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历史是藏学研究领域中的强势学科之一，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论著问世，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但就整体而言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下面按不同历史时段对2012年度藏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总论

本年度选题时间跨度较长的总论性历史研究论著，基本包括地方史志、家族史、活佛传承、人物研究等4个方面。

地方史志和往年一样，本年度又有一批地方史志得以出版，其中包括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曲地区志》（那曲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周县志》（林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申扎县志》（申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错那县志》（错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共青团志》（《西藏自治区志•共青团志》编纂委员会编）等。另外还有王昱主编的《青海简史》（修订版，青海人民出版社），玉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玉树县志》（青海民族出版社）等。

家族史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吐蕃赞普后裔史和西藏贵族家族史。关于吐蕃赞普后裔史，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吐蕃赞普后裔在门隅地区的统治及其王统。门隅地方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1947年刚获得民族独立后的印度新领导人，秉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衣钵，打着“麦线”的旗帜，从1951年以后就趁解放军抗美援朝、进军西藏无暇顾及之机，派出军队强行驱赶西藏噶厦在当地的行政官员，逐步蚕食、抢占“门隅”及察隅、珞隅等我国西藏南部边缘广大地区。巴桑罗布的《吐蕃赞普后裔在门隅的繁衍与承袭》（《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根据藏文古籍《门隅宗教源流——君民世系起源明灯》的记载，指出吐蕃崩溃以后近400年的分离割据时期，乃至在此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门隅地方都由吐蕃赞普之后裔统治。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吐蕃赞普赤热巴巾之子藏玛流落到门隅以及建筑王宫塞堡的过程，其后梳理了从藏玛长子弥赖旺秋传出的康巴王王系和从次子通列金传出的弥森巴王王系的王统传承，并对其后的康巴王系支系德让宗王系进行了介绍。文章通过缕清吐蕃赞普后裔在门隅的繁衍和承袭，用不可辩驳的史实回击了侵略者的阴谋。

吞巴家族是西藏历史上显赫的贵族家庭之一，吐蕃时期的著名贤臣、藏文创制者吞米•桑布扎就出生于这个家族。达瓦次仁的《吞巴家族历史考》（《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对这个家族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指出“吞”是吐蕃一个古老的姓氏，早在吐蕃第二十四代赞普多日隆赞时期就出任大臣。经过仔细分析，可以认定吞米•桑布扎出生于年地方。吞米•桑布扎之后，该家族逐渐扩散至门隅、尼木等地，15世纪后分成两支，即雅嘉巴家族和尼木吞巴家族。雅嘉巴家族势力在帕竹地方政权时期达到顶峰，到第悉藏巴时期便走向没落，而吞巴家族至18世纪已经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显赫贵族家庭之一，其政治地位一直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时期。

活佛传承活佛传承，包括历辈活佛的事迹研究都是藏族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本年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星全成的《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分期及特点》（《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和土呷的《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与帕巴拉呼图克图名称沿革考释》（《中国藏学》第1期）等。《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分期及特点》一文分期对17世纪中期以来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三个多世纪以来，二者的关系尽管一度出现挫折，并呈现出一定的功利性，但合作和发展一直是主流。同时，在长期的交往中，二者关系发展呈现出许多特点。《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与帕巴拉呼图克图名称沿革考释》一文则对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名称的含义和来历、帕巴拉活佛世系的形成、帕巴拉呼图克图活佛世系的正式确立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清晰地勾勒出昌都帕巴拉从“活佛”到“那门汗”（诺门罕）再到“呼图克图”职衔的大致沿革。

人物研究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王维强的《没有主人的法座：甘丹赤巴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本书从格鲁派政教系统结构、甘丹赤巴及其由来、甘丹赤巴在格鲁派政教系统中的宗教作用和政治作为、甘丹赤巴对藏族文化的贡献、从甘丹赤巴转世出的活佛系统、历任甘丹赤巴简略生平等几个方面对西藏政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甘丹赤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有助于读者系统地了解甘丹赤巴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了解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了解藏传佛教、了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了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

