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问题研究（汉文部分）——藏传佛教研究

二、学术问题研究

藏传佛教的研究依然是宗教研究的重点。此外，苯教研究、其他宗教在藏区的传播研究等方面的著述，也比去年有些新的变化。

（一）藏传佛教研究

在藏传佛教的研究中，文献典籍的研究今年依然延续着去年的热点势头。除此之外，对教义的研究、因明的研究有所减少，而增加了藏传佛教在历史上对外传播的情况、汉藏佛教的比较研究等方面的研究。

1.文献典籍和教义研究

文献典籍的系列研究，今年依然比较活跃。其中班班多杰的研究成果《〈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四、五、六》(《中国藏学》第1期、第2期、第3期)今年继续刊登在《中国藏学》上，对这一觉囊派佛教经典文献的汉藏译文进行了比较研究。巴桑旺堆的《〈韦协〉译注》(《中国藏学》第2期)系列研究也继续推出，还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连续刊登了周润年的《〈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这三项成果构成了今年藏传佛教文献典籍系列研究的主流。

陈鉴潍的《藏族典籍文献——宁玛十万续略述》（《中国藏学》第1期）认为，藏文大藏经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即《甘珠尔》和《丹珠尔》。《甘珠尔》主要内容包括佛陀之教典，即所谓三藏四续经典。《丹珠尔》内容涵盖由赞颂至总目录等18类。而宁玛派经典大都不包括在藏文大藏经内。文章对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及宁玛十万续现存版本及内容作了扼要回顾，并介绍了国外学者对十万续的研究状况。

布穷的《浅析〈隆钦教史〉“简介”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第4期）对西藏社会科学院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隆钦教史》一书的编辑在简要介绍作者历史部分中，肯定了此书的作者就是宁玛派著名佛学大师隆钦绕绛巴的观点加以否定。文章从“简要介绍作者历史”的几个疑点分析入手，通过研究大师的生事，以及分析教内的一些观点，认为有理由确信隆钦绕绛巴大师并非《隆钦教史》作者。

班班多杰的《再论〈句义藏〉的思维路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对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句义藏》作了介绍，并探讨了宁玛派心性论及其相关内容。

李学竹今年发表了两篇文献典籍研究方面的论文，即《关于〈五蕴论〉的研究》(《中国藏学》第S2期)和《四津谷孝道及其〈宗喀巴的中观思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5期)。其中《五蕴论》是佛教唯识学派的纲要书，也是法相宗瑜伽十支论之一。其梵文原典在印度早已失传，但西藏布达拉宫保存有一部该论的梵文原典手抄本，2008年校订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五蕴论》不仅对佛教专门术语的定义有明确的解释，对于阿赖耶识存在的问题也有所论证。文章在详细介绍了该手抄本和校勘本的同时，对《五蕴论》的先行研究和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内容大意等情况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概述，并对阿赖耶识的存在问题作了考察。其另外一篇文章简要介绍了四津谷孝道的生平及研究成果，并对其所著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一书做了详细的介绍。

牛宏的《〈章嘉宗义〉与〈宗义宝鬘〉的异同》（《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中，选取《章嘉宗义》和《宗义宝鬘》两部很有影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宗义文献，分别从外道、毗婆沙宗、经部宗、唯识宗、中观宗等义理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二书在根本见解和大体内容上基本相近，但在具体的写作方式、内容编排以及一些细微的教理判断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由此也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宗义书的写作风格和特色。

专著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教义研究，如多识仁波切著的《甘露宝瓶：藏密本尊仪轨讲授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金雄师的《胜鬘经真义》（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等。

2.教派研究

与文献典籍研究相比较，今年教派研究成果从量上相对比较少。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派的传播、教义及其传承、教派分布的特点等方面的探讨。比如德吉卓玛的《格鲁派之觉域教法传承初探》（《中国藏学》第4期），作者结合藏文文献和十多年的多区域、大范围田野调研资料，认为学术界长期以来持有的“觉域派教法从15世纪不复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指出创建于公元11世纪的觉域派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其教法逐渐影响各宗派，且在各宗派中形成不同的传承。仅就格鲁派而言，不仅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甘丹耳传”、“完萨耳传”觉域教法传承等，而且还具有独特的教法经典和法事仪轨。

西尼崔臣发表了《略述藏传佛教觉囊派》（《西藏研究》第6期）。文中对觉囊教教派的历史兴衰过程，独特的哲学见识和密宗修炼要点，以及现实状况等问题做了比较客观详细全面的论述，将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该教派的发展史。藏传佛教觉囊派是12世纪末在西藏日喀则境内兴起，并具有独特的佛教哲学见识的宗派之一。该教派在近6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有辉煌亦有衰败。涉及到该教派历史的专著，今年也出版了一部，是索南才让著的《觉囊派教法史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根呷翁姆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道孚的传播和影响》（《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中，从道孚地区宗教格局、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道孚的社会历史背景、格鲁派寺院——灵雀寺在道孚的创建以及格鲁派对道孚社会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探讨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道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3.汉藏佛教比较研究

本年度汉藏佛教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较多，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藏佛教教义、思想方面的比较。如乔根锁和徐东明的《关于藏汉佛教因果报应论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第4期），文中阐述了藏汉佛教因果报应论的特色，并比较了藏汉佛教因果报应论的异同。认为其相同之处在于藏汉佛教学者均重视佛教因果报应理论的道德教化功能，重视六道轮回思想，重视心在因果报应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同之处在于藏传佛教重视以佛教戒律作为构建藏族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注重来世的果报和解脱，表现出强烈的出世精神和超越情怀；注重临终关怀和心灵安慰，表现出强烈的宗教人文主义精神。汉传佛教则既重视现世又重视来世的果报和解脱，显示出积极的入世精神和人本主义情怀；重视人现实的心性修养，强调在人间成佛。

