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民族与宗教研究

刘志扬等人的《藏彝走廊里的白马藏族——习俗、信仰与社会》（民族出版社）一书，运用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从生态环境与历史、自然与外部空间、内部空间与文化内涵、从农牧兼营到多种经营的生计模式，婚姻家庭及变迁、神灵与神格体系、教育发展与现状、社会交换、民俗医疗观念与实践、饮食文化与社会交换、民族旅游及其“麦当劳化”共十一个部分详细记录描述了白马藏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

王玉琴的《雅砻江中下游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以九龙“里汝”藏族为中心的考察》（民族出版社）一书，采用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探讨了九龙“里汝”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互动、认同与区分。研究显示，“藏”与“非藏”的主观认识是“里汝”区别自身与汉、彝的主要依据；“里汝”处理与汉、彝的族际关系时，存在明显的族别与地域性差异；在某些区域，“里汝”与汉、彝的文化糅合程度则相当高；但在婚姻与宗教层面，“里汝”的族群认同则较为复杂。

徐黎丽、李超的《拉萨市藏、回、汉商人经济关系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一文，以拉萨市冲赛康批发市场、赛鑫商场、八廓街的多民族商人商品交易为切入点，研究多民族商人商品交易背后经济交往关系及其对边疆民族社会的重大影响。

刘俊波的《错巴卓——多续藏族“三重空间”的体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6期）一文，认为多续藏族的重要节日“错巴卓”，不仅展示了多续藏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同时还是其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的重要体现。

洲塔、刘嘉尧的《青海阿柔藏族部落社会组织结构考述》（《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一文，阿柔部落经过几千年的迁徙和发展演变，由最初的氏族部落发展为后来青海地区著名的大部落，由最初结构简单、分布地域狭小的部落经历了历史上不同王朝的更替以及几次大规模的迁徙而形成如今的分布状态，部落组织形式也经历了几次大变化。

刘军的《西宁市汉族、回族、藏族儿童自我意识的比较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一文，认为西宁市儿童的自我意识水平逐年提高；不同民族儿童的自我意识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显著；西宁市儿童的自我意识总得分明显低于全国城市常模水平（P0.05）；女生的自我意识高于男生（P0.05）。

唐仲山的《同仁县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与村落民俗的民族志》（《人类学评论》第21辑）一文，认为作为一项区域民俗事项，“於菟”系列民俗仪式与其发生的时空及人文是密不可分的。特定的边缘（地理边缘、文化边缘和族际边缘）属性决定了区域内文化的多元属性，从而对区域民俗的产生和延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才贝的《一个藏族牧村的日常表达——一项来自青海省贵德县都秀村的人类学考察》（《人类学评论》第21辑）一文，通过对牧民日常生活的考察，认为对于牧民来说，牲畜和信仰是生活的两个重心，构建了牧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同时构成了村落社会的一套完整的生活与意义体系。

陈焱的《民族文化中宗教和谐与整合的隐喻——以四川硗碛嘉绒藏族乡为研究个案》（《世界宗教文化》第3期）一文，以四川硗碛藏族乡为研究个案，考察了硗碛藏族锅庄舞、丧葬仪式中蕴含的和谐宗教思想，认为宗教的和谐思想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有利资源。

马尚林的《略论藏彝走廊中的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7期）一文，通过对藏彝走廊中回族与藏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状况的介绍，提出研究该问题的内容设想和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回藏关系是我国西部地区历史悠久、交往密切和具有代表性与独特性的重要族际关系。

魏乐平的《试论滇西北一个藏族村庄的环境与生计》（《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一文，运用碧罗雪山东麓茨中村的田野调查材料，以一个藏族村庄为据点，展现了当地人半农半牧、跑马帮、开客栈、从事渔猎、手工等传统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