓部落的历史、部落组织结构，以及部落法律条文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二）吐蕃

与以往相比，本年度关于吐蕃的著作相对有所减少，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著作当属张云的《唐代吐蕃史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该著收录了18篇研究吐蕃史的学术论文，其中既有对史籍中“四氏族”“六氏族”“十二小邦”等相关问题的考证，亦有对吐蕃王朝建立、发展、灭亡原因的宏观、系统的分析，以及从新的角度探讨唐蕃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等。另外，作者还对党项与吐蕃的关系、阿里古代史进行了初步研究，同时对藏史研究方法论做了探讨。该著还附有“西藏早期历史”一文，共分11章，从西藏地域和自然环境、考古发现、早期居民及文化联系，吐蕃王室的渊源，吐蕃王朝的建立、发展、停滞发展和崩溃，吐蕃的经济、宗教、文化等内容，为作者多年研究吐蕃史的精华所在。

本年度吐蕃史研究的论文，从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吐蕃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唐蕃关系等方面。

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林冠群的《唐代吐蕃僧相官衔考》（《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就当前学术界对吐蕃时期僧相官衔的不同说法进行了分析，指出“བན་དེ་བཀའ་ཆེན་པོ་ལ་གཏོགས་པ”为僧相的正式衔称，而“钵阐布”非吐蕃参知政事僧人的统称，而是指勃阑伽允丹这个人。至于“ཆོས་བློན”一词更不是僧相之称，而是信仰佛教的大臣之意。

随着吐蕃王朝的日益强大和对外扩张，为了加强自己对军事占领区的统治，吐蕃在其本土部落制度的基础上，在相关占领区设置了“khrom”即节度使制度。朱悦梅的《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从吐蕃军事地理扩展及节度使制度与吐蕃早期军事防戍体系的关系出发，探讨了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的源流、辖域、五道节度使之间的关系及相关问题，指出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是吐蕃诸节度使之一，随着军事占领区域的延伸，吐蕃东境节度使辖下又分出吐蕃北道节度使、吐蕃南道元帅所辖军事区域等。吐蕃东境五道节度所辖五道分别为河州、鄯州、青海、雅莫塘、玛曲等节度，各道节度当有各自的军衙驻地。

宗教和文化方面，日裔藏族学者康噶·崔臣格桑（白馆戒云）的《有关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几个重要问题》（班玛更珠译，《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指出，与藏传佛教前弘期发展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等基本问题，由于史料的原因令后人常常出现误判。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的全面解读和深入分析，对相关重要事件的年代问题做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桑耶寺建于木兔年即公元775年，吐蕃预试六人出家和佛经翻译的开始时间是土羊年即公元779年，而桑耶寺完全建成则是其后的火兔年即公元787年。厘定文字是在赤祖德赞（热巴巾）之父赤德松赞时期进行的，具体时间当为木马年即814年。编纂《丹噶目录》的龙年则是木龙年即824年。另外，作者还对吐蕃末代赞普达玛灭佛和被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达玛赞普并未灭佛，弑杀他的应该是韦·多热达聂，这个刺客一直被认为是弑杀了赤热巴巾，而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赤热巴巾其实是善终的。

张亚辉的《亲属制度、神山与王权：吐蕃赞普神话的人类学分析》（《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对吐蕃赞普的王权神话与人类学即有的神圣王权研究相比较，通过亲属制度的分析，指出恰神族与木神族的联姻关系，以及巫术王权与祭司王权的兄弟关系是赞普神圣王权复杂内部结构的重要部分。同时，通过与巴厘王权研究的比较，作者还分析了赞普的神圣性衰降的内在机制，以及赞普神话如何通过神山体系来回应等级衰落的压力。

唐蕃关系方面，陈庆英的《关于松赞干布河源迎亲》（《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对藏汉文史料中关于松赞干布亲自到河源迎亲的不同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汉文史料中松赞干布亲自到河源迎亲的说法相对可靠，藏文史料之所以只说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迎到吐蕃，很有可能是由于吐蕃内部政治动荡，松赞干布在河源见到文成公主及送亲队伍后又匆匆赶回拉萨，而公主则由噶尔·东赞护送后续抵达。文章认为，松赞干布亲往河源迎亲，也可基本纠正松赞干布寿八十二岁的错误。

