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问题研究-----汉文部分

（一）藏传佛教研究

1.文献研究与翻译

布楚、尖仁色所著的《琉璃明镜：藏文大藏经之源流特点版本暨对勘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较全面地介绍了藏文《大藏经》的历史来源和内容，包括藏文《大藏经》中佛语部的产生背景及过程、显密佛语经典与其论典在印度产生的情况、佛教显密经典与其论典的藏译以及藏文《大藏经》各种手抄本和刻印本的产生、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和分类等，对勘藏文《大藏经》的出版概况以及藏文《大藏经》的特点，并介绍了未编入藏文《大藏经》中的《前译宁玛密续》与《前译佛语密续》等其他前译密续之经典和论典以及苯教《大藏经》的简况。

藏文大藏经目录之一的《旁唐目录》形成于吐蕃王朝时期，是当今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基础，也是研究佛教初传吐蕃的重要依据。徐丽华著《藏文旁唐目录研究》（民族出版社）采用文献学方法对西藏博物馆藏《玛旁唐》文本进行研究，该书首先论述了《旁唐目录》形成的历史背景、编撰依据和方法、基本内容，第二章介绍了《玛旁唐》的藏文原文和汉文译文，第三章分析了其学术价值，第四章概述了藏文大藏经的版本和目录。

张润平、苏航、罗炤编著的《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录了针对《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沙迦室哩所著）和《后氏家谱》的研究论文。《西天佛子源流录》是明代藏族高僧班丹扎释的传记，记载了班丹扎释的身世和主要经历，其中包括有关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和文化关系的记载。《文献与初步研究》刊布了甘肃岷县后氏族人所藏该书两个抄本的图版，还附有《后氏家谱》和大崇教寺汉藏文碑的图版和录文，为班丹扎释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韩镜清翻译手稿》（甘肃民族出版社）自2010年以来陆续出版，2012年完成了全部五辑六册的内容，基本包括了韩镜清先生所有重要的藏汉或梵汉译著，分别有：抉择能量论、成他相续论、观相属颂、因相轮抉择、观三时颂、入瑜伽论、入瑜伽教授、转有论、无生宝藏颂、诤论正理论、正理滴点论、解能量论、辩法法性论（两稿）、辩中边论释、集量论、集量论解说。

孙鹏浩著《有关帕当巴桑杰的汉文密教文献四篇》（《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采用文献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选取黑水城文献和《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四篇汉文文本（《四字空行母记文卷上》《甘露中流中有身要门》《无生上师出现感应功德颂》《大手印金璎珞要门》）进行研究，探索帕当巴桑杰的传教足迹，认为帕当巴桑杰的教法在西夏时已经在汉文化圈中流传，说明了藏传佛教传播之早、之广、之深。

2.宗教历史与传播

2012年，学术界对历史人物、事件、传播影响和文化交融的研究仍旧占藏传佛教研究的绝大部分，现仅介绍其中重要的论文和专著。

拉巴平措著《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中国藏学出版社）研究了手写本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传记，对大慈法王的相关文献、生平、业绩、遗像和文物等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编译、注释了与大慈法王相关的八篇传记，并附上传记手抄本的复印件和藏文转录、拉丁文转写等第一手资料。

王维强著《没有主人的法座：甘丹赤巴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研究了格鲁派僧职甘丹赤巴的来历、延续和作用。此研究以丰富翔实的藏、汉文资料为基础，通过归纳和分析，探讨甘丹赤巴这一藏传佛教格鲁派中特别的僧职的产生过程及其后来的延续情况，并结合宗教学和社会学的考察方法，研究甘丹赤巴这一僧职在格鲁派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甘丹赤巴的选任方式、在格鲁派中的影响等，并结合史料记载，分析其深层的原因和动力。对于研究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意义。

顿拉著《藏传佛教僧官制度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以拉萨传召大法会和哲蚌寺措钦协敖为例，对藏传佛教的协敖制度进行了研究。此研究采用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深入民间走访相关人物，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探索了协敖制度的主要内涵、发展历程和拉萨传召大法会的产生、发展、主要活动、社会意义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在此基础上探析了与协敖制度有深刻渊源的西藏传统法律、政教合一制度等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

