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依然是使用汉文创作的几位作家的作品。但特别要提到的是,对于现代著名作家根敦群培作品的介绍成为年度研究的亮点。唐纳德•小洛佩兹著、杜永彬译《根敦群培诗词研究》(《中国藏学》S2期)一文中,比较详细全面地分析、介绍了编者所辑录与翻译(藏译英)的根敦群培的104首诗歌的格律、风格、语言修辞及内容特色等,并将这些诗歌依据其内容特色分成了六类:“一位没有弟子的上师的教言”“一位不知名的圣人的哀叹”“世界之道”“藏王之歌”“关于欲望的箴言”及“英文作品”。作者还概括介绍了他对西藏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性特色即前佛教时期的民歌特色、佛教传入前期的瑜伽歌特色以及《诗镜》译介以来的印度诗学特色等的认识。并在介绍根敦群培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之路的同时,指出作为西藏诗人中汲取印度诗学理论及传统诗歌特点而开辟新的诗歌创作道路中做出伟大贡献的,正是这位近代最伟大的诗人根敦群培。
本年度对于作家阿来作品的研究依旧成为一个热点,但从研究特色来看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并不多。梁海的《阿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第6期)一文,详细介绍了作家自1959年出生至2012年的简略创作经历,网罗了其创作与发表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情况以及重要的评论与研究活动等,为作家阿来及其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学术资料。刘耀辉的《浅析〈尘埃落定〉中比喻喻体的选择》(《小说评论》S1期)一文将其小说中使用的比喻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尝试解释了作家使用这种比喻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作者列举了小说的4种比喻喻体:“喻体的动物化”“意象化”“陌生化”与“粗鄙化”,指出这种特殊的喻体例如“动物化”中使用动物来比喻人的行为,不仅在审美上突破了世俗概念,而且也贴近营造了主人公的形象等,特别要说明的是这种比喻喻体的使用是经过作者精心打造的效果,而非随意安排。最后作者依据作家的身份认同、复杂的职业经历与文化背景等方面尝试阐释了这些特殊比喻喻体可能的“来源”。
胡垚的《阿来作品中的路意象》(《时代文学》第5期)是一篇短篇评论,作者从阿来小说、诗歌中“路”的意象出发,剖析了作品中“路”所反映出的“精神层面”“人生历程”“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种种审美含义。指出这种意象“充分折射出藏族当代作家在面对西方思潮、现代文化、他民族文化等多重文化的冲击下,在调适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传统承继等方面的困境和探索,尤其对阿来这个以汉文写作的藏族作家而言,还存在着不断在藏族传统与汉文化的边缘徘徊、犹疑的痛苦境地”。此外杨华轲的《论〈尘埃落定〉中多重并置的叙事视角》(《时代文学》第3期)一文分析了该小说的三种叙事视角即“傻子的第一人称”“智者视角”和“作者全知视角”的主次相辅及交错运用特点。作者认为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叙事视角,小说“成功地将一个民族的历史史诗呈现在我们面前”,完成了作家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创造了一个“想象的诗意的氛围”世界。
徐琴的《论藏族作家格央的小说创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从小说人物、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三方面分析了女作家格央的几部小说。作者指出格央小说的主人公大多为现世的情感所困,经受着生活之冰火煎熬,却顽强地寻求着心灵解脱和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其作品内容思想上洋溢着藏传佛教的宽容、忍耐。正是由于具有“宗教的悲悯情怀及人世的温暖,使得苦难的现世不再冰冷”。其小说所营造的那种雍容典雅的风格,“来自于格央个人的独特气质”、作品中的民族文化意蕴、人物的高雅灵魂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吕岩的《藏族女性作家书写主体的构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分析了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藏族女作家作品的写作特色。作者从她们作品的汉藏双语混用的创作特色、作品中展现的藏族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藏族女性作家对于时代变迁、自身社会地位敏锐把握的叙事视角三个方面,分析了藏族女性作家作品所展现的独特的文学魅力,进而指出这种女性书写成为藏族文学的一种代表性特色。
段怀清的《民族叙事中的现实感与时代感——论龙仁青的近期小说创作》(《民族文学研究》第5期)评论了2010年以来龙仁青发表的几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作者认为,龙仁青“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思想发生了一些“转移”,即小说在背景上由描述牧区转到了都市,在心理上由描述传统文化心理转到了现代文化心理,在生活层面从关注宗教性转到了世俗性。但作者认为虽然其小说有这种写作题材的转移,但其叙事风格特别是其叙事中不紧不慢的语言节奏却一如既往,并未发生较大转变,因此不能看做是创作上的“转型”。作者认为,龙仁青的小说“揭示了当下世俗生活、物质生活以及都市生活中人的空心化、物质化、利益化倾向”,关注了藏民族在当代生活中的困境,思考着怎样“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民族历史与未来走向,理解生活与人”的诸多问题。李娜的《浅析嘎代才让诗歌的意象美》(《文学界》第12期)评论了嘎代才让诗歌中“自然”“社会”和“人物”等中所呈现的典型意象特点。作者认为“意象是诗人的审美情感与具体表象构成的审美契合,是诗人将现实生活转化为艺术形象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比如嘎代才让诗歌中有关“自然”类意象中,典型的“土地”这一意象“凝聚着诗人对正在消逝的家园最深沉的爱和眷恋”;而“草原”和“马”的意象,“在他的诗歌中是相互依存的,诗人心中的草原上奔驰着骏马,或者说这骏马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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