金勇强的《唐蕃陇右争夺战中屯田与战事的互动关系考察》（《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在陇右未大规模屯田之前，唐在对蕃战争中常处于下风，随着屯田的成功，唐才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与之相反，吐蕃受唐屯田战略的压迫，逐渐趋于被动。文章认为，从屯田与战事的关系看，二者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唐陇右屯田区的扩展方向明显受到了唐蕃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屯区向其他地域的扩展，又对唐蕃之间战场的选择、战争的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比如随着吐蕃进攻目标的转移，唐朝的屯田区从最初河湟的鄯廓一带，逐渐转移到河西甘凉地区，其后又转移到了秦、渭、河、兰一带。

另外还有部分考证文章，比如张箭的《九世纪朗达玛所灭之佛教寺僧数量考》（《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以相关史料为基础，对吐蕃末年朗达玛灭佛事件中遭到打压和迫害的寺院和僧人数量进行了考证。文章以813、903年吐蕃人口约数为基础，通过人口下降比例推算出朗达玛（约838—846年在位）灭佛时吐蕃总人口为147万人，设户均为5口人，则有294万户。设供养佛寺僧尼和供养世俗贵族的民户各占一半，按当时的七户养僧制，可以推算出当时吐蕃有21万僧尼，再按寺均僧人数和史载灭佛之前建有上千座佛寺，当时吐蕃辖下的藏区共有较正规的有僧人的佛寺330多座。因此，21万和330多座就是朗达玛废除和灭掉的僧尼和佛寺的数量。

中唐时期的诗人吕温，曾在“吐蕃别馆”中做有诸多涉蕃诗歌，其中吐蕃别馆的位置，一直以来存在青海境内和拉萨附近两种观点。田峰的《吐蕃别馆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在解读吕温诗文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对吐蕃别馆的位置做了考证，认为吐蕃别馆是

犛牛河边的列驿。

（三）宋、元、明

一直以来，宋代和明代是西藏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成果相对较少，而元代由于已有成果丰富，这几年的文章数量也逐渐变少，故将这三个时代一并讨论。

宋代主要集中在河湟吐蕃方面，主要就是青唐唃厮啰政权。唃厮啰政权的第二任赞普董毡，是唃厮啰三子，执政之后延续唃厮啰政权“联宋抗夏”的基本策略，使河湟吐蕃政权成为北宋牵制西夏的重要力量，他自己也成为继唃厮啰之后河湟吐蕃又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宋史·董毡传》不仅简单地记载了董毡的一生，还涉及当时河湟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齐德舜的《〈宋史·董毡传〉笺证》（《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就以此为大纲，采用笺证的传统体裁，通过梳理编排其他零星史料，在完整展现董毡一生的同时，亦对当时河湟吐蕃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北宋时期，河湟地区作为内地通往青藏高原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冲，一度成为宋、夏双方的争夺之地。宋神宗时期，发动熙河之役，并开始了对河湟地区的全面经营，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熙宁年间（1068—1077）始在河湟地区建置少数民族蕃学。张蓉和吴疆的《宋神宗时期在河湟地区兴立“蕃学”的必要性》（《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从完善蕃官机制、推行汉法、实现“蕃族”全面封建化和实现“汉蕃一家”4个方面分析了“蕃学”设立的必要性，认为这一举措对日后中原政权在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元代方面，陈得芝在《藏文史籍中的蒙古祖先世系札记》（《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中对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和藏文史籍中所载蒙古祖先，即从传说中的始祖孛儿帖·赤那到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共22代世系的人名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和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中记载的蒙古祖先世系，应是来源于最早的蒙古文史籍《脱卜赤颜》的节本，与波斯文《史集》所采用的史料同源，所以其中有些地方与《脱卜赤颜》原本所记有出入，如都不载后者所记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六代，等等。作者认为，汉文、蒙古文和波斯文是研究蒙古祖先世系的重要文献资料，但藏文也可供对照参证，藏文史籍中的蒙古史甚至影响到后期蒙古文史书，因此对理解和纠正蒙元史料中的专用名词具有重要价值。