《中国藏学》S2期集中刊登了国内藏汉学者对根敦群培的研究，内容涉及根敦群培的传记、作品目录、著作汉译以及对其诗词、历史观和主要论著的阐释研究。

胡日查等著《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研究》（民族出版社）利用了较多学界尚未发掘的清代蒙古文寺庙档案和资料，从历史学视角探究了不同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的蒙古人中的传播过程。时间跨度涉及800年前的初次传播到20世纪前半期的演变，空间范围为从古代蒙古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到近代以来的内蒙古地区，首次系统地探讨了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首次传播、北元后期的再度传播、清朝时期的畸形发展、近代历史上的逐渐衰退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传播状况等问题，重点阐明了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丁柏峰《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及对玛丽马萨文化的影响》（《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0辑）论述了藏传佛教随着滇西北藏族聚居区的形成逐步传播流布到滇西北各个少数民族中，对其习俗文化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以纳西族和玛丽马萨人的宗教生活为例，说明藏传佛教是其信仰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

班班多杰《佛教在藏地与汉地本土化历史之再考察》（《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考察了佛教在藏地和汉地的传播经历了与各地本土文化不同的互动和影响，认为佛教与藏本土文化“由苯入佛，融苯归佛，反客为主”和与汉族本土文化“由儒入佛，融佛归儒，客随主便”有一定的可比性。藏传佛教强调佛教的出世关切，经历了从苯教安乐地界、苦难地界、天神境界到佛教密宗的即身成佛再到显宗的三士道的转换过程，可概括为素朴的神秘境域与精巧的超验形而上学。汉地佛教则注重佛教的现实关怀，经历了从禅宗到宋明道学再到人间佛教以至居士化佛教的演变轨迹，可称为祛魅化过程和脱脂化现象。赵改萍《论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宗教学研究》第4期）论述了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背景和概况、僧俗弘法活动，认为此一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与清朝前期相比有所衰落，但未中断，分析总结了其传播的特征以及对藏汉佛教的深远影响。

袁爱中《社会转型视野下的西藏宗教传播功能的双重性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6期）认为藏传佛教在现代社会的传播表现出了五个方面的双重功能，具体是：宗教传播密切了人与神的关系，虚拟的精神世界却麻醉了、泯灭了、失却了民众对现实世界的生活激情；宗教传播有助于社会整合、社会控制，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有碍社会的变革；西藏宗教传播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但却造成了发展的同质化、单一化；西藏宗教的传播增加了民族的认同感，但同时造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冲突又一致的矛盾状态；西藏宗教传播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统一，但也会引发社会动荡、冲突、分裂的危机。

杨铭编《国外敦煌学藏学研究——翻译与评述》（兰州大学出版社）收录了21篇国内外对敦煌、吐蕃的研究论文，包括日本、英国、美国、匈牙利和挪威等国家著名藏学研究者的著作，主要内容包括国外关于敦煌藏文文献、国内外有关英藏敦煌、和田等地出土古藏文写本的研究，国内外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的研究，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日）藤枝晃］、吐蕃万户制度研究，吐蕃史研究略史［（日）山口瑞凤］、有关敦煌的藏文文书［（英）托马斯］、《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导言、《贤者喜宴》所载的吐蕃纪年研究［（匈）乌瑞］、苯教历史编年研究［（挪威）克瓦尔内］等。

3.仪轨教法

在仪轨教法的研究中，教界的讲经释经著作主要有《十一世班禅之经师讲经译著：入菩萨行论释》《宁玛派四部宗义释》（敦珠法王造；谈锡永、许锡恩译；谈锡永释）、智敏法师《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和《菩提道次第广论集注（卷1—卷13）》等。后者引用汉传《俱舍论》《瑜伽师地论》和藏传《现观庄严论》《略论释》等二十余种权威经论著作，结合藏汉佛教教义取长补短讲解、注释广论。

2012年学术界对藏传佛教仪轨教法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宗教比较与对话的著作，集中在藏汉佛教的比较研究领域和藏传佛教与道教的相互比较。

专著有乔银锁、魏东、徐东明著《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形成与发展、宇宙观、因果报应论、缘起论与中观思想、心性论、修行实践论等方面对比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并将藏密与唐密、藏密与禅宗进行了对比，分析、归纳出藏汉佛教哲学的基本特点以及两者的共性和差异，探讨了差异形成的原因，揭示了两者间的异同及各自的面向，以呈现两大佛教系统的丰富性，究明两者间各自发展的逻辑特点与规律，从而为认识理解藏汉佛教文化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思路与学术基础，并为现代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互动与共同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思路。

