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习俗、艺术

与西藏生育习俗相关的调查报告有很多，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探讨生活在高海拔地区西藏妇女的生育情况与新生儿的营养、生长、发育情形，然而，却很少有学者从事西藏幼保礼仪的深入探讨。幼保礼仪针对妇女怀胎之前、怀孕期间及生育之后，父母与新生儿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法。林纯瑜的《米滂〈吉祥满愿•幼保礼仪〉研究》以藏传佛教宁玛派重要学者米滂南杰（Miphamrnamrgyal， 1846年—1912年）于1908年所编著的《吉祥满愿》中所收录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幼保礼仪为研究对象，探讨藏族如何经由执行特定礼仪，达到顺利怀胎、择男、养儿等延续子息的目的。《吉祥满愿》中的幼保礼仪共有“祈求得孕”“祈求得男丁”“保护已生幼儿”“其他相关礼仪”四种类型。本文讨论这四种类型礼仪的适用情形与施行方式，并且经由归纳、分析这些幼保礼仪的内容，探索藏族对新生命所抱持的态度，包括与生命延续有关的偏好、禁忌、信仰内容、社会价值观等等。《吉祥满愿》以完整的架构呈现出各种在藏族民间通行的幼保礼仪，其内容不仅生动描绘出藏族人的生育价值观，也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探究藏族生育文化丰富内涵的窗牖。

《藏民的家屋与家屋内的社会动态：以云南五境通珠聚落为例》（载于《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2012年22：1—18，作者余舜德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郭奇正为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系教师）认为，作为文化人类学中的重要课题，藏族的建筑及家屋（住房）是许多学者研究视野中的焦点内容。但是过往的研究主要关注藏族建筑的形式、建筑过程、建筑特色、艺术价值，以及这些特色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很少触及藏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建筑的空间，或生活在家屋中的成员在藏族独特的建筑内所呈现的社会动态。本篇论文即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的五境道珠聚落为例，对这个虽然处于藏族文化区的边缘地带，但是较少受到周围汉族、纳西族、白族影响，仍然在建筑、宗教、日常生活各方面保持显著藏族特色的村落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从藏族如何使用建筑的内部空间，谁可以（或不可以）使用那个空间、使用的方式，以及家庭成员间流动的关系等观察，来了解藏族亲属及社会的组织特色，并深入探讨这些组织的成员间互动的情况。作者对火塘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因为火塘及其周边是藏族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对着门的上位是家中身份最高者的专有位置，煮菜的地方则明显是女人的位置，女性在家中多扮演较卑下的角色，一片火塘空间就能显示出家中诸人的社会关系。作者发现，当地藏族的亲属关系复杂且深具弹性，并呈现地方的特色。在制度上，我们无法将之归纳于如今常见的“父系”“母系”或“双系”，而是以财产（主要是家屋）的考量为主要原则，以住在同一家屋内的亲人为中心组成家户，并以家户成员及组织的弹性调整来维持其生存适应能力。总之，像其他民族一样，这个小小村落的藏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为潜意识的文化建设的一员，将文化的概念与社会关系融入建筑与空间格局，并于日常生活中，呈现出社会—文化面向与空间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金申的《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的流派与样式》。金申先生是台湾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是著名的佛造像研究专家。本文将藏传佛像的渊源、流派与样式作了系统的介绍。作者认为藏传佛教艺术由于地理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其风格与毗邻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地的佛像以及内地汉传佛教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单尊的金铜佛像，易于流动，分布广泛，故分析其产地风格和时代特征，是把握佛造像的津要。

李姿宽的《西藏民族乐器“札年”的研究》。李姿宽是台湾淡江大学的讲师。“札年”是一种在藏区广为流传的乐器，它不但广传于中国藏区各地，在其他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区、国度，如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克什米尔、拉达克等地亦相当普及。作者认为，“札年”在藏族社会中不只是一种乐器的名称，更是藏族音乐的代名词。在任何与音乐相关的场域，藏族人民经常以“札年”的乐器图像作为音乐的符号，如学校的音乐比赛、音乐教室、小区的表演场所、藏族传统乐器行、唱片行、音乐演出的宣传单等，只要是与音乐相关的场合，都可以看见藏族以“札年”的图像来作为宣传与布置的符号。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札年”的历史、形制，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札年”的制作过程、当代“札年”的定弦法与音域，作者以印度的藏族聚居区为例研究了“札年”歌乐的音乐形式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