（二）吐蕃

本年度关于吐蕃史研究的论文较多，主要涉及吐蕃的政治、军事、制度以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等，以下仅以吐蕃政治和社会研究、历代赞普及相关问题研究、吐蕃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三个方面择要进行介绍。

吐蕃政治和社会研究林冠群在《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中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和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指出吐蕃中央职官系统中的相制用的是众相制。文章梳理了见于文献中的吐蕃历年众相任职情况，认为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作者最后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由此可以确认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杨铭的《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小邦经达日年赞、囊日松赞和松赞干布等赞普的兼并，逐渐成为吐蕃王朝的一部分，只有吐谷浑、工布和娘布仍然保持了小邦的称号。汇入吐蕃的小邦，逐渐演变为吐蕃地方的实体政权并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朝末期。文章还指出，吐蕃王朝建立前后的小邦制与我国历史上西北诸族实行的“小王制”在称号、规模、与王朝中央政权的关系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形成应该和西北诸族，特别是吐谷浑小王制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林冠群的《吐蕃“尚”“论”与“尚论”考释——吐蕃的社会身份分类与官僚集团的衔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对吐蕃历史上“尚”“论”两词的含义进行了研究，指出“尚”“论”本有区别，但是特殊情况下文献中将“尚”“论”两字连用，使得汉文史料以及学界对其产生了歧义。涉及这个主题的还有黄辛建的《韦•悉诺逻恭禄获罪遣：吐蕃贵族论与尚的政治博弈》（《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该文以公元728年吐蕃大论韦•悉诺逻恭禄“获罪遣”为界点，对公元728年以前与以后吐蕃贵族的政治格局进行了对比和分析，认为以此事件为分水岭，吐蕃外戚“尚”取代“论”正式崛起。

另外，朱悦梅的《吐蕃王朝人口研究》（《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认为，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对吐蕃王朝时期人口数量的统计与计算，只能在数据不完整与信息零散的情况下，从不同角度来对计算进行推导。文章通过对藏文典籍与古藏文文献所载有关人口信息的分析，从藏文史籍中均匀分布的理想式数据记载、对早期部落邦国及其人口的尽可能的统计法计算、兵丁与人口数量关系等角度，进行了尝试性的考论后认为，吐蕃王朝时期，分布在青藏高原内部的吐蕃本土地区人口，大致应在350万左右。

历代赞普及相关问题研究林冠群的《“赞普”释义——吐蕃统治者称号意义之商榷》（《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吐蕃统治者之称号“赞普”的实际含义，认为“赞普”含有“神人合一”的意义，反映出其受“天命论”的影响，亦呈现大唐文明对吐蕃政治思维与官制的影响力。

吐蕃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杨铭的《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书较为全面地对吐蕃与西北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包括吐蕃与羊同、苏毗、多弥、白兰、党项诸羌、吐谷浑、勃律等青藏高原各民族的关系；吐蕃与突厥、突骑施、沙陀、回纥、鄯善、于阗等天山南北诸族的关系；吐蕃与通颊、南山、嗢末、粟特、汉人等河西走廊各民族的关系等。另外，该书第四编对吐蕃与西北的地理交通；吐蕃与西北诸族的联姻与政治交流；吐蕃与西北诸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及其历史影响；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历史作用等做了专论。

朱悦梅的《从出土文献看唐代吐蕃占领西域后的管理制度》（《敦煌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吐蕃占领西域后实行的管理制度是在其本土实行的部落制军事建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行政、军事三位一体，表现在西域军事占领区就是军事、民事与羁縻三种管理体系。作者认为，由于吐蕃进入西域军事力量的来源本身就很复杂，使得其在西域的军事管理模式与本土相比有所变化，但这种制度的本质仍然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三）宋

2012年关于宋代藏族史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不过与以往稍有不同的是，本年度宋代藏族史研究的主题除了唃厮啰政权和茶马互市外，关于阿里的研究也值得注意。

