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文化研究

2012年度的藏族文化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首先，传统文化研究与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较丰硕，这说明藏族文化研究中，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仍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也说明藏学界对保护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其次，对现代文化的研究亦很重视，成果也较多，其中不乏有深度的文章，说明学界在重视藏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对现代文化亦很重视。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下面按研究涉及的相关领域予以分别介绍。

（一）传统文化研究

本年度有关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仍是热门，内容丰富，其中不乏一些有深度的文章。代表性的研究论述有孙林的《青海隆务河流域六月会中的宗教仪式与族群认同——以同仁县尕沙日与日合德村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石硕的《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民族研究》第5期），邓宏烈的《羌族宗教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考察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权新宇、蒲向明的《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才旦曲珍、贡觉《有关天葬及天葬师的研究综述》的（《中国藏学》第4期），尕藏吉的《卓仓多元文化圈探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韩正康的《多续藏族文化保护的可行性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贡保扎西、琼措的《论藏族传统道德思想及其社会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6期），贡保扎西的《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及其和谐理念》（《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1期），同美的《藏汉文化视野中的绝地天通思想——以古藏语“木给（dmuskas）”与古汉语“建木”为例》（《民族学刊》第2期），拉先的《村落与信仰仪式——循化县道帏“拉则”调查研究》的（《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扎曲的《从象征寓意解析“西藏五色文化”》的（《西藏艺术研究》第2期），白赛藏草的《简述藏族口述传统及其特点》（《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4期），仓姆拉的《拉萨地区藏族民间手工艺品的传承与创新》（《西藏艺术研究》第3期）等。

孙林的《青海隆务河流域六月会中的宗教仪式与族群认同——以同仁县尕沙日与日合德村为例》一文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流域的土族村落尕沙日、藏族村落日德村的六月会为主，同时以四合吉、浪加、苏和日等藏族与土族村落的田野调查材料为补充，对各个村落六月会中如何通过宗教仪式，整合社群关系，加强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同时，就各个族群村落的宗教信仰如何产生相互的影响及彼此的文化认同意识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石硕的《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一文从青藏高原碉楼含义同“琼鸟”（khyung）密切相关的史实出发，对藏族地区苯教中“琼鸟”观念的来历、性质及其传播情况进行了探讨。指出“琼鸟”观念源自古印度的“Garuda”，它与苯教的“卵生”观念相依存，也是象雄琼氏部落的重要神鸟。“琼鸟”信仰伴随雍仲苯教的形成逐渐由象雄传往藏区各地，尤其是经藏北传播到藏东地区，今碉楼密集的嘉绒地区传说中正是将其苯教、琼鸟和土司来源地指向象雄及西藏琼部。此外，碉楼分布还与苯教呈明显对应关系。因此，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有关，苯教中的“琼鸟”信仰及“天神”崇拜观念应是碉楼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邓宏烈的《羌族宗教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考察研究》一文对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藏文化因子，羌族天神信仰与藏族民间宗教信仰的渊源，羌族和藏族有关人类起源传说的相似与区分，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与佛教文化的糅合等方面对羌族宗教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分析。

权新宇、蒲向明的《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一文认为，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祇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尕藏吉的《卓仓多元文化圈探析》一文认为，卓仓地区位于青海东部湟水流域，以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历史上，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先民共同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不仅形成了卓仓多元文化圈，而且也成为安多藏族的一个特殊支系。

韩正康的《多续藏族文化保护的可行性研究》一文认为多续藏族是藏民族独特的一支，保留了远古藏族的语言和古老苯教的内容，其独特性使其成为藏族文化生态圈中重要的一环，本文对多续藏族艰难的文化生存样态作了简单介绍，并对保护多续文化的可行性提出自己的看法。

