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研究——美术

发布时间:2021-11-19 17:59:34 | 来源: | 作者: | 责任编辑:

藏族美术门类丰富,可按其特点,分为绘画、雕塑、工艺及建筑四个类别,下文将就此四个门类,对2012年度藏族美术类论著成果加以评述。

1.绘画

藏族绘画为藏族宗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传佛教美术史学者的研究重点。藏族绘画按其材质和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岩画、壁画、唐卡等。

西藏岩画是中国岩画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主要集中在藏北和藏西的游牧地区,新近发现的一处位于西藏西南地区日喀则吉隆县的它日普岩画不仅填补了吉隆县境内没有岩画的空白,同时也扩展了西藏岩画分布空间的范围。赤培•巴桑次仁和桑果的《西藏吉隆县它日普岩画初探》(《西藏艺术研究》第3期)即是对这一岩画遗迹的探讨与分析,该文不仅从艺术风格上对该处岩画遗迹进行断代和地域特征评析,将其断定在距今3200年之前至距今2000年之间,也即西藏金属时代早期;而且从内容题材方面对岩画中出现的人物、雍仲符号、鹰、树、女性生殖器进行一一阐释,揭示其深层次的意义,作者突出对其中的猎马及马崇拜文化加以解读,立意尤新。

熊文彬、哈比布、夏格旺堆的《西藏山南贡嘎寺主殿集会大殿〈如意藤〉壁画初探》(《中国藏学》第2期)是对贡嘎寺中学者关注较少的集会大殿《如意藤》壁画的研究,对壁画作品的成因、分布、内容、年代、风格等方面作了一一阐述,论证十分详尽。作者根据每一画面的藏文题记,对其内容加以辨识,并将其与《宗本•贡噶南杰传》及13世纪《如意藤菩萨本生》藏译本的记述进行比较。文章另一突破是对壁画年代的断定上,作者依据《宗本•贡噶南杰传》《卫藏圣迹志》藏文文献的记载及实地殿内建筑与壁画风格的考察,推断出殿内《如意藤》壁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为建寺之初,一为20世纪20年代改修大殿之后所绘。贡嘎寺创建于15世纪,其壁画是由钦孜画派创始人钦孜莫及其弟子所画,也是现存唯一一处钦孜画派壁画的真迹,因此该项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李钢的《“女千总内附”壁画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是以云南省迪庆州寿国寺的一铺“女千总内附”壁画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女千总内附”历史事件的背景、壁画内容辨识、壁画绘制时间及风格特征等方面切入,其中对背景的分析与壁绘年代的断定均较为凿实,征引了多部地方志文献,而在壁画人物辨识方面,主要辨识了明觉、曲尼、则那、拔隆四位活佛,绘画风格探讨上缺乏较为严谨的分析。2012年藏族绘画艺术类著作中还有部分关于绘制技法的实践性探索,如索南东智编绘的《唐卡绘画技法》(青海民族出版社)、王小维的《浅析西藏传统壁画的制作技法》(《美术教育研究》第23期)。

与以往相同,2012年涉藏类的美术史学者对于汉藏艺术交流依然十分热衷,其关注点不仅聚焦在汉藏文化交融的河西地区,同时也延伸到在元代的江南腹地。赖天兵的《元代杭州永福寺、〈普宁藏〉扉画与杨琏真伽及其肖像》(《中国藏学》第1期)试图通过元明文献,来证明杭州灵隐永福寺即是元初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的治所,进而证实元代《普宁藏》扉画中带有“总统永福大师”题款的僧人为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并将其与永福寺西北飞来峰的杨琏真伽造像作进一步比较。文章中涉及的杨琏真伽造像、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治所、《普宁藏》图像问题均是元代汉藏佛教及艺术交流中的重要议题。但其些许论证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例如对永福寺与杨琏真伽号永福之间联系的论证,作者仅引用了明人周楫《西湖二集》中关于杨琏真伽曾住于该寺的记载,稍显不足。

王玲秀的《炳灵寺第3窟石塔壁画创作背景及内涵探析》(《西藏研究》第5期)一文系从明代内地汉藏佛教及其艺术融合的角度对炳灵寺第3窟中心石塔上的文殊、普贤、观音三大士壁画进行分析和阐释,尽管在图像分析、立论观点、文献材料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和疏漏,但其通过对两则窟室壁画题记的解读来判定窟室壁画的绘制年代的方法却是值得肯定的,两则题记分别题写在石塔壁面和洞窟壁面的题记,前者为发愿文,提及了发心“秘画”的信众姓氏与壁绘时间“嘉靖年/月二十”,后者为游人题记:“西宁卫/弘□佳/法宁大佛寺普嫦/嘉靖十年到”,为前一发愿文的时代确定了下限,因此洞窟的时间可以确定为嘉靖元年至嘉靖十年(1522年—1532年)之间。该文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石塔西壁水月观音图的分析上,图像中未能见到明显的藏传佛教元素,但作者却将其与藏传佛教图像及信仰联系在一起,并找出八思巴侄子达尼钦桑波贝被流放时,潜心于普陀山修法的材料作为例证,以说明普陀山观音信仰对藏传佛教的渗透,有些牵强。