古格次仁加布的《略论十世纪中叶象雄王国的衰亡》（《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根据15世纪班智达扎巴坚赞所著的《太阳氏王统记》等藏文史料，梳理了象雄王国及其下属五氏族的衰落及吐蕃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衮征服象雄王国的历程。10世纪初，象雄出现过有名的五氏族，分别为莽额蔡萨格辞、莫额、金额董杰擦、庶额布德协朵格擦、鲁穆额夏协泽。当五氏族面临衰微时，千户鲁巴协的5个兄弟入赘到五氏族，逐渐成为六氏族。象雄王国经过传承前11代和后6代左右后，于公元10世纪中叶，末代国王被杀，五氏族纷纷投降，并最终被吐蕃王室后裔取代。

黄博在《三围分立：11世纪前后阿里王朝的政治格局与政权分化》（《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中认为，10世纪—12世纪阿里王朝分化成古格、普兰和拉达克三个部分其实并不是传承自吉德尼玛衮分封三子，通过对《拉达克王统记》和《阿里王统记》等史料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在古格王泽德在世时阿里王朝仍有可能是统一的，真正的分化在泽德被害之后。文章认为，泽德被害，其后阿里政权被王室中的非嫡亲近支的旺德篡夺，阿里王朝产生了首次分裂，初步形成古格、普兰和拉达克三足鼎立的局面。

关于宋代吐蕃社会与对外交流，陈武强在《北宋后期吐蕃内附族帐考》（《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对北宋后期（1068年—1127年）吐蕃内附部落及其内附原因和方式、内附后居地、政府对其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考述，认为是北宋政府大力招抚的民族政策促成了吐蕃部落的内附，而这些部落的内附，促进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同作者与才旺贡布的《宋代茶马互市的法律规制》（《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从榷茶博马，茶马司的设置与职官管理法规，市场、价格即禁私诸法等几个方面对宋代茶马互市的法律规制进行了介绍，认为宋代茶马互市的诸多规制及其日臻完整，不仅促进了茶马贸易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而且为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马互市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西北、西南沿边茶马互市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也带动了当地畜牧业、茶业和其他商品的交换，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涉及宋代唃厮啰政权研究的有齐德舜的《〈宋史•阿里骨传〉笺证》（《西藏研究》第2期）。该文根据文献资料对《宋史•阿里骨传》做了笺证。阿里骨是河湟吐蕃政权的第三任赞普，为董毡养子。文章认为，阿里骨作为非唃厮啰家族的人物却登赞普之位并长期执政，说明其具有超常的个人能力，而阿里骨当政时期也是唃厮啰政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四）元明清

1.元

本年度元朝藏史研究主要围绕当时元中央在藏区的行政机构设置以及社会经济展开。

武沐在《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对元朝在藏区建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一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设置及其机构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包括“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招讨使司系统、管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宗教系统等五个部分。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理体系的特点，就在于其吐蕃等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两大系统都兼有一定的军政职能，同时又管辖着相应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只是前者侧重于行政，而后者更偏重于军事防务而已。

刘建丽的《元朝陇南吐蕃的行政机构与社会经济》（《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元朝统一全国后，陇南地区分属陕西、甘肃两行省与宣政院管辖，当地为吐蕃重要聚居地之一，故元中央王朝在这里设置宣政院所属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属下机构，包括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洮州元帅府、十八族元帅府、积石州元帅府、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等；吐蕃等处招讨使司及附属机构等。由于元朝重视发展生产，陇南吐蕃地区的农、牧、商、手工业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杨惠玲的《论宋元时期藏区内部民族市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对宋元时期藏区内部民族市场的分布、商人和市场特点进行了介绍，认为当时的市场分布、繁荣程度、商人的市场竞争力等极不均衡，但当时藏区内部市场的兴起、商业城镇的出现对藏区社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明

近几年来明代藏史研究一改往年相对薄弱的状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逐渐得到加强。本年度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人物和机构设置两个方面。

