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涉藏外事研究

2012年涉藏外事研究在具体研究问题方面出现了极大的多元化态势，不仅包括一直以来学界关注的中外涉藏交涉、国外涉藏政策机制、国际涉藏舆论传播和西方人的西藏观等问题，还包括中国人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认知、“西藏问题”作为中国外交干扰因素等过去探讨相对较少的问题。

戴超武的《中国和印度关于西藏币制改革的交涉及影响（1959—1962）》（《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从中印关系的整体背景出发，对西藏币制及藏币改革这一具体经济管理问题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在解放军进藏前后，考虑到西藏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在藏区继续流通藏钞、藏币、银元和印度卢比。在1959年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之前，中印两国在藏印贸易以及货币流通上的矛盾，尚未影响到中印关系和藏印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平叛后中央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藏区进行币制改革，收兑藏钞、藏币，禁止外币主要是印度卢比的流通，禁止金银出境。这一举措对藏印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成为西藏平叛后中印外交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中印两国就有关习惯贸易问题、兑换时间和兑换率以及银元外流等问题进行的交涉，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币制改革，藏印贸易的传统模式基本宣告结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币制改革，以及迫使印度撤销其驻藏商务代表处，达到了清除印度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目的。

张旗的《美国外交决策的政治与西藏政策——分析框架与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第1期）对美国的西藏政策决策框架和过程进行了分析。文章将众多影响美国西藏政策决策的因素概括为总统及行政部门、国会、社会文化因素三个直接变量。根据这三个直接变量，文章尝试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涉藏政策决策与互动框架，其中决策与互动的动力来源于总统、行政部门的政治现实主义与国会的道德理想主义之间的理念与立场冲突，具体则是总统与行政部门总体上倾向于从战略角度、中美关系大局、经贸利益等现实主义问题出发制定西藏政策，而国会则更多从人权、宗教、民族等视角出发设置涉藏议程。此外，党派政治也成了总统与国会在西藏政策决策问题上分歧的重要动力。总统与国会依据不同的立场在美国政治制度体系内进行沟通、协调、斗争、妥协等互动行为，构成涉藏政策的决策框架，而社会文化因素则构成了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文章最后以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与西藏问题挂钩为例，对这一政策框架进行了解释和验证。

程早霞、李晔的《1950年美国媒体对马克南入藏事件的报道剖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中情局特工马克南入藏事件及美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进行了历史的还原和背后动因分析。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以美国国务院驻中国迪化领事馆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中情局间谍马克南在中国新疆从事秘密谍报活动，并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率一行五人队伍自中国新疆秘密入藏。但《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却矢口否认马克南的间谍身份，并指责“中国的宣传机器在制造美国特务案例”。文章认为，美国媒体对马克南入藏事件的报道是历史真实与谎言的混合体，其报道内容的缺失，直接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事实真相的全面了解和客观判断，对今日美国人“西藏观”的形成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周德仓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59年西藏采访报道的对外传播意义解读》（《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59年西藏平叛后入藏采访这一事件和《百万农奴站起来》这一经典著作的写作为中心，研究了深化涉藏对外传播的一些规律。文章认为，《百万农奴站起来》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与其开阔深厚的历史眼光、政治记者的坦率和勇气、对人物作为新闻主角的良好把握、卓越的新闻传播职业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章进一步指出，《百万农奴站起来》不仅是一本新闻传播的经典，更是西藏对外传播的教科书，对西藏对外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包括准确的历史感是西藏对外传播的关键、现代传播观念和策略是西藏对外传播效果的基本保障、人物传播的方式对西藏对外传播具有特殊价值、从“宏观习惯”走向“细节真实”、提升传播者名望和传播自信等。

后东升的《美国当代社会西藏观探析及应对策略》（《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对美国社会的西藏观进行了剖析。文章认为美国社会普通民众对西藏的观念较为偏执，突出表现在对“西藏”范畴的理解错误、对西藏民族意识倾向的误读、对西藏经济发展策略的误读、对藏传佛教的盲目崇拜以及错误理解、对我国在西藏实行惠民政策的错误理解。文章认为，产生这种西藏观的原因在于美国民众对西藏历史的陌生、“静态”西藏观与变化的西藏之间的矛盾、中美两大民族历史境遇和心态的不同以及文化差异、中美民众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藏传佛教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文章进一步提出应采取一些措施，矫正美国社会偏执的西藏观，包括加强与美国民众的文化交流、借助境外媒体加强对西藏问题的宣传力度、改变宣传方式、加快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等。

符银香的《清末民初〈东方杂志〉中英西藏交涉重点报道初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期）以清末民初《东方杂志》关于中英西藏交涉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质性研究中的历史分析以及文献分析的方法，分析近代报刊对于时局和公共话语空间的影响，并还原中英西藏交涉问题的历史真相。文章认为，在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清末民初，《东方杂志》适时发挥了传播信息、监察时局、开启民智和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它对中英西藏交涉问题及藏事发展态势的关注亦多于其他同期同类刊物。通过梳理《东方杂志》中英西藏交涉重点报道，更加全面地勾画出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大事，将其置于百年中英西藏交涉史中重点考察和分析，使我们能够对清末民初的重大政治事件得到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并且透过这些报道力求看到对于涉藏问题从历史叙述和新闻报道这两个不同维度进行研究的联系和区别，察知近代报刊舆论对时局的影响和国人对政府及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政治态度，进一步阐明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培凤的《清末民初西藏“独立”活动在中印边界东段争端形成中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藏独”活动对促进中印边界争端僵局形成所造成的影响。文章认为，清末及民国时期西藏上层亲英分子进行的“独立”活动是英国的殖民侵略、清政府简单粗暴的治藏方式和中国政局长期动荡共同作用的结果。西藏“独立”活动不仅直接导致了“麦克马洪线”的出台，也导致西藏在对英国乃至后来新独立的印度的领土交涉中失败，更对中国中央政府与英国和印度的交涉造成了显见的束缚和羁绊，使中央政府的交涉无法取得积极效果，中印边界东段争端最终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要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保持国内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西藏“独立”活动，从来都是少数亲英的西藏上层分子所为，并不能代表广大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