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本年度关于历史文献的成果较往年来说有大幅度的增长，成果主要包括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目和解读。下面从总论、历史文献、档案文献、敦煌文献、金石文献等几个方面分别叙述。

（一）总论

自2008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颁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起，至今已经颁布了3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共有130种藏文古籍入选。署名“本刊记者”的《国家珍贵古籍藏文古籍名录》（《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一文分批次，按编号、书名、作者和时代、收藏单位等顺序著录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藏文古籍名录14种、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藏文古籍名录63种、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藏文古籍名录53种。

阿华•阿旺华旦的《北京地区所存藏族历代高僧贤哲文集解题目录》（《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一文，就文集的名称、著者、著述年代、函卷页码、经籍刻版、刻版佛像、保存状况、典籍特征和收藏单位等信息，按藏文字母顺序著录了北京地区所存246位藏族历代高僧贤哲的文集目录，并对藏族历代高僧贤哲文集的编目情况做了初步的探讨。

本年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之《王尧藏学文集》（卷一—卷五）集中收录了王尧先生多年来的藏学研究成果，包括《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吐蕃制度文化研究”（卷一），《吐蕃金石录》和“藏文碑刻考释”（卷二），《吐蕃简牍综录》和“藏语文研究”（卷三），“敦煌吐蕃文书译释”（卷四），“藏汉文化双向交流”和“藏传佛教研究”（卷五）。其中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三部著作在学界享有盛名，此次作者在局部均做了修订。其他专题都是作者多年来研究藏族历史、语言、文化的重要成果，此次结集出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历史文献

张润平、罗炤、苏航的《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对汉译藏文古籍《西天佛子源流录》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研究。《西天佛子源流录》是明代藏族高僧班丹扎释的传记，详细记载了班丹扎释的身世和主要经历。《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分为文献篇和研究篇两个部分：文献篇刊布了甘肃岷县后氏族人所藏该书两个抄本（甲本、乙本）以及《后氏家谱》的图版和录文；研究篇收入三位作者研究这部文献的《〈西天佛子源流录〉甲乙本版本考释》《〈西天佛子源流录〉与班丹扎释的贡献》《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家族与世系——以〈西天佛子源流录•佛子本生姓族品〉为中心》《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等6篇文章。全书通过对《西天佛子源流录》的文献解读和研究，认为该文献的内容直接涉及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和文化关系，充分显示了明代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地位。此外，《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还附有《后氏家谱》和大崇教寺汉藏文碑的图版和录文，为班丹扎释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本年度，由周润年译注的巴卧•祖拉陈瓦的史学名著《贤者喜宴》之《噶玛噶仓史》继续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连载。《〈贤者喜宴——噶玛噶仓〉泽注（六—九）》（周润年、张屹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4期）主要概述了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在藏地受戒、弘法以及受明永乐帝之邀在汉地，尤其是在明皇宫的一些活动；得银协巴晚年的一些事迹；第六世噶玛巴统瓦顿丹的生平事迹；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于1454年至1461年在藏族地区的一些活动等。《〈贤者喜宴——噶玛噶仓〉泽注（十—十一）》（周润年、塔娜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6期）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于1461年—1476年在藏族地区的一些活动。

本年度，《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6期）还连载了刘曼卿著、韦素芬整理的《西藏纪行（一—五）》。刘曼卿是民国时期一位出生拉萨、任职国民政府的、多才多艺的奇女子。1940年1月，刘曼卿女士第二次率“康藏宣传团”进藏，旨在宣传抗日，《西藏纪行》即是她二次进藏之作。她的《西藏纪行》除了宣传中央抗日政策，还较多着墨于沿途之山川地理、民风民俗等内容，对于研究民国时期中央与康藏地方关系、藏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康藏地理、文化、风俗等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王川的《民国时期戴新三著〈拉萨日记〉选注》（《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中对上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驻藏办事处政务科科长戴新三的《拉萨日记》进行了选注，其中节选了其《拉萨日记》第二册中1942年10月28日至12月31日之间14天的日记。戴新三（1907—），男，四川成都人，1940年蒙藏委员会吴忠信委员长入藏主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戴新三奉派随行，旋任驻藏办事处政务科科长。居藏四年间，遍历卫藏各大名城，深入考察，所获甚丰。文章所选日记记载的这一段时期，恰值第五世热振活佛辞职、第三世达扎活佛继任西藏摄政之时，驻藏办事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步入紧张时期。日记对研究者了解当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民国驻藏办事处内部的运行、在藏汉僧的学经和生活、当时拉萨的民风民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徐华兰的《巴哩译师传略》（《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以萨迦索南孜摩的《巴哩译师传记》为中心，通过文本译著的方式，对巴哩译师这位对藏传佛教萨迦派有重大影响的佛教大师的生平做了梳理。巴哩译师是萨迦派祖师贡却杰布和萨迦初祖贡嘎宁布的上师，曾主持萨迦寺达十年之久，对萨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作者节译的《〈王统世系明鉴〉所载赞普“安达•热巴坚”之故事（上）——佩尔•K.索伦森〈王统世系明鉴〉英文译注本选译》（《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一文是对《王统世系明鉴》英文译注本的汉译，读者由此可以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译注特点有所了解。另外，朱丽双的《〈于阗国授记〉译注（上）》（《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一文对收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的《于阗国授记》一文进行了重新翻译，并对相关专用名词做了详细的注释。