张云的《在朝廷与西藏之间：八思巴的双重角色与两套话语》（《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对大元帝师和萨迦教主八思巴的双重角色进行了分析，指出八思巴依靠卓越的智慧成功应对双重角色与两套话语的经验和启示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元初，八思巴在朝廷代表西藏地方利益，反映西藏地方政教诉求，负下情上达之责；在西藏，八思巴代表元朝廷，反映中央政府的治理理念，负上令下达之责。双重角色自然要求八思巴使用两套话语，而他依靠自己卓越的见识、渊博的历史知识、高深的佛学造诣、明确的处事原则、良好的沟通能力、突出的个性特征，成功驾驭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并实现了完美的转换，成为历史上解决入世与出世问题的一个成功案例。

次旦扎西、顿拉的《略述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基本经验》（《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元朝为全面管理西藏事务，采取了推行帝师制度、在中央设置宣政院、在地方设置万户组织等诸多施政创举，对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同时，由于元朝对萨迦派上层僧侣集团的过度尊崇和纵容，加速导致了萨迦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使萨迦政权的统治随着元朝中央的式微而瓦解。

明代的茶马贸易，一直以来都存在官营与私营的相互博弈。金燕红和武沐的《明初茶马贸易衰败原因的再辨析》（《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明代的茶马贸易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国家从收购、运输到定价、销售等全过程实施垄断，私茶存在于茶马贸易的全过程，但私茶的规模有限，不足以导致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导致明初官营茶马贸易衰败的主要原因是明政府茶叶运输能力的严重不足。私茶贩运是在宣德以后政府无力承担官营茶马贸易的运输后开始滥觞的。第二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国家与商人共同参与茶马贸易，商人从国家手里购买“茶引”，凭“茶引”将茶叶运到边地，然后将运到的茶叶一半交予茶马司继续实施“纳马差发”，一半由商人就地销售。这一措施恰恰解决了政府运输茶叶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清

本年度关于清代藏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清朝中央治藏、西藏地方历史、清代蒙藏关系等方面。

1清朝中央治藏

赵云田的《清代西藏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本年度为数不多的一部关于清代西藏历史研究的专著。该书分清代西藏的管理机构、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清代西藏的封爵、清末西藏新政、清代西藏史拾零、清代西藏史研究的历史回顾等六个部分，从政治、宗教、社会、改革等多方面探讨了清代西藏的历史，以作者独有的视角，揭示了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扎洛的《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赵尔丰在康区的法制改革》（《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以赵尔丰“改土归流”中的法制改革为侧重点，采用历史比较方法，在考察藏区的法制背景，了解传统王朝特别是清代的法律多元格局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赵尔丰法制改革的内容、方式与具体过程，认为赵尔丰的法制改革像一次突然爆发的震荡，对康区社会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但又因为政局变化、社会封闭保守等原因，其影响骤然消退了。作者最后从民族国家建设追求政治法律的一体化与中国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现实之间的矛盾视角，探讨了赵尔丰法制改革遭遇挫折的原因所在。

清代用兵西藏，健全驻军制度，行使维护地方和保卫边疆之职责，有力地推进了清代中央政府的治藏。冯智的《驻藏大臣统辖西藏驻军研究》（《西藏研究》第4期）指出，清代西藏驻军除了清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清军，还有留驻西藏的和硕特部达木蒙古军、由清中央政府整编后的西藏地方常备藏军。即使是驻藏和进藏清军中也包括以满、蒙古为主的“八旗军”，以汉、回为主的“绿营兵”，及从内地各省抽调的各民族土兵。清代在西藏的驻军是包括藏、满、汉、蒙古、回、纳西等多个民族组成的一支军队，在驻藏大臣的统一指挥下，为稳定西藏地方社会秩序、安宁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彭博的《清代嘉庆朝治藏政策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在梳理嘉庆朝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从制订管理藏务章程、简任驻藏大臣、处理达赖和班禅相关事务、处理摄政及地方事务，以及嘉庆帝对廓尔喀国内政争和廓英战争的态度，分内政、外交两个部分就嘉庆君臣对西藏地方事务处理态度及其深层原因作初步分析和探讨。