2012年《因明》（郑堆、光泉主编）出版第六辑，收录了中日学者汉、藏、蒙古文文章共43篇。除了对虞愚等因明学家的思想生平进行总结评述以外，论文涉及因明学译著、因明学术语和义理辨析、因明学名家名著研究、相关研究历史和综述等诸多领域。

另有尹邦志著《宗喀巴大师对“支那堪布遗教”的批判》（《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和《太虚大师为支那堪布翻案》（《宗教学研究》第2期）。两文从藏、汉佛教的不同视角解读公元８世纪末期在拉萨发生的吐蕃宗论。前文阐释了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中攀附汉僧摩诃衍行为的批判，认为“支那堪布”在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中只是一个修辞符号，他的批判除了超越自己修行过程中所受教法的影响外，主要是清理同时代藏传佛教中种种“不如法”的势力，这一批判反映了印藏佛教传统中班智达和瑜伽士修行路线的矛盾，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但对于导正佛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文解读了太虚大师对吐蕃宗论的理性抉择，认为西藏所传支那和尚，并不足以成为中国禅宗的代表，其所立的宗也并不是宗喀巴大师当时的所破，摩诃衍退出西藏的原因是禅宗与当时当地的机缘不合。

喻长海《汉藏传佛教对二谛的不同看法》（《西藏研究》第2期）以吉藏和宗喀巴的思想为例，分析比较了二者对龙树中观学说中二谛思想的发展阐扬，认为二者对世俗和胜义二谛既有根本的共同认识也有差异，吉藏的二谛理论归结为有得、无得二谛，宗喀巴的二谛观则是依言、离言二谛，并分析了这两种二谛观的来源和影响。

李吉著《汉藏佛教如来藏思想探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考察了汉传佛教天台、华严、三论、唯识、禅宗、密宗以及藏传佛教宁玛、萨迦、噶举、觉囊诸派的如来藏思想，探究汉藏两地如来藏思想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认为“涅槃佛性说”与“心性佛性说”是汉传如来藏思想的特色，藏传佛教如来藏思想的特色则是他空见。

丁常春《道教内丹学与藏传佛教噶举派性命论之比较》（《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从道教内丹学与藏传佛教噶举派都主张成仙成佛不离性命这一共同点出发，从性命内涵论与性命工夫论两个方面对两者性命论思想作比较分析，揭示了两者对性命内涵的理解迥异，修行方法也有很大差异，道教内丹性命双修工夫的实质就是使纯阳之元神与道合一；噶举派性命工夫实质就是证佛之法、报、化三身，从而使身心均获得解脱。

加央平措著《藏汉签谱〈箭卦签诗预言〉与〈仙姑洞灵签〉之比较》（《中国藏学》第1期）对西藏拉萨功德林寺白度母殿藏文签谱《箭卦签诗预言》和雁荡山仙姑洞汉文签谱《仙姑洞灵签》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使用了类似的典故和签诗，这体现出藏汉文化相互通融、同住共存的文化现象。

关于藏传佛教教义的研究，研究难度较大的密教方面有集中的论文面世。

吕建福主编的《密教的思想与密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录了24篇中日学者关于汉传、藏传和日本密教的论文，其中与藏密相关的有5篇。《父母二续心性“光明”论》（陈兵）解析了藏传佛教的父母二续密法对心性（光明）的根、道、果三位解释和修行方法；《〈时轮根本经〉的宇宙和谐思想》（许得存）论述了藏文本《时轮根本经》的世界观，将其概括为和谐；《大手印觉域法之境地与基本思想》（德吉卓玛）论述了觉域派大手印的修持方法和思想基础；《密教护法神吉祥天女在青藏高原民族间信仰中的流变》（鄂崇荣）探讨了吉祥天女信仰的内容、发展流变及其原因；《〈胜乐根本续〉及其注疏研究》（李南）用文献学方法研究了胜乐根本续的不同文本和注疏。

