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位于青海省南部,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近几年,随着三江源国家级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的实施,三江源生态地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2012年,国内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功能、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三江源生态保护规划与试验区建设等领域。
(一)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功能
石凡涛、马仁萍在《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功能分析》(《草业与畜牧》第8期)一文中,对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功能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功能体现在六个方面:1.提供生物量功能。三江源地区光能资源丰富,太阳辐射强,牧草生长旺盛,营养丰富,具有“三高一低”特点,即粗蛋白高、粗脂肪高、无氮浸出物高、粗纤维低,是三江源地区发展草食家畜、生产畜产品及畜产品开发的物质基础。2.碳蓄积和氧释放功能。三江源地区各类型草地每年所固定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的量,每年至少可固碳7936.63万吨,释放氧气5839.92万吨。3.空气调节功能。草原对空气的调节作用可以分为气温调节、空气湿度调节和空气质量调节。4.土壤养分保持及防风固沙功能。草原具有良好的改良土壤及培养土壤肥力功能。5.土壤水分保持功能。江河源头草原的退化、湿地的锐减,将直接影响长江、黄河等母亲河流的水源供给。6.人文信息服务功能。人们通过欣赏草原景色,感受草原文化,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体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获得非物质利益。
(二)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
三江源地区保障是一项长期工程,必须要有长效机制。对此,郑易生在其论文《“顶天立地”与三江源生态保护长效机制》(《攀登》第3期)中,提出从草原的生态健康与牧民的长期利益出发,三江源地区保护真正的问题是能否建立长效机制。文章进一步提出长效机制就是“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尊重科学。生态系统的变化是缓慢的,非线性的,原因和结果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且有不确定性。面对这样一个对象,我们要用符合生态规律的思想去面对。“立地”就是尊重多数农牧民的感觉,尊重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权利与利益。只有当农牧民成为保护三江源的主力军而不是被动的、边缘化的角色时,长效机制才有希望。
(三)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规划与试验区建设
为加快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2011年1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
李晓南在其论文《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展望》(《攀登》第3期)中,对保护规划与试验区建设的目标进行了总结,指出到2015年植被的平均盖度要提高到15%—20%,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到2020年植被的平均盖度要提高到25%—30%,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城乡居民收入接近或达到本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从2011年试验区项目实施至今,实施情况如何,效果如何,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推进三江源地区二期规划的实施是当前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桑杰在其论文《关于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调研报告》(《攀登》第3期)中,进行了专门阐述。文章通过对海南州同德县,果洛、玉树州部分县及林场的调研,指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工作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功能区划不尽合理、资源利用上矛盾突出、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健全等亟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国家支持藏区跨越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玉树灾后重建规划的出台,迫切要求通过对保护区规划的优化调整,实施更科学的管理。对此,作者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第一,建议国家尽快批准实施二期规划。二期规划是试验区建设的主体规划,要进一步加强同国家有关部委的沟通与衔接,争取国家尽快批准实施规划。第二,建议国家建立规范长效的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把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和森林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有机结合起来,与探索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和碳交易等新型补偿方式结合起来,力争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第三,支持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后续产业是三江源生态移民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重要支撑,解决好生态移民长远生计问题是巩固生态保护建设成果的重要举措。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投入,大力扶持发展生态畜牧业,强化生态移民的技能培训,加大对特色种养业畜产品加工、生态旅游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帮助生态移民发展二三产业,确保生态移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效巩固生态保护及其建设的成果。第四,切实加大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充分考虑试验区支出成本差异,切实提高财政对三江源地区转移支付系数,进一步加大对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社会救助、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持,提高基层政权运转的经费保障水平。
展开国际合作是深入推进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对此,张莉在其论文《三江源保护与国际合作——贡献与展望》(《攀登》第3期)中,对三江源地区保护中的国际合作和贡献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国际合作推进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科学考察,初步掌握了青海湖流域世界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及其种群分布、数量、变化趋势,为监测和保护工作奠定了科学基础。第二,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培训以及为社区开展保护行动提供的小额赠款,提高了项目区群众的保护意识,促进了当地社区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提高了保护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使社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弘扬了青海藏区传统的生态文化。第三,通过引入新的保护机制,推动了社区保护行为与政府保护工作的结合,进一步改善了青海湖流域濒危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存环境,为其种群数量不断增加提供了条件。第四,探索了生态补偿机制新途径。以小额赠款和协议保护的方式对以社区为主导的保护实践提供资金支持,改变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单一依靠国家投入,缺乏社会参与的传统方法,弥补了政府保护投入的不足,从而使生态保护效率更高、保护效果更持续。
编制并实施科学合理的二期规划是推进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保障。张贺全等主编的《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规划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对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建设工程的详细规划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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