作为早期汉藏交流典范的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2012年仍然为学者所关注,并有这一专题的论著《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樊锦诗主编,其内容不仅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社会政治背景、造像思想、吐蕃密教文献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而且还包涵了对石窟经变画、密教尊像、西藏考古与艺术、毗沙门天王像、莫高窟第465窟等多个热点专题问题的研究。邱忠鸣的《吐蕃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屏障画探究》(《民族艺术》第1期)将吐蕃占领时期敦煌壁画中具有典型特征的屏障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形制寓意、形制来源以及雇主兴趣等角度分别对其进行阐述,试图说明屏障画是将墓葬壁画与卷轴画联系起来的重要一环,突出其重要性。作者运用了较为前沿的艺术理论,如空间“重构”、视觉转译等,丰富和拓展了学界对这一命题的认识。

2012年出版的唐卡艺术类论著,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以传统艺术史方法研究为主的特点,艺术人类学视角的唐卡艺术研究著作有所增多。刘冬梅的《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西藏昌都嘎玛乡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民族出版社)通过对西藏昌都嘎玛乡唐卡画师所做的扎实而详细的田野民族志调查,剖析唐卡绘制法则与唐卡画师们具有创造力的文化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材料丰富而翔实,同时也为西藏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彭兆荣的《热贡唐卡考察录》(民族出版社)同样是以人类学常用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对青海唐卡艺术主要创作地之一的吾屯等地的唐卡渊源和流变,不同唐卡谱系的传承等方面进行调查,并就寺院唐卡与民间唐卡的相互影响,传统唐卡与艺术唐卡的对撞以及对唐卡艺术未来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此外,还有由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科研规划与研发创新中心编著的《格萨尔唐卡研究: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珍藏》(汉英对照),首次刊布了四川博物院藏11幅整套《格萨尔》唐卡,该套唐卡是世界上唯一一套完整的《格萨尔画传》唐卡,绘制精美,保存完好,且每幅画面均有详细的藏文题记。此外还对四川大学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收藏的格萨尔唐卡进行了综合研究。本书分为概述、图录和专题研究三个部分。专题研究部分共收录阿米•海勒(Amy Heller)、杰夫•瓦特(Jeff Watt)、石泰安等学者的论文三篇,分别从格萨尔图像来源、11幅格萨尔唐卡图像内容辨识等角度加以论述。

2.雕塑

塑像是藏传佛教造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壁画之外另一个受到美术史学者青睐的主题,两者在艺术特征上往往具有互通性,因而具有共同的地域和时代特征。2012年藏族雕塑艺术类著作依然是以宗教塑像为主体,但不同于以往偏重艺术风格流派研究的是,也出现了以造像历史源流为主要议题的文章。

陈楠的《拉萨大昭寺觉卧佛像考》(《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即是以藏汉历史文献记载为据,对现供奉于拉萨大昭寺觉卧佛,也即释迦牟尼佛的相关历史背景加以梳理的文章,该文主要考述了佛像铸造缘起、传入汉地、随文成公主入蕃、安放供养以及经历法难浩劫等重要相关历史事件,尤其是结合《西藏王统记》等藏汉文献对于释迦牟尼佛像由印度传入汉地的时间和经过给予了精彩的论证,另外还结合藏、汉、蒙古语的语音关系,考辨了“大昭寺”“小昭寺”的语源。

白日•洛桑扎西的《聂塘寺早期彩塑造像风格讨论》(《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是继作者前一篇《艾旺寺造像艺术风格再探》(《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之后再次以探讨后弘期藏传佛教塑像中的印、藏、汉三种艺术风格融合问题的专题文章,此次是以后弘期的重要寺院聂塘寺无量寿佛殿中三佛八菩萨二金刚塑像为研究对象,通过风格比对、分析,认为其中的三佛六菩萨为典型的印度帕拉王朝风格,另两尊菩萨,也即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应是早期藏式风格,而金刚力士则遵循了中原汉式风格艺术特征;三种风格并存的特征依然是延续自吐蕃时期桑耶寺造像中即已开始的传统,只是在艺术水准上已然式微。在风格判断中,尤其是在分析文殊、普贤二位菩萨的藏式风格时,未能提供充分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其为藏式风格。

3.工艺

白日•洛桑扎西的《简论藏族传统金属雕刻艺术及其工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5期)对藏族传统金属雕刻艺术的发展历程、工艺的主要种类和加工流程做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并对各个时期的藏族金属雕刻艺术特征作了细致的分析。作为藏族学者,作者通过在民间金铜造像作坊的实地考察而获取了较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能将其与藏文历史文献相结合加以总结,这一点难能可贵。

张卫峰的《嘎玛藏族首饰的技艺特色》(《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第5期)以汉藏文化交汇的西藏昌都嘎玛乡的藏族首饰为研究对象,从审美元素、工艺特色两方面分别对其进行论述,其中对工艺中的贵金属加工工艺的介绍尤为详尽。