梁俊艳的《清代亚东关首任税务司戴乐尔》（《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对戴乐尔履职亚东关税务司及其在藏的贡献进行了介绍。戴乐尔于1894年5月1日正式履职亚东关税务司，在藏期间严格管理亚东海关进出口贸易，赏罚分明，维护税务司尊严，维护国家主权，知人善用，分析情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文章还对戴乐尔与当时在藏主要人物如奎焕、王延龄、惠德、安妮·泰勒等人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驻藏大臣研究一直以来是清代治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也较多，比如梁忠翠的《论清驻藏大臣有泰在九世班禅赴印度事件中的应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分析了九世班禅大师1905年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离境赴印的原因，认为该事件是由英印政府的蓄谋已久、鄂康诺的机警灵活、驻日喀则汉官的轻信、番官札萨克喇嘛等人的蛊惑，还有班禅的“年轻无知”等因素共同促成的，但根源还是清王朝国力式微，江河日下，最直接原因是驻藏大臣有泰应变迟钝、手段空幻、姿态懦弱。清廷的无知无能无为与英印的强势强词强行对比明显。而清廷对九世班禅赴印之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陈德鹏的《清代驻藏大臣籍贯、出身校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依据相关史料记载，对几位清代驻藏大臣的情况做了对比，然后进行了查漏、补缺，其中补缺的包括籍贯、出身俱缺三例：周瑛、满庆、崇纲；出身缺五例：官保、盛泰、海枚、桂丰、张荫棠；籍贯缺八例：包进忠、那苏泰、索拜、舒泰、阿敏尔图、托云、嵩濂、希凯。勘误部分包括人物混淆和籍贯错误两种，前者比如僧格、常在、穆腾额、恩麟、庆善等同名混淆，以及安成、额勒亨额等同音或近音混淆；后者比如成德、联豫、凤全的籍贯皆有错误。

清季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的“失和”，向来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逃亡的诱因，朱绣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似为最早记载二人关系“失和”细节的论著。康欣平在《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中一则史料辨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一文中通过对不同资料的对比分析，认为朱绣记述联豫亲自和派员检查达赖行李导致二人关系“失和”的细节失真，但也非空穴来风，该材料应该是误置了达赖行李在西宁等地接受检查的时空及当事人。

另外，本年度还有几篇文章专门讨论清朝中央治理青海藏区的方略，比如陈柏萍在《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认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历经顺治、康熙时期的以蒙治藏到雍正、乾隆时期的蒙藏分治，由间接、松散式的管理转变为规范化、法制化的直接管理；通过变革地方行政建制，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实行千百户制度，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等等措施，使其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作者认为，清朝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经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四代帝王长期的实践、探索和不断的调适、补充，才得以逐步确立，它不仅在当时对甘青藏区的治理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且对后来甘青藏区社会的发展亦具有重大影响，并对当代藏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高晓波的《略论清朝前期对青海藏区的经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青海作为清代统治西藏、控驭西域的战略地带，一直都是清政府经略的重点区域，如平定叛乱、改土归流、变革行政区域、屯田、发展贸易、兴举社学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稳定，同时也加快了国家权威确立的步伐，从而为国家政治力量参与社会控制奠定了基础。

2西藏地方历史

首先是制度研究，比如职官制度，清代汉文史料中有很多西藏地方政府官制名称，有的为音译，有的为意译，有的为综合译法。李凤珍在《释析清代西藏地方活佛喇章、仓储巴、商卓特巴、商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中对活佛喇章、仓储巴、商卓特巴、商上这几个名称进行了分析，指出作为活佛私邸的喇章，后逐渐变为私人所有，从而产生了管理僧人私人财产的行政组织即喇章组织，由喇章职员仓储巴总管。清朝授七世达赖喇嘛掌行政权后，其喇章主要职员亦随之成为政府官员，清代文献分别称达赖喇章为商上，总管仓储巴为商卓特巴，因他们职高权重，故商上又为泛指地方政权之总称。

论清代西藏经济制度的，如罗布的《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经济制度的调整》（《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指出，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之初对西藏地区不同政教势力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通过收回、接管、没收、接受捐赠等多种方式，将藏巴汗和其他教派等控制下的土地归甘丹颇章政权所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独特经济制度，即将这些土地中的大部分拨赐给各级各类僧俗势力，从而逐渐形成了寺院、贵族和政府三分领地的土地分配格局。

其次是人物研究，比如玉珠措姆在《瞻对工布朗结在康区的兴起探析》（《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中对19世纪中叶称霸瞻对地区、挑战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权威的工布朗结及其势力的兴起进行了探讨，重点分析了导致工布朗结在当时出现的诸多因素。作者认为，当时清廷和西藏噶厦都忙于处理各自内部的诸多问题而无暇顾及工布朗结的扩张，而康区也没有一个力量可以阻止工布朗结的崛起，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使他得以实现个人野心，加上瞻对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他本人的个性和领导才能、他独特的家庭背景，以及当地特殊的行为准则和文化风尚等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为19世纪中叶瞻对事件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推动力。