人物研究方面，首推拉巴平措的《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中国藏学出版社）。这部著作根据汉藏文史料，特别是藏文古籍中多篇关于大慈法王的传记，对明代受封大慈法王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的生平和历史功绩做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释迦也失是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的弟子，色拉寺的创建者。释迦也失作为宗喀巴大师的亲定代表，曾奉永乐、宣德皇帝之诏先后两次到内地传法，受封“大慈法王”。全书分上篇“大慈法王考”（包括文献考、生平考、业绩考、遗像考、文物考）、中篇“《大慈法王传汇编》译注”（包括由8篇藏文传记组成的《传记汇编》的汉文译注、藏汉合璧历史文献以及索引）、下篇“附录”（包括《传记汇编》原件复印件和藏文、拉丁文转录，大慈法王及宗喀巴大师大事年表）等三部分。作者评价释迦也失为到内地传播格鲁派教法第一人、受到明朝廷册封的格鲁派第一人、为格鲁派创建密宗道场的第一人、为各民族交往而献身的第一位高僧大德。

嘉益•切排和双宝的《阿升喇嘛考》（《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早期传入蒙古地区作出重大贡献的阿升喇嘛及其相关事迹进行了考证。阿升喇嘛，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历史上首任札萨克达喇嘛，早年频繁来往于蒙藏地区间。文章认为，虽然阿升喇嘛在库伦定居不过短短几年时间，但是他早年说服阿勒坦汗信奉格鲁派，晚年又借助后金皇太极的大力扶持，置曼珠希礼库伦，为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及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齐德舜的《〈陇右土司辑录•赵土司〉初探——兼明清时期唃厮啰家族后裔史迹稽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根据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陇右土司辑录》（手抄本），以笺证的方式对明清时期被称为“五土之首”的唃厮啰家族（赵土司）进行了初步研究。

关于机构设置于藏史研究方面，有邹立波的《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和任小波的《明代西番馆职司与史事述考》（《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一文认为，明代的卫所具有封闭式军事移民组织的性质，其职能重在军事防御，但是在以安抚为主的治边政策和文官系统层层监管下，卫所除了肩负军事防御职责外，还兼管与藏羌事务相关的具体行政职权，比如守御归附者及遣送、收捕之责，参与管理招抚归附、纳土赋、朝贡事宜，监管与笼络各方政教势力，招绥藏羌各部等，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变得更为综合、多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明廷无法应对和解决庞大的卫所的供给，卫所戍军自发地加强与藏羌各部的经济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川西北的族际互动。《明代西番馆职司与史事述考》一文则根据明清两代递刻的《四译馆则》中关于明代北京四夷馆的纪事以及相关史料，对当时四夷馆所辖西番馆的“属官职名”、职司与史事做了考察。

3.清

本年度清代藏史研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高水平，特别是几部有分量的专著得以出版，加深了清代藏史研究的厚度。

邓锐龄的《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赜》（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收入《岳钟琪与西藏问题》《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再思考》《第一次廓藏战争（1788—1789）中的议和潜流》《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清代驻藏大臣色楞额》等9篇研究清前期西藏历史的学术论文，以及《中国古典小说中所见藏事的痕迹》《回忆藏学家柳陞祺先生》《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跋〉》《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等7篇研究和翻译文章。该著所收的大部分文章是作者一直以来研究清代藏族史的重要成果，其中引用了大量清代的档案文献，对清代前期，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治理西藏的策略以及西藏地方的政治事件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曾国庆、黄维忠编著的《清代藏族历史》（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从清初中央政府与藏区的政治关系及其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清朝中央政府治藏机构及制度、清朝前半叶中央政府内平藏乱外御入寇、清朝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强化管理、西方传教士在藏区的早期活动、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藏族社会的经济文化、鸦片战争对西藏的影响、西藏地方统治集团的内争、西藏第一次抗英战争、英俄加紧侵略西藏、清末西藏的变乱、清代后期藏区的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清朝时期西藏的历史、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做了全面的介绍。