另外，麻天祥的《六字真言浅释——兼论饶宗颐先生对“吽”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6期）通过回顾田野实物、佛教文献和民间故事，总结和分析了饶宗颐、季羡林的相关研究，对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进行了释义。认为从佛教密咒学界、教界对“六字真言”等的不同诠释取向，对于学者来说，重要的是文字及其后面的意义，有意义才有意思；对于信众来说，并不需要它的意义，有了意义就失去了意思，没有意义才有意思。对意义的追求和对意义的排拒，这两种态度共同推动了文化的自觉与传承。

李南《略论〈喜金刚本续〉》（《南亚研究》第4期）对于此部经典的重要内容，包括独具特色的喜金刚禅修法门以及该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予以评述，介绍了汉译本的译者，并且就第五品中梵汉藏不同版本的一些偈颂进行比对，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班班多杰《根敦群培〈中观甚深精要论〉一文的现代阐释》（《中国藏学》S2期）以反思批判的态度和深思明辨的方式探究了《中观甚深精要论》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价值论、境界论、语言哲学等一系列的佛教哲学的核心问题，用现代哲学的视角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及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作了梳理和概括，试图在佛教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呈现出根敦群培佛教哲学思想的基本性格、整体面貌及现代意义。

才华加《藏传佛教生死流转图及其功能解读》（《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解析了生死流转图的名称及来源，分析了此图集中体现的藏传佛教“苦集灭道”的四谛思想，认为此图具有因果教育、文化传播和艺术审美等功能。

刘朝霞《萨班道次第思想略论》（《宗教学研究》第1期）对萨班《显明佛陀密意》的道次第思想进行研究，归结出萨班对修证次第的严格建构：以具大乘种性为基础，以菩提心贯彻始终，以六度万行为大乘行（行菩提心）的内容，以五道十地为层级，以人法二无我的般若观慧为行持眼目，而以福德智慧资粮的圆满为明心见性之前提，反对错乱修习，反对以认识自心为修行之全部，认为大手印为密教不共显教的特殊法门，当以六度和密咒为基础，尤其指出了错乱修习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丁小平、傅映兰《萨迦派“轮回涅槃无二”思想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认为“轮回涅槃无二”这一藏传佛教萨迦派最具特色的不二见是依据基、道、果三者无别的义理而展开，即认为生死的本性即涅槃，无生死之外的涅槃，从心性论的角度则表述为“明空无二”。文章认为这种思想以大乘唯识学和中观学为基础，在修行实践的方法上有其特色。

2012年关于仪轨教法的研究中出现了数篇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大圆满龙钦心滴前行法研究》（王克琬，中央民族大学）、《隆钦绕降大师的小五明著作及文献价值研究》（烈热，青海师范大学）、《十七世纪尖扎地区藏传佛教文献研究》（多杰，青海师范大学）、《藏传佛教图像学经典〈成就法鬘〉之〈圣真实名成就法〉研究》（郝一川，首都师范大学）、《论毗卢遮那及其对藏传佛教的贡献》（完麻加，中央民族大学）、《大乘佛教经典〈金光明经〉之思想内容研究》（乌达牧骑，内蒙古大学）、《道次第传承谱系研究》（韩封三祝，吉林大学）等。

4.文学与艺术

敦煌研究院编、樊锦诗主编的论文集《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是“2010敦煌论坛：吐蕃期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最终成果，共收录论文38篇。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这是目前为止学术界有关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与敦煌藏传佛教专题研究的第一本论著。

比较重要的学术论文有：郭重曦《法本无相——藏传佛教绘画艺术中的审美文化内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以《绘画度量经》为例，认为藏传佛教绘画体现了原生宗教文化的历史积淀，其艺术实践是藏传佛教思想体系下严谨的艺术操作。土旦才让《传承与超越—藏传佛教美术的当代发展》（《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总结厘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藏传佛教美术发展，认为藏传佛教美术的当代发展以传统美术为根基和资源，以现代美术为参照和营养，借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思想的影响，寻找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在美术作品题材、技巧、审美各方面都尝试获得新内容。田联韬《藏传佛教诵经音乐研究》（《民族艺术研究》第1期）对诵经音乐的使用、与经文和手印的关系、类别和形态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诵经音乐配合着丰富的经文内容，较多地保留着来自古印度佛教艺术形式的传统。