吴玉贵的《古代吐蕃汉文史料编年辑考（638—663）》（《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一文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对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至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吐蕃征服吐谷浑期间的汉文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校注”和“备考”的方式对史料本身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辨和研究。

巴桑罗布的《如数家珍的清册——初析〈水羊清册〉产生的原由及其历史背景》（《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西藏噶厦于藏历水羊年（1943年）制定的《水羊年关于南部门隅夏尼玛三措、塔巴八措、章朗河流域、上下绒朗、加仓木谢尔和都边等地我政府差民掌管的土地、差房、男女属民情况清查规约纲领之计划呈文》（简称《水羊清册》）产生的原由和历史背景进行了介绍。文章指出，《水羊清册》的编撰方式非常独特，专门用来规约门隅，而且只涉及门隅地区的政府属民，说明在英印政府的觊觎下，西藏地方政府制定该清册是为了在当地强化管控，巩固主权，因此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很强的针对性。

赵心愚在《〈西藏考〉与〈西藏志〉、〈西藏志考〉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中，从巴尔布奏书与布鲁克巴奏书及七十九族分辖青海和西藏经过、碑文与摩崖文及题词、交通路线路程记载等三个方面，对《西藏考》《西藏志》《西藏志考》三者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西藏考》和《西藏志考》并非《西藏志》的“衍生书”。文章指出，《西藏志考》成书应该在前，《西藏志》是在《西藏志考》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西藏志考》应该是《西藏考》和《西藏志》两书共有之“祖本”。

赵梅春在《〈先祖言教〉的史学价值探析》（《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中对藏文史书《先祖言教》的史学价值进行了分析。《先祖言教》是一部用藏文写成的反映青海蒙古史的著作，虽然用藏文写成，但作者却摆脱了传统藏族史学以及受其影响的蒙古史的写法，摒弃了神学思想和佛教史观的束缚，用客观的手法、世俗的角度展示了黄河南蒙古迁徙、发展和变化的历程，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三）档案文献

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共同编辑出版的《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1900-1914）》］一书，是迄今俄罗斯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有关沙皇俄国对我国西藏的政策，以及俄英两国争夺西藏的外交档案文件汇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根据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即帝俄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文件编辑而成。这类档案汇编沙俄和苏联时期从未出版过，迄今为止我国也未曾出版过。因此，本档案汇编是填补空白之作，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由Е•А•别洛夫、О•И•斯维亚、捷茨卡娅、Т•Л•绍米扬著，陈春华汉译的《未公布档案文件所反映20世纪初叶的俄国与西藏——〈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汇编（1900—1914）〉序言》（《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主要介绍了自20世纪初以来俄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西藏问题的研究情况以及英、俄在西藏的竞争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继而介绍了该档案汇编所收文件和文件所反映的事件，诸如沙俄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非法来往；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出逃外蒙古；英、俄背着中国签订侵犯中国主权的《西藏协定》；俄国干涉中国清政府废黜达赖喇嘛名号；达赖出逃印度；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局势；中华民国大总统颁令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阿旺德尔智策动“西藏独立”并与英、俄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英、藏、中三方西姆拉会议；等等。