扎洛的《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利用大量的档案文献和藏文史料，系统梳理了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今不丹）之间复杂而曲折的关系演变过程。全书分西藏与布鲁克巴的早期关系（7世纪—18世纪）、颇罗鼐平息布鲁克巴内乱、清朝分封布鲁克巴首领、西藏与布鲁克巴宗藩关系的巩固、第一次英布战争与第六世班禅的调停、 18世纪—19世纪之交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的演变、第二次英布战争与西藏的反应、19世纪后期西藏强化与布鲁克巴宗藩关系的努力、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与布鲁克巴的角色变化、西藏与布鲁克巴宗藩关系的结束等10章，深入分析了清代中央王朝的宗藩体制是如何移植、运用到喜马拉雅山地区，以及在面临英国殖民势力挑战时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应对行动，提出了“清代的喜马拉雅山宗藩关系模式”的概念，并对其模式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同作者和敖见的《布鲁克巴德布王希达尔流亡西藏事迹考述——兼论18世纪中叶中国西藏与布鲁克巴的关系》（《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利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勾勒出了希达尔在藏活动的大致轨迹。并通过档案解读，揭示了在中国西藏与布鲁克巴的宗藩关系中御侮、靖乱、册封、纳贡等责任义务关系的具体实施方式。

李凤珍的《清代西藏郡王制初探——读清史札记》（中国藏学出版社）是一部专门研究清代西藏世俗领主执掌统治权时期的历史，全书共分15章，主要以颇罗鼐和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父子时期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和清军驻防、罗卜藏丹津叛乱、噶伦矛盾和卫藏战争、七世达赖喇嘛入藏坐床与颇罗鼐的矛盾、颇罗鼐的功绩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谋乱被杀等事件的描述，对当时西藏地方统治阶级与蒙古各部特别是准噶尔部、和硕特部上层的关系，西藏地方世俗领主与宗教集团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分析。

梁俊艳的《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书从英国对华陆路战略的展开、廓尔喀第一次侵藏与英国介入、廓尔喀第二次侵藏与英国的策略、清朝的战后因应对策及对南亚次大陆的认识、撤除西藏的藩篱：英国侵藏的准备阶段、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等几个方面，对 1774年—1904年英国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侵略西藏历史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介绍。最后，作者就英国对华陆路战略与侵藏步骤进行了分析，认为包括了战略展开阶段：波格尔、特纳进藏；试图干涉阶段：英在两次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的所谓“中立”；武装入侵的准备阶段：撤除西藏的藩篱；以及武装侵略阶段：英国两次武装入侵西藏。

陈庆英、王晓晶的《六世班禅东行随从种痘考》（《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通过对六世班禅进京途中300余随从在阿拉善种痘，但唯独班禅大师没有种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出于年龄、季节、种痘的风险等一系列因素使得班禅大师没有种痘。文章在梳理这次种痘事件的同时，利用大量汉藏文史料对班禅大师与二世嘉木样活佛的关系，以及班禅大师在北京圆寂的始末进行了分析。

周伟洲在《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中对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西藏宗谿一级所辖之下的社会基层组织谿卡（庄园）、部落两级建制，以及特殊的地方行政体制等三个方面的探讨，分析了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特点。另外，文章还对清朝中央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基本保持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些改革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李德成的《从乾隆的两道训谕看雍和宫的历史地位》（《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根据《国朝宫史续编》的记载指出，乾隆五十九年（1794），皇帝两次就雍和宫的性质特颁训谕，强调了雍和宫作为供奉三宝的场所永不更改。乾隆皇帝的训谕对保护雍和宫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清政府内再未有改变雍和宫用途的提议，使雍和宫作为蒙藏佛教寺院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更重要的是，乾隆坚持将雍和宫作为佛教寺庙永不变更，使雍和宫切实发挥了在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体现主权关系的政治纽带作用。同时雍和宫也在客观上吸引了大量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信教群众前来朝拜，切实密切了边疆地区与北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达力扎布在《西宁办事大臣达鼐事迹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对雍正时期的西宁办事大臣达鼐的相关事迹进行了考证。西宁办事大臣，即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亦简称青海办事大臣，后来以其衙署在西宁，故称为“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八旗蒙古正白旗人，生于1691年，雍正三年（1725）任西宁办事大臣。在任西宁办事大臣期间，达鼐参与了一系列蒙藏事务的处理，比如雍正五年奉命领兵从青海进藏协助平息康济鼐事件，安定青海蒙古，安排朝觐、会盟，在“番部”设官、立法，守护噶斯口，防御准噶尔等。雍正十年，达鼐以政务懈怠为名被革职留任，十三年病逝于西宁。

