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格萨尔》史诗研究

本年度，从出版著作与发表论文数量来看，《格萨尔》史诗的研究相对趋于平缓，总计发表论文50多篇。从研究兴趣点来看，主要关注《格萨尔》史诗的学术史、《格萨尔》史诗中的古代藏族文化、《格萨尔》的本质特点、《格萨尔》与其他民族史诗之比较、《格萨尔》史诗之翻译、《格萨尔》史诗之传承与保护、音乐文化等方面。

贾芝的《中国史诗〈格萨尔〉发掘名世的回顾》（《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亲身经历《格萨尔》史诗的发掘过程，详细记录了自1958年开始至2001年为止，自己与这部史诗的深厚渊源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格萨尔》史诗的学术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如1958年8月，主持制定《“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编选出版计划》中明确规定由青海省负责《格萨尔》工作。1978年6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声讨“四人帮”摧残藏族史诗《格萨尔》，为给《格萨尔》平反大声疾呼。1979年第2期《民间文学》上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平反》，5月28日《人民日报》以原标题摘载。1979年8月8日，以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名义向中宣部递交了《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提出成立《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的建议等等内容在《格萨尔》学术史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格萨尔》学的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

降边嘉措《谈〈格萨尔〉汉文版的翻译工作》（《民族翻译》第４期）一文从《格萨尔》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价值以及多年来我国学者、领导对《格萨尔》史诗翻译问题的大力支持与呼吁等方面，介绍了《格萨尔》史诗汉译本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及其意义与价值。作者进而借用郭沫若关于文学翻译的观点，强调《格萨尔》汉译本翻译工作必须经历两个过程：“译出意思”与“诗化”。过去的汉译资料本乃至至今通行的大部分汉译本，只解决了第一个过程，还没有达到第二个过程，即“诗化”的过程。因此，就如将一杯茅台酒变成了一杯白开水，甚至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杂质。这样的翻译工作有损于原著的价值。

杨恩洪的论文《〈格萨尔〉口头传承与民族文化保护》（《青海社会科学》第1期）讨论了史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作者在文中总结我国《格萨尔》抢救保护的两次重大行动：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作者认为正是通过这两次重大抢救保护活动，我国的《格萨尔》史诗取得了重要成绩。从作者个人参与上世纪80年代的抢救行动出发，总结了我国《格萨尔》史诗取得重要成绩的关键在于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绩。但是作者也反思了我国《格萨尔》抢救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过去对于史诗认识的不足导致了对艺人文本搜集的忽视，也有对于艺人的过分“宠爱”而使他们成为国家干部后，反而令其艺术凋零。考虑到这些教训，作者认为目前恰逢《格萨尔》史诗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难得的保护机遇时，应该纠正我们的认识，做好进一步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比如完善保护机制与措施，特别要加强艺人与文化空间的保护。

陈岗龙的《〈蛮三旺〉与格萨尔史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介绍了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西藏神话”《蛮三旺》。作者通过《蛮三旺》的叙事结构、情节母题和《格萨尔》史诗进行比较研究，指出《蛮三旺》不是关公的传说，而是格萨尔降魔救妻史诗故事的结论。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格萨尔》史诗在汉文化中的传承情况提供了最新鲜的材料。李连荣的《祖先之歌——论艺人昂仁〈格萨尔〉史诗结构》（《2012格萨尔故里行全国格萨尔学术论坛论文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介绍了《格萨尔》史诗的“安多型”与“康区型”的几种传承类型，进而论证了昂仁艺人的《格萨尔》史诗是以前者为基础，积极吸收后者后进而发展演变的特点。

朝戈金、冯文开的论文《史诗认同功能论析》（《民俗研究》第5期）关注劳里•航柯的史诗认同理论及后来的发展情况，特别运用多民族史诗传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际运用与验证分析。作者认为《格萨尔》史诗也辉映着这一理论。《格萨尔》同样表现出了两种现象：一方面具有从部落的、地方的向跨区域发展为“超级故事”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具有信仰弱化、面向娱乐化发展的特点。这正是认同理论功能的体现。

本年度《格萨尔》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展，主要反映在开展了《格萨尔》史诗与他民族史诗之间的比较研究。比如扎西吉《〈格萨尔〉与〈玛纳斯〉比较研究初探》（《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丹增诺布《〈卡勒瓦拉〉与〈格萨尔〉之比较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这些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但从藏文文本出发进行比较，是这些研究成绩的可贵之处所在。此外，罗文明、郭郁列的论文《比喻：〈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的共性修辞》（《西藏研究》第2期），从一般文学修辞中的“比喻”出发，比较了两种民族史诗在运用“明喻”和“博喻”的相似与不同之处。一定程度上，这种比较对于认识两部民族史诗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本年度，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翻译问题的探讨也成为关注的一个亮点。王景迁、蒋盼、于静的论文《文化解读与史诗英译——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国外英文译本为研究中心》（《烟台大学学报》第3期），依据国外的翻译理论和国内的翻译理论，分析了几种《格萨尔》史诗英译本的特点，特别是大卫•尼尔译本和罗宾译本。作者认为在理解他民族文化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性理解并借用本民族中的概念翻译，才能达到一定的翻译水平。

除此，本年度召开了几次相关《格萨尔》史诗的学术研讨会，如在西宁举办“《格萨尔》与国际史诗研讨会”（7月），在康定举办“全国《格萨尔》论坛”（9月），在北京举办“史诗研究国际峰会”（11月）等，这些会议上发表的《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报告，学科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