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尤其在执政晚期，从身边人员中扶植了不少被民众称之为“坚塞”的人，并且个个地位显赫，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坛上的显要人物。达瓦在《论十三世达赖扶植的“坚塞”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以龙夏·多吉次嘉、擦荣·达桑占堆、土登贡培为例，介绍了“坚塞”们在维护达赖喇嘛自身安全和权威、推进“新政”改革措施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的这种独特现象，也是近代西藏地方统治阶级复杂斗争的鲜活表现，与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二世策墨林是清代中期西藏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目前关于其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对一些史实的研究也有明显分歧。卢永林和杨世宏的《二世策墨林圆寂地点补考》（《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就针对目前学术界对二世策墨林圆寂地点的不同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以藏文史籍《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中有关二世策墨林的记载为依据，指出二世策墨林诺门罕活佛圆寂于新疆土尔扈特部。

3清代蒙藏关系

齐光在《17世纪后半期青海和硕特蒙古对阿里、拉达克的征服》（《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中对17世纪后半期青海和硕特领主噶尔丹策旺征服阿里、拉达克的目的、经过及当时的周边形势做了探讨，指出此次征服活动给拉达克、青海和硕特、西藏地方政府、准噶尔及其后的内陆亚洲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宝音特古斯在《拉藏汗封号小考》（《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对西藏和硕特汗廷末代汗王拉藏汗的封号进行了考证，指出汉文史料所记拉藏汗的封号有“护法恭顺汗”“翊法恭顺汗”“扶教恭顺汗”“辅教恭顺汗”等，蒙古文史料中亦有两种说法。作者根据清廷颁给拉藏汗的印鉴痕迹及满蒙合璧册书抄件等史料，指出其汉文封号应为“翊法恭顺汗”，文献所现其余汉文封号皆由翻译满文封号时产生。

（五）民国及当代

总体上看，本年度涉及民国时期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上。

邱熠华的《民国元年贡桑诺尔布派遣代表赴藏事迹考》（《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利用新近刊印的汉、藏文档案史料，记述1912年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担任民国蒙藏事务局总裁前后，两次派代表赴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西藏政教上层联络的史实，厘清了两批代表的不同性质与意义。文章认为，第一批代表赴藏是在民国初建、局势尚未明朗时，以蒙古王公私人名义派出的代表，主要目的是试探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态度，加强蒙藏间的政治联系，因而只是沟通蒙藏上层的私人代表。与第一批私人代表性质不同的是，第二批代表应视为民国中央政府派出的入藏代表，他们出发前从蒙藏事务局领取了路费，返回北京后也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奖恤。同作者的《1919年西藏新派驻京僧人述论》（《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对1919年格西洛桑白桑、格西次登、格西仁增等三大寺僧人受十三世达赖喇嘛指派到北京任职的过程和意义进行了探讨。西藏这次派僧人驻京，是民国中央政府成立后西藏地方首次派遣僧人驻京，也是西藏方面延续传统。尽管三位西藏驻京堪布在职期间在政治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但西藏驻京堪布作为受喇嘛印务处直接管理的驻京喇嘛，其报到、考核、任命、奖惩、报销旅费、加封名号及辞职离任等事宜均是民国中央政府保持历史传统，维护对藏主权，加强与西藏地方联系的切实行动。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受命为“赴藏特派员”，率领“秘书长”谭云山进藏活动，王川的《再论1930年谭云山晋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就对谢、谭一行（尤其是谭云山）的进藏及晋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之行重新进行了一番史实的辨析。文章指出，谭云山以旅居南亚的学者，临时受邀为赴藏特派员的“秘书长”，赴藏后突遇不可预知的情况，临危受命，到拉萨晋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没有“中央名分”“酌给川资，遣回印度”的背景下，凭着坚守谢国梁临终所嘱托“公私责任”的承诺，积极联络西藏社会各界人士，向社会上层宣传中央政府的政策，为推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正常联系，改善藏汉民族关系，做了有益的工作。作者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谢氏的未竟之业，谭云山得以部分完成。