赵桐华的《清廷册封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之考证》（《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通过对《清实录》和《喇嘛噶绕活佛传略》《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等文献的对比研究，就清末远赴漠西蒙古，为维护北疆的统一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的甘肃藏族僧人棍噶扎勒参受封呼图克图一事进行了分析，认为藏汉史料的记载之所以有出入，是因为由于名字翻译中出现的偏差，致使册封的诏书先到，印信却迟迟未得之故。

岳小国的《略论和珅在乾隆朝治藏方面的贡献》（《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中认为，乾隆时期的和珅虽然以贪赃枉法、欺君罔上而写入史册，但他曾任军机大臣兼理藩院尚书，负责管理民族事务。在当职期间，和珅参与了六世班禅进京贺寿和驱逐廓尔喀入侵西藏两起有关西藏的重要事务并出色第完成了任务，为巩固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民国及当代

1.民国

本年度民国藏史研究主要仍然集中在民国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和帝国主义的侵扰，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的相关研究方面，另外在人物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进展。

民国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和帝国主义侵扰西藏张双智在《蒋介石抗战时期应对西藏危机之策》（《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中通过对蒋介石下令修建康印公路遭到噶厦抵制、军事施压噶厦被英国出面干涉、指示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等事件的梳理，认为蒋介石在处理西藏问题上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军事施压和外交交涉也是维护中国主权的必要之举，致使英国未能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应该给予历史的肯定。同时，蒋介石选择了隐忍，没有坚决果断地解决西藏事务，使得英国在1943年以后加快了煽动“西藏独立”的步伐，派军侵占中国藏东南领土，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遗祸至今。

喜饶尼玛、塔娜的《尹昌衡西征与西姆拉会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通过对尹昌衡西征、中辍及其与西姆拉会议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尹昌衡西征一方面促成了和解西藏问题的会谈，另一方面严重阻碍了英帝国主义外交阴谋的实施，一度成为阻止“西姆拉会议”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对“西姆拉会议”的召开地、内容、性质都有一定的影响。

邱熠华在《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中以莱登拉入藏之行为中心，对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的发生、原因、调解过程进行了介绍。文章认为，1929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军警进入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逮捕杰波夏尔巴事件是直接引发1930年藏尼危机的导火索。莱登拉受英印政府派遣前往拉萨“调解”，说明了英印政府干预藏尼纠纷，目的在于阻碍和消解西藏地方与南京国民政府间日益增强的联系，使西藏更加依附于英印。

徐百永在《试论国民政府对藏宗教政策视野下的汉僧事务》（《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对民国时期汉僧入藏学经及其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政府资助汉僧游学西藏、资助汉僧考取格西、加强在藏汉僧管理等政策，不仅为沟通汉藏文化，改善汉藏关系，消除汉藏隔阂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也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从宗教上以推动政治”的治藏理念。

王川、陈辉、邹敏的《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根据新发现的戴新三《拉萨日记》等资料，对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和纷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研究孙宏年的《从平等到失衡：达赖、班禅关系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研究（1927—1933）》（《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对1927年—1933年间达赖和班禅的关系从最初的平等到逐渐失衡的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央政府解决达赖、班禅关系而实施的治藏政策做了评价。

桑丁才仁在《再论九世班禅入藏仪仗队（护卫队）在结古发动哗变经过及其原由》（《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中就1937年6月6日发生在玉树结古的九世班禅入藏仪仗队哗变事件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仪仗队的这次哗变虽然没有成功，未来得及实施就被队长察觉并妥善处置，但其本质是一场事先精心预谋的反叛事件，对民国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张皓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与西藏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中通过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后发生的土登贡培事件和龙厦事件的分析，认为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通过土登贡培和龙厦事件，两名近侍的权力被剥夺殆尽，噶厦的权力得到恢复，实权落到赤门的手中，新的权力格局形成。