5.民间习俗与文化

才贝著《阿尼玛卿山神研究》（民族出版社）立足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在历史与宗教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内，从阿尼玛卿雪山的自然状貌、社会情境和主要住民的风俗习惯入手，研究阿尼玛卿山神家族系列的内容及其形成发展和传播，以及山神信仰者的朝圣和宗教仪式，继而联系相关神话、史诗等资料挖掘山神的象征意义。论著通过深入研究阿尼玛卿山神的形成过程、形态发展、文化特点等，认为阿尼玛卿在自然感知角度具有三个层面，在文化符号角度显示了祖先、英雄等意义，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及两者之间都具有相应的功能和作用。

张海云著《贡本与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采用田野考察和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对塔尔寺和分布在塔尔寺周围的六大藏蒙部落之间供施关系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供施关系具体体现在塔尔寺和六族之间的政教关系与经济关系上，1958年后，六族不再承担对塔尔寺的宗教、经济义务，塔尔寺也不再享有对六族的政教、经济权力。文章立足于历史研究和权力互动的视角解释文化现象背后复杂的动因，在权力网络中分析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在政教、经济方面权力资本的转移，分析现代情境中的六族与塔尔寺的互动情状。

英加布的论文《当代藏族山神信仰的复活与变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期）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藏族乡的“祁连山·格萨尔·东纳拉孜”为例，调查分析多民族聚居区藏族民间宗教信仰与社会文化的复活与变异，透视新兴山神共祭活动在民间表述本土文化情结、记忆共同历史、强化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以及民间村社整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札细·米玛次仁《藏传佛教班丹拉姆护法神信仰研究》（《西藏研究》第2期）研究了班丹拉姆护法神的来源、历史、分布和节日，厘清了其护法神信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认为护法神不仅作为一种膜拜的神祇而存在，同时也渗透到了世俗的现实生活当中，这些神灵究其根本来源最终都是取决于人们现实生活的特定需要而存在并随之发展变化。

（二）苯教与其他宗教研究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纂的《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全30册，甘肃文化出版社）整理汇集了分藏于甘肃宕昌藏民家中秘不外传的重要苯教典籍，共31函，547部，内容涉及苯教法师祈祷经文、禳灾防祸时的咒文、苯教祭祀史料及古象雄时期藏族先民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等。其出版不仅弥补了苯教文献严重缺失的不足，而且因典籍文字多采用极为少见的“合成字”，并包含有大量神秘的苯教图符，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华锐·东智的论文《苯教在藏区遗存的原因分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分析了苯教在式微后仍旧影响藏族文化和藏民生活的七个原因，包括苯教的参政史使其获得了人民的认可，苯教的神灵体系仍然活跃，藏族人民对其抱有浓厚的宗教情感，苯教教义适应广大民众的生活实际，藏传佛教对苯教的妥协滋长了苯教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民间苯教信仰者起到了主要传承作用，藏传佛教在藏区某些地方的传播弱势等。

陈立健《白水江流域民间苯教的信仰方式及仪式象征》通过对白水江流域民间苯教的信仰方式、信仰形态及法事活动进行田野调查，探讨了当地苯教的信仰特征及影响。

拉巴次仁等《西藏日喀则地区苯教寺庙历史及周边群众信仰特征分析》（《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通过对西藏日喀则地区苯教寺庙历史概貌及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当地的苯教信仰特征，认为苯教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原始性，致使苯教寺庙周边信教群众的信仰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

徐法言《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认为过去研究者大都将黄、苯二者放在竞争与敌对的格局中考察第二次金川战役后清廷在金川地区实施的“废苯兴黄”政策，本文注意到战前金川地区格鲁派与苯教有频繁的交流，从其相互影响乃至和谐融洽的一面分析第二次金川战役前格鲁派与苯教的关系，为解释当地的宗教历史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诺日才让《论苯教大圆满法》（《西藏研究》第4期）论述了苯教大圆满法的教义、传承、发展，其在现代社会中传播的现状、原因及其对现代社会的价值意义等。

杨晓纯《拉萨世居穆斯林节日中的藏族文化元素》（《中国藏学》第4期）以开斋节为例，使用田野调查法，对这一时空中拉萨世居穆斯林所表现出的藏族文化现象进行较详细的记录和研究，总结了藏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并存的特殊风俗习惯，分析了这些文化现象的影响因素。

贾学锋《异域与本土———国内外有关裕固族萨满教的几篇典型文献述评》（《河西学院学报》第6期）回顾了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有关裕固族萨满教研究的典型文献，简要评述其基本内容、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