边巴琼达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中原传统艺术对西藏吉祥图案的影响——以罗布林卡金色颇章和格桑德吉颇章为例》(《西藏研究》第4期)选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期间这一时间段,对此时修建的罗布林卡金色颇章和格桑德吉颇章壁画及建筑装饰中鲜明的中原汉地艺术元素的图案纹样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汉地习见的八仙图、福寿三多图纹饰以及与十三世达赖进京经历密切相关的五台山图和颐和园全景图的论述,突出了这一时期汉地艺术对西藏吉祥图案、民族文化影响和渗透的深入程度。

2012年藏族工艺美术类著作还有:着重介绍新时期藏族木刻版画的孙涛的《藏族祥巴木刻的制作及艺术特点》(《大舞台》第4期),袁凯铮、李晓岑、叶星生的《西藏铜佛像传统制作工艺调查》(《江西理工大学学报》第4期),杨桂香的《青海黄南同仁地区建筑门饰雕刻艺术审美探析》(《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等等。

4.建筑

2012年关于藏族建筑的研究仍以古建筑,尤其是寺院和民俗建筑方面为重点,只是论著主要以图书形式出现,而论文较少。此类著作主要有:石硕等著的《青藏高原碉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罗桑开珠主编的《明轮藏式建筑研究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和张鹏举主编的《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青藏高原碉楼研究》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依据建筑材质、平面形制、内部构造及建筑特征的不同,首次提出青藏高原碉楼存在两个大的区系类型:即横断山区系类型和喜马拉雅区系类型。这两大区系类型的分布,前者以川西高原即东部藏区为中心,后者则以西藏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为中心。这两大区系类型的划分,是《青藏高原碉楼研究》对青藏高原碉楼整体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它反映了青藏高原碉楼发展进程中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演变轨迹、特点及地方传统。

张鹏举主编的《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是一部关于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的学术专论和资料汇集。该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述,系统论述了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形态的影响因素、发展的历史分期以及一般的共性特征等,是本书的阅读背景;第二部分是召庙建筑的档案资料,对全区范围内重要历史遗存的召庙及其建筑进行了逻辑整理和系统归档,主要内容包括召庙简介、历史沿革、保存状况、建筑做法、技术档案、测绘图纸及现状照片等,是本书的主体内容;第三部分为相关附录,内容包括现存其他召庙的档案简表、小同历史时期召庙数量列表以及召庙不同名称的汉、蒙古、藏文对照表,是本书的补充内容。

5.其他

此外,还有几部包含了藏族绘画、雕塑、工艺、建筑等多个门类的研究性展览图录和论文集出版,均是本年度十分优秀的藏族艺术著作,值得推介。

首先是熊文彬与张春燕主编的《2012年的追寻——西藏文化博物馆根敦群培生平学术展》(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为2012年10月在 西藏文化博物馆举办的“藏族人文主义先驱学术大师——根敦群培(1903—1951年)生平学术展”的展览图录。该书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收录了两篇总括性文章,分别对根敦群培历史功绩和生平学术加以总结和梳理;第二部分为展品图录,主要是针对根敦群培生前遗物、遗作和现存的27幅绘画作品而撰写的研究性解说文字,涉及文物共计49件,根敦群培的6本日记本及其绘制的27幅绘画作品等部分文物为国内首次公开出版,因而十分珍贵;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也即针对部分具有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的展品以及专就根敦群培人文思想和生平经历所撰写的研究论文,共计3篇;第四部分为实地考察,也即对展览筹备过程的记述。

一西、格勒、达瓦扎巴主编的《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是作为2012年7月至9月间在拉萨西藏博物馆举办的“海外回流西藏文物展”的展品图录出版的,此次展览共展出5世纪—19世纪金铜佛像、法器、唐卡等藏传佛教文物101件(套),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的文物回流展览。《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一书则是从展览中精选出93件(套)加以着重介绍,该书作者团队强大,诸多国内外西藏艺术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受邀撰写文物的图录说明,因而保证了该图录的水准。

熊文彬翻译的《西藏艺术(1981—1997年ORIENTATIONS文萃)》(文物出版社)收录的是香港《东方艺术》杂志Orientations于1981年—1997年间发表的西方学者有关西藏艺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西方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各大博物馆中收藏的作者对论文集所收艺术品的研究;二是西方学者从20世纪以来对中国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艺术遗迹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的成果。本书作者大多为西方西藏艺术研究的知名学者,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西方学者在1981年—1997年间对于西藏艺术研究的主要面貌和趋势。论文中对于西方各大博物馆藏品与印度、尼泊尔区域有关西藏艺术独树一帜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空白,对于全面、综合了解、认识和研究西藏艺术的发展历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还有部分佛教著作中也包含了相应的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文章,如李翎所著的《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文物出版社)是一部探讨佛教图像的研究文集,其中涉及藏传佛教绘塑艺术的有:摩利支天信仰与图像、擦擦与善业泥考辨、却英多杰与石莲寺、擦擦与善业泥考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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