人物研究2012年，藏学界围绕纪念藏族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近代史上的学术大师根敦群培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也有与之相关的研究论著面世。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了《白史》等著作，出版了《2012年的追寻——西藏文化博物馆根敦群培生平学术展》（熊文彬、张春燕主编），收入拉巴平措《论根敦群培的历史功绩和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陈庆英《藏族学术大师根敦群培的生平学术和命运》等纪念文章，以及对根敦群培文献著作的专题研究文章3篇。《中国藏学》编辑了“根敦群培研究专刊”（第2期增刊），收入霍康•索朗边巴《根敦群培大师传•清净显相》、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群培传略》、沫水《根敦群培年谱（1903—1951）》等。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关于根敦群培的研究文章得以发表，集中对其生平、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另外，齐德舜的《唃厮啰家族末代土司赵天乙生平考述——〈唃厮啰后裔事迹稽考〉续》（《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根据相关的资料和对赵天乙嗣子的访谈，对唃厮啰三十二代孙赵天乙的生平做了梳理。赵天乙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民国三年（1914年）其父赵元铭去世后承袭土司之职。文章对赵天乙清末民初的辖区、受到刘郁芬进军甘肃的牵连、以绅士身份参与政务、参与解放卓尼事务以及被冤杀的过程进行了介绍，认为其是唃厮啰家族史上又一位悲剧性的人物。

2.当代

本年度的当代藏族史研究除了西藏和平解放外，还有对当代藏学学人的综合研究。

阴法唐的《进军及经营西藏62年的历史回顾》（《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指出，1950年至今的62年，西藏经历了和平解放、平叛改革、稳定发展、成立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跨越式发展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这段光辉历史的亲历者、西藏巨变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作者将西藏62年来的巨大成就概括为11个方面。同时从坚持党的领导、结合西藏实际制定政策措施、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正确处理好民族与宗教问题、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等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李荟芹、徐万发的《朱德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贡献》（《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对朱德处理西藏事务的历史进行了介绍。长征时期，朱德与格达活佛等藏族爱国人士结下的深厚友谊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朱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重要成员和中国革命中军事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决策，又具体指挥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事务。文章介绍了朱德在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揭示其个人魅力对西藏和平进程的深远影响，颂扬其对西藏和平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藏学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继承传统藏学、开创现代藏学的藏族学术大家，如根敦群培、才旦夏茸、多吉杰博、毛尔盖•桑木旦、东嘎•洛桑赤列、木雅贡布、恰白•次旦平措等，为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这些学术大师的生平和史学成就进行研究，是藏族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张云的《根敦群培与恰白•次旦平措的吐蕃史研究——新史观、新方法、新资料、新发现》（《中国藏学》增刊第2期）一文从新的历史观、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发掘利用新资料、新发现和新观点等四个方面，对根敦群培与恰白•次旦平措这两位标志性人物的吐蕃史研究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他们运用新的唯物史观，通过新方法、新资料，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为我国的吐蕃史研究取得了诸多卓越的成就。文章认为，两位先生再研究西藏历史过程中摈弃宗教神学羁绊，追求客观，探寻藏族历史发展真谛的精神，对于廓清历史迷雾，还原历史面目，用科学的观念和方法让吐蕃史成为信史，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作为当代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毛尔盖•桑木旦大师对藏族史学研究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班玛更珠的《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与藏族史学研究》（《中国藏学》第4期）一文在梳理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生平和学术成就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大师的史学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并就其史学研究的特点做了初步的分析。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的史学研究，主要涉及通史、文化史、寺院志、人物传记等，同时在一些地方史研究，诸如在塔博人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学术成果。通过毛尔盖•桑木旦大师的藏族史学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以人文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代替传统的神权思想和神学史观的新思想以及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亦是当代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东嘎•晋美的《从活佛到教授——追忆我的父亲东嘎•洛桑赤列》（《西藏教育》第6期）一文对东嘎•洛桑赤列先生的生平、学术贡献和思想进行了回忆。

同样，当代藏学研究史上还有为数不少的其他民族大家为藏族史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邓锐龄口述，邱熠华、梁俊艳整理的《答客问治明清两代西藏史经验》（《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就对邓锐龄先生的治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后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