陈春华编译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前后沙俄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勾结与妥协》（《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和《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英中藏”西姆拉会议》（《中国藏学》第3期）两文，根据《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和《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档案文件汇编（1878—1917）》两部原始档案文献，对辛亥革命前后沙俄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勾结与妥协以及“英中藏”西姆拉会议的始末做了详细的介绍。前者选译了30件俄国外交文书，为迄今公布的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沙俄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勾结与妥协的全部档案，主要以德尔智的活动为线索；后者则对1914年西姆拉会议前后英、俄两国围绕各自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进行了揭露，指出正当英俄两国踌躇满志地商定互相照会、相互承认各自在西藏和阿富汗的某些权益时，传来中国政府断然、严正拒绝正式签署“西姆拉条约”、三方谈判破裂的消息，使得英俄两国围绕中国西藏的政治交易随之破产。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 合编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本年度出版了11册—30册（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是 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的重点项目，主要记载和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以及中央政府关于西藏的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处理情况，同时，也记载和反映了这一时期与西藏毗邻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藏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历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史档案汇编》课题组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史档案汇编〉（1册—30册）分类目录》（《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史档案分成18类，并列出了所有档案的详细目录。这30册档案，主要收录了民国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康（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藏区地方政府往来的档案内容，不仅反映了西藏和藏区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经济贸易和社会宗教概况，而且更重要的是证明了西藏与祖国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藏档案馆所存部分清代藏汉对照公文档案目录》（《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一文收录了西藏档案馆所存957件清代藏汉对照公文档案目录，以公文档案的朝代、年月日为序，依次著录标题、年代等相关信息。文章指出，这些档案的内容主要反映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涉及西藏的方方面面，对研究清代西藏历史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

（四）敦煌文献

陆离在《敦煌文书P.3885号中记载的有关唐朝与吐蕃战事研究》（《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中对敦煌文书P.3885号中的《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于□□赞普》和《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制【开元】二十九年燕支贼下事》两件制文进行了研究。作者结合藏汉文史料，指出这两件制文的内容可以反映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于741年率军进攻唐朝河西陇右地区的相关史实，包括吐蕃进军河西、陇右地区的路线，吐蕃在甘青川等军事占领区的军政设置，唐蕃军队交战的地点与唐军的布防特点，盖嘉运对吐蕃进攻采取的军事行动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高启安的《敦煌的“团”组织》（《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根据学界对敦煌文献中对“团”一词的不同理解，通过对“团”文献基本状况及团队类型如僧团、寺户团和社团等的分析，探讨了“团”的性质、组织形式和人数，指出“团”是一种某项执事或劳动，为方便管理的临时性组织，无论僧俗两界，均有临时设置团及团头的现象，因此既非寺户的常设组织，更非敦煌的基层民户组织。

杨铭、索南才让的《新疆米兰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敦煌学辑刊》第2期）一文对一件出土于南疆米兰的古藏文文书进行了介绍。文章在录出该文献原文的基础上，通过将其与敦煌文书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以及藏文历史文献《贤者喜宴》进行对比，指出其记录的吐蕃告身种类之多为研究唐代吐蕃职官制度以及藏汉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五）金石文献

吴景山的《涉藏金石碑刻研究刍议——以甘肃涉藏碑铭为例》（《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主要介绍了作者在甘肃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四例涉藏金石碑刻，分别为位于漳县的刻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大威德征魔图碑”，道光五年（1825）的“重建锡庆寺记碑”“锡庆寺八处界碑”，以及位于天祝县的刻于明正统年间的“敕赐普福寺纪功德碑”。文章对这些碑刻的形制、碑文、内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涉藏金石碑刻的利用和保护提出了建议。同作者的《甘肃省涉藏金石碑刻解题目录》（《中国藏学》第1期增刊）一文，从分布地区、存佚状况、史料价值等方面，以目录提要的方式对甘肃省183件涉藏金石碑刻进行了介绍。

综观2012年度历史、地理、考古和文献研究，我们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传统优势领域在进一步深化，而原来相对薄弱的环节也在逐渐得到加强。

历史研究方面：1.吐蕃和清代研究的分量依然较重，前者的焦点主要在制度研究，而后者几部专著的集中出版提高了近年来清代藏族史研究的高度。2.宋、明研究薄弱的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研究领域的宽度也在逐渐拓展。3.元代研究日趋薄弱。4.去年数量稍有下降的民国研究今年有所反弹，但重复研究的现象已经出现。5.当代研究的整体数量下降，但出现了关于当代学术大师研究的新领域。

考古研究方面：1.经过几次考古挖掘和调查，本年度的考古新发现成果喜人。2.整体研究力量得到加强，成果日益增多，学术质量相对较高。3.得益于系列图书的出版，关于文物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地理研究方面：1.历史地理研究选题单一，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交通方面。2.本年度历史地名研究有专著出版，弥补了这个领域一直以来研究薄弱的不足。

文献研究方面：1.一大批文献解题目录的问世为接下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一大批历史文献和档案文献的整理、翻译、注释和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3.敦煌文献和金石文献的研究力度仍在持续加强，一些成果体现出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