贡保扎西、琼措的《论藏族传统道德思想及其社会作用》一文认为藏民族有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有许多优秀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传统道德反映着藏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趋向，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藏族传统道德作用于藏民族和藏族社会，对藏民族个体内在心理和行为的和谐一致，对藏民族的人际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对藏族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就藏族传统道德及其社会作用做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旨在挖掘藏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思想，辅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构建藏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贡保扎西的《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及其和谐理念》一文认为藏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象征符号，它们有的以符号的形式体现，有的则以器物的形式存在。其中许多象征符号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含义表现了对和谐理念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极大影响。

同美的《藏汉文化视野中的绝地天通思想——以古藏语“木给（dmuskas）”与古汉语“建木”为例》一文认为，古藏语“木给（dmuskas）”是指通天之梯，古汉语“建木”是指通天之树，古汉语“建木”是古藏语“木给”的译音。“木给”与“建木”反映的是藏汉古文化视野中的早期原始的绝地天通思想。在藏汉民族古文化视野下，这种绝地天通思想在后来的藏族社会发展进程中大致经历了巫觋管理阶段、人人为巫阶段、政教合一阶段、前三者合题阶段等几个发展阶段，但是，在各自文化视野里每个阶段及其表现形式又略有不同。藏族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这样或那样的教派以及各种活佛系统产生发展之历史，其实说到底就是藏传佛教文化视野下绝地天通、天人合一思想的一部演绎历史。

才旦曲珍、贡觉的《有关天葬及天葬师的研究综述》一文对国内外关于天葬及天葬师的研究状况及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综述，认为学术界对天葬的起源等问题的讨论已较为充分，但比较缺乏对现代语境中的天葬的深入研究，对天葬师的研究十分有限，且存在偏颇之嫌，有必要进一步对天葬师的生存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及探讨。

拉先的《村落与信仰仪式——循化县道帏“拉则”调查研究》一文通过实地调查，以道帏乡各村落共同祭祀大型“拉则”为个案，对“拉则”的传源、变迁、功能、祭祀流程、祭祀规模以及与各村落社会组织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行了阐释研究。提出“拉则”是以自然崇拜为基础，以部落组织为纽带，以区域村落为载体举行的祭祀仪式。并从其文化功能来审视，在一个大的区域内有助于各村落之间的统一、整合，提升社会一体化的内聚力；由于“拉则”祭祀仪式具有心理调适和情感慰藉功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规范个人行为，具有较明显的社会控制功能。

扎曲的《从象征寓意解析“西藏五色文化”》一文认为，“西藏五色文化”，即蓝白红绿黄所象征的文化意义。它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象征寓意内容涉及原始苯教、佛教和藏医药学等方面，其中五色的联用性尤为突显。鉴于藏族色彩学的独特内涵和符号联用美感，作者从文化的人性意义上将五色的“象征寓意”作为该论述的基调，结合早期苯教和佛教在西藏色彩文化形成中的不同催化成分进行尝试整理，从五色联用的文化历程中就其不同的符号内涵来作为解读五色一体化艺术的内部审美代码。

白赛藏草的《简述藏族口述传统及其特点》一文认为，近年来，口述史在藏学界兴起，然而在具体的运用中似乎还有一些误解。其实口述史、口述历史和口述传统各自有着独特的范畴和特点。本文简单地梳理了上述三者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认为藏族的口述传统主要有四个，即“仲”“德乌”、《格萨尔》以及宁玛派教义的口头传承。这四个口述传统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几个共同的特点：再创造、开发智力以及家在这几个传承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中转站。

仓姆拉的《拉萨地区藏族民间手工艺品的传承与创新》一文认为，藏族民间手工艺是藏族文化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智慧的宝贵结晶，藏族民间手工艺深受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影响。拉萨地区藏族民间手工艺在传承发展上主要有两大平台：教育机构和生产单位，它们为民间手工艺制作行业提供智力支持、把握市场方向，藏族民间手工艺品正依靠着自身的独特魅力，从传统的土壤中挖掘出创新的资源，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