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宗教

从2014年台湾和香港地区学者出版的图书和发表的论文分析，台湾和香港两地的藏学研究依然不够繁荣，两地学者出版的研究专著很少，学术论文也仅有十几篇，研究范围比较窄，主要集中在宗教、政治、历史及语言文学等相关领域。

一、哲学、宗教

法鼓大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梅静轩以玛纪拉准的“决断法”作为研究中心议题，于2014年2月在《正观》杂志发表《西藏佛教之“决断法”初探》。

12月20—24日，蒙藏委员会主办了“西藏与宗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郑振煌的《诺那上师的汉地因缘》、耿振华的《藏传佛教中的生死观念与社会价值》、刘国威《法尊法师的上师安多格西》《十八世纪往来北京的蒙藏人士对中国佛教的理解》、苏南望杰《〈藏文大藏经〉探析》，以及陈又新《两份“水牛年文书”下的西藏宗教》等。

龙树中观学派的开山之作《中论》，自诞生以来佛学界就对其哲理思想有不同的理解，直至如今学术界对其“中观学”的阐释也是见仁见智。而当代新儒家如何阐释中观思想，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林建德在《新世纪宗教研究》第12卷第4期发表《初论〈佛性与般若〉之中观思想》一文，对牟宗三先生的《佛性与般若》一书中所蕴含的中观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牟先生的《佛性与般若》是对中国大乘佛学进行研究的系统性著述，全书以天台圆教作为佛教哲学的最高境界。林建德的文章首先对《佛性与般若》的写作立场、大致结构作了介绍，然后对牟先生的中观思想加以总结，将之归纳为三个要点，即:1“缘起性空”没有对一切法根源性的说明；2缺乏“如来藏恒沙佛法佛性”的概念；3有限定的大乘。作者最后对《佛性与般若》的中观思想进行了评价，包括如何评价“缘起性空”的意涵，至园的存有论在佛教思想中的角色，以及近代如来藏思想面临的挑战等。总之，作者认为，在建构一套圆满的理论体系之时，若也有一套具体可行的实践方法，将是极为宝贵的。这样的出发点，也是契合儒家及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

台湾辅仁大学宗教系兼任助理教授许明银的《试析宁玛派版〈中有大闻解脱〉》（《新世纪宗教研究》第12卷第4期）对藏传佛教宁玛派版的《西藏死者之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被称作《西藏死者之书》的文献，其实并不是只有一种。藏传佛教的四大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有各自的《死者之书》，不过目前在市面上所看到的，皆属于宁玛派版。作者认为把宁玛派版的《中有大闻解脱》翻译成《西藏死者之书》是不正确的。在该书的汉译本当中，除了孙景风居士所译《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上海佛学书局，1994年），以及许明银所译《中有大闻解脱》（香港密乘佛学会，2000年）为译自藏文原典之外，其他中译本乃转译自英译本，或来自西藏上师的口述。

《西藏死者之书》，其藏语书名略称为Bar do thosgrol（chenmo）。在西藏，人弥留于死亡之际，从死之前开始到死后49天当中，有在死者耳边读诵，使死者听闻《中有大闻解脱》的民间习俗。死者在接受下一次出生前的中有状态，若听闻在世者的祈祷语词，则三日半后死者意识觉醒与光明融为一体，即可解脱。生前未能证悟的人，也可轻易地藉此解脱。这就是《死者之书》的最大特征。许明银认为，《死者之书》实际上是在西藏民间流行的枕边念诵的经典。人死之际，在死者的枕边读诵，让在世的遗族安心认为：“啊！以此死去的人也能往生善趣，转世成好人。”这与台湾的一般民间信仰或丧葬佛教仪式相同。作为研究藏族人的民间信仰，或心灵学研究的资料，或许对人类共同的深层素质，可以提供参考价值。

许明银的另一篇论文《密教——最后的佛教》（《辅仁宗教研究》第28卷）共计63页，则可谓是一篇密教简史。作者从历史源流的角度入手，探究密教传播发展的情形，藉此窥知密教对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中国内地及西藏地区文化造成的影响。本文分成五章：一、序言；二、密教思想发生的社会基础；三、南印度地方的政治社会情况与密教的确立；四、波罗王朝与金刚乘的出现；五、末期的密教与伊斯兰教的入侵。作者认为有些人对怛特罗教、怛特罗佛教、密教、金刚乘佛教等存在诸多误解，以讹传讹，本文提出客观的陈述，对于理解密教有一些参考价值。密教作为整个佛教最后阶段出现的佛教，就人类的精神遗产而言是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领域。

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生、南开科技大学兼任讲师吴品达的《从噶举传承教法“大手印”论〈密勒日巴大师全集〉中动物与圣徒的证道关系》（《玄奘佛学研究》第21期）对《密勒日巴大师全集》中动物与圣徒的证道关系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西藏宗教传记，表解脱之文体，体现在传统外、内、密三层次的叙述，穿插道歌对应的形式，再现于米拉日巴口传的圣传书写与道歌中，实践其藏密体系的根、道、果三修行次第：观自然之境（如自性）为根，入噶举传承大手印教法为道，寻解脱证悟空性为果。文本所用为噶举传承第四代祖师——密勒日巴（1040—1123）圣传集，名为《密勒日巴大师集》，包含《密勒日巴尊者传》与《密勒日巴大师歌集》两部分。密勒日巴山中修行四十二年间，以聆听自然（对境与自性）之大手印为菩提心要，解脱证悟空性。本文旨在挖掘动物对密勒日巴尊者的证悟与修道所形塑出重要的层次，呼应噶举传承的大手印教义，审视古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的圣传集里，动物对于修道者又是扮演何种关键的角色。圣传集中的生物有大象、老虎、鱼、牛、蛇、狼、鸽子、鸭子、乌鸦、鹿、羊、狗。作者认为，这些动物，对大成就者而言，展现了6种特质，传达成就者身为最初大手印传统之父的奠基者，阐述了禅修之道，并且由世袭的继承者们接续修持。他们全都证悟了佛性：依序为——内证外显、世俗成就、传授教法、寓意外道、修行道用，以及守护伴侣等6种特质。

“国立”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刘国威在《蒙藏季刊》第23卷第3期发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噶举派发展特色》一文，首先对玉树自治州的历史地理特点进行了介绍，然后分县介绍玉树寺院的分布特点，重点是介绍噶举派寺院在玉树各县的分布。介绍充分、数字翔实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噶举派寺院在玉树县有26座（其中噶玛噶举14座，直贡噶举4座，竹巴噶举3座，乃多噶举2座，苏莽噶举2座），囊谦县65座（其中噶玛噶举13座，直贡噶举11座，竹巴噶举19座，巴绒噶举16座，乃多噶举2座，苏莽噶举3座，叶巴噶举1座）等。

作者通过对玉树地区噶举派寺院的基本分类与背景分析发现，各宗派间的改宗现象其实颇为频繁，但背景原因不尽相同。从历史上来看，玉树地区早期较具势力的教派是巴绒噶举和直贡噶举，在后来随着萨迦派的兴起，不少巴绒噶举寺院改信萨迦派；到了15世纪格鲁派兴起后，从直贡噶举改宗为格鲁派寺院成为最明显的现象。但是也可以见到从其他宗派改宗为噶举派的现象，甚至某些例子是格鲁派改宗为噶举派，这在其他地区很难见到。可惜作者虽然对噶举派各派在玉树地区的分布介绍得非常详细，但对各派间改宗的原因并没有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