魏少辉的《20世纪40年代前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涉外藏务调查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指出，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正处于抗战的艰难时期，而敌伪为侵略西藏已有所活动，作为战时盟友的英国为破坏国民政府巩固对藏治权的努力也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噶厦在达札上台后在“外交局”等事件中则表现出了抗拒中央的姿态。在此背景下，确保后方安全，维护中央对藏主权与治权成为国民政府治藏的重点，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就查明敌伪涉藏情形、英国侵藏活动与噶厦在“外交局”等事件中的政治态度等做了多方调查，尽管调查结果有些与事实有所偏差，但其总体而言是准确的，也成为国民政府治藏决策的重要依据，对维护中央对藏主权与治权、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1940年，噶厦拒绝测修中印公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始每况愈下；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擅自设立“外交局”，又使双方关系走向僵化。1942年10月6日发生的“藏警案”，更是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雪上加霜，步入最低谷。王川、邹敏在《“藏警案”及其对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中认为，“藏警案”发生后，噶厦忽视藏警“冲扰”办事处的严重事实，反而牢牢抓住孔庆宗深夜叩门这一行为最终目的是为其“独立”的系列活动寻找借口。该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消除，既与西藏地方的政治体制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完全相异、孔庆宗深夜直接叩门“不重小节”等因素有关，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央政府自身力量孱弱等有关。

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逐渐趋于紧张时期，沈宗濂被蒋介石任命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以接替孔庆宗。张永攀在《论沈宗濂入藏与中英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中对沈宗濂入藏及其作为进行了探讨，认为虽然入藏时受到英国政府阻挠，但沈宗濂入藏后积极行事，先后与英方和西藏地方政府多次展开会谈与交涉，维护了中央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并在任期结束时促成西藏派遣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在挫败西藏分离主义者图谋的同时，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又趋于紧密。

除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涉及民国及当代的文章部分还涉及人物研究，比如秦和平的《从反对土司到接受民主改革——关于夏克刀登的研究》（《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对当代甘孜藏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夏克刀登的传奇一生进行了研究。夏格刀登（1900—1960）是当代甘孜藏区的著名人士，曾与邦达多结、格桑悦西并称“康巴三杰”，经历特殊，在甘孜藏区现代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影响广泛。康藏冲突之后，夏克刀登曾组织民众抵抗，驱逐藏军，1936年，他拥护红军，参加“博巴政府”，担任军事部长，用行动支援革命。在参加红军的活动中，夏克刀登本人也受到了教育，观念有所转变，尔后在与土司的争斗中，他提出废除土司制度、取缔乌拉差役，建立“人民的国家”等主张，惊世骇俗，颠覆旧制度。新中国刚成立，夏克刀登等主动派代表去北京，向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献旗致敬，表示拥戴，并在西康藏区（今甘孜州）区域自治和支援解放西藏两大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甘孜藏区进行民主改革过程中，夏克刀登有过动摇，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民主改革。

另外，这个时期的人物研究还包括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比如在亚东·达瓦次仁的《新思维史学观的倡导者：根敦群培与东噶·洛桑赤列——访当代著名藏族学者仲布·次仁多杰》（《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藏族学者仲布·次仁多杰以自己对根敦群培与东噶·洛桑赤列的相关研究，针对两位大师的生平与新思维史学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无论是根敦群培还是东噶·洛桑赤列，从新思维史学观、新方法、新资料的视角对藏族文化，特别是对藏族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摆脱了神话的误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合理运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和金石铭刻等考古资料，以实证的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新思维史学观的产生和藏族史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邓锐龄先生在《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中国藏学》第4期）中以少年读书小忆开篇，向读者介绍了作者初与藏学结缘，入中央统战部工作，藏事工作开端，藏区、彝区考察，达赖喇嘛来京、四川藏区叛乱，撰写广西壮族简史、受到周总理表扬，被打成右派，初涉藏学研究，参加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重启藏学研究，与柳陞祺先生合作、撰写藏学论文，入藏研中心工作及访学日本，离休后继续研究工作的基本过程，最后以回顾与反思结尾。文章所谈虽为作者本人的经历，读来却给大家展现了一幅反映新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我国藏学研究事业发展轨迹的画卷，从中既可见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服务西藏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基本特征，更能领略老一辈藏学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刻苦钻研、追求真理的高贵品格和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