乔根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汉传佛教三论宗心性哲学之比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1期）一文分别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性论哲学和汉传佛教三论宗心性哲学，比较二者的异同，加深我们对藏传佛教心性论以及汉传佛教心性论实质及多样性的理解。

杜江和高正龙的《孔子圣贤之仁与宗喀巴之菩提慈悲——〈论语〉“仁”与〈菩提道次第广论〉“慈悲”思想的比较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一文中以孔子和宗喀巴两位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论著作为研究的基础，分析了“仁”与“慈悲”思想的相通性，并从加深文化认同，增进民族感情等方面论述了弘扬“仁”与“慈悲”的现实意义。

4.藏传佛教对外传播历史研究

今年，藏传佛教对外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传播途径、传播地区、传播内容等方面的研究。如谢继胜和贾维维的《元明清北京藏族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中，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根据寺庙、佛塔、绘画、雕塑和相关僧俗人物及其文献建立起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线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在汉藏政治文化交流、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史以及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学界未曾关注的观点：如覆钵塔与中国城市空间表达与标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元至明永宣时期藏传雕塑对中国雕塑史的推动，明罗汉图像在藏区的流布，明清衮服与藏传金铜佛衣饰配置制度等。

关于藏传佛教传播至蒙古地区的学术论文有两篇，即余粮才和王力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蒲文成的《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1期）。其中，第一篇论文结合相关文献，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方式与特点。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首先从蒙古统治集团开始，以吸纳蒙古民众和输出藏区高僧等途径为主，并在当时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通过自上而下等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最终使格鲁派成为蒙古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后一篇论文从微观的角度对格鲁派传播至蒙古地区做了研讨。文中阐述了历辈东科尔作为格鲁派代表传教于大漠南北和西蒙古，使藏传佛教文化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蒙古族普遍信仰格鲁派的局面。

关于藏传佛教传播至内地的学术成果也有几篇。如林锦江的《香港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中国藏学》第1期），作者根据相关的文献和实地观察所得的资料，介绍了香港藏传佛教作为宗教、学术和文化的近30年，特别是回归后的发展状况，以及与本土佛教的关系等，进而展望香港藏传佛教的发展前景。孙华的《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认为，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藏传密教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此次藏密的内陆传承虽然没有元、明、清时代帝王统治的大力护持，但传播的范围却更广，社会影响更显著。文章从清末民初藏密在汉地传播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董晓荣在《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原因，对敦煌地区出土的碑石、文献、石窟壁画、游人题记等内容进行讨论，试图揭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得到延续和发展的概况及原因。

这方面的专著有王力所著的《明末清初达赖喇嘛系统与蒙古诸部互动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本书共七章，内容包括：和硕特蒙古与达赖喇嘛系统的互动关系、准噶尔蒙古与达赖喇嘛系统的互动关系、土尔扈特蒙古与达赖喇嘛系统的互动关系。

5.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研究

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研究，本年度涉及的领域有壁画艺术、佛塔、法舞、信仰文化等方面。如郭丽平的《北京法海寺壁画中的藏传佛教艺术因素探析》（《中国藏学》第S1期）以位于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内的10铺壁画为重点研究对象，结合寺内现存之《敕赐法海禅寺碑记》、《法海禅寺记》两通石碑碑文以及相关藏、汉文史料，着重分析了壁画中的藏传佛教艺术因素，同时对其风格渊源进行了探讨。

当增扎西的《藏族观音信仰的文化渊源及其三个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认为：观音信仰产生于印度，大约4世纪传入西藏，与藏族本土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观音信仰文化现象。藏族观音信仰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观音信仰文化而自成一体，并有其自身的内部体系和发展规律。藏族观音信仰内部形成显宗信仰、密宗信仰和民间信仰三个体系，三者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和内在联系，同时每一种信仰又有其特点，形成独立的体系。

才让的《藏传佛教金刚法舞面具的制作、分类及其宗教内涵之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文章对藏传佛教金刚法舞面具的独特制作工艺进行了阐述。根据所代表的角色，法舞面具大致可分为四类，而数量最多和最主要的是护法神面具。每一法舞面具的制作都仿照了其所代表的密宗神像的面部，面具的造型同样含有各种象征意义，表达了丰富的密宗文化内涵，法舞面具是一种象征符号。

关于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研究，本年度还出现了一些成果，比如火克淑的《藏传佛教度母崇拜源流探析》（《丝绸之路》第8期）、卓么措的《藏传佛教艺术传承中的口传教育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1期）、拉都的《藏传佛塔的起源及其象征》（《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等。

这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有昂巴的《藏传佛教密宗与曼荼罗艺术》（北京：人民出版社；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密宗是藏传佛教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也是藏传佛教修行成佛最重要之捷径。曼荼罗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一部分，离开了藏传佛教密宗无从谈及曼荼罗及其艺术。本书第一次将曼荼罗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佛教密宗产生、发展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做了全面、系统、科学的分析与研究。本书对曼荼罗与密宗之间的关系，曼荼罗艺术雏形、发展，密宗曼荼罗在密法活动中的作用，不同曼荼罗的意蕴、内涵等进行解读或阐释，并对曼荼罗唐卡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器物、色彩、山水、花鸟、草木等的宗教意义逐一做了解读，其细致与全面尚属鲜见。全书共17章，54小节，数百个子问题，内容系统，表述准确，通俗而不失学术著作应有的严肃性，构思精巧，逻辑严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