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研究（汉文部分）——现代法制建设研究

（二）现代法制建设研究

西藏和四省藏区现代法制建设研究在藏学法律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近年来这部分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并且大致集中在对三个领域的研究上：第一是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体系相适应的问题，第二是全国性法律制度在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具体贯彻落实问题，第三是各藏区一些具体法制问题，比如普法宣传、环境立法等。

南杰•隆英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法律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通过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当今社会影响较大的藏族习惯法律文化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详细阐明了藏族法律文化对当今藏族聚居区的稳定发展与基层社会的协调、整合及中国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寻求解决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多种规则与现代法治文明发生冲突融合的有效途径，为民族地区和藏族聚居区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经验；为少数民族地区有效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力推动中国民族政策和各项法律制度以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具有实践性的立法参考。

吕志祥、刘嘉尧的《藏族传统生态文明在我国藏族聚居区生态法治建设中的意义》（《攀登［双月刊］》第6期）从藏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化视角出发，论述了发掘藏族传统生态文明的“本土资源”，尤其是藏族传统生态文明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对解决当代藏族聚居区生态法治中的“高原反应”与内在伦理支撑的缺失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文章认为，由于原始苯教万物有灵论和藏传佛教轮回思想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藏族普遍形成了尊重自然的传统生态文明。在法治化作为藏区生态恢复与保护必由之路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发掘藏区传统生态文明中的“现代性”，即与现代生态伦理相契合的部分，这样更有助于藏区现代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生成、生态环境法律的有效贯彻和现代生态法治意识的形成。

阙成平的《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夯实西藏跨越式发展的法制基础》（《西藏发展论坛》第5期）阐释了加强民族法制建设是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认为依法发展顺应了历史演进的规律，法制是实现平稳、顺利发展的基本保障；分析了民族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制意识淡薄、民族自治法规体系建设不足、宗教管理法规建设滞后；并提出了一些营造西藏跨越式发展良好的民族法制基础的思考，包括强化法律权威，树立依法发展的意识，完善民族自治法规体系，特别是尽快出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自治条例，优先制定宗教管理法规等。

张伟的《论加强西藏人民调解工作立法的必要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6期）从人民调解在处理民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和人民调解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在西藏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特别是人民调解相关立法的必要性。文章认为，人民调解追求的“和谐”价值与西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喜好和平和不好争斗、强调社会整体和谐、重视教育和感化的精神相契合；西藏熟人社会里熟人关系的维系需要人民调解，调解比审判更利于熟人社会的实际，也更有助于维持争议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和睦关系；西藏广大农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状况、西藏社会民事纠纷的性质以及西藏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也决定了人民调解在西藏有着极强的实用性。因此，需要在西藏加强人民调解的相关立法工作，特别是根据西藏实际和民俗制定《人民调解法》在西藏的补充或单行条例。

王怡、王佐龙的《青藏高原地区冬虫夏草资源保护的立法及评价》（《攀登［双月刊］》第3期）从冬虫夏草资源立法与藏区民生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目前青藏高原虫草保护立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保护虫草资源事关藏区少数民族生存的经济权利、事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经济权利、事关高原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必须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充分保障。目前虫草资源保护的相关立法主要是各地的地方性环境资源立法，这些相关立法存在立法的利益倾向上有所不足、立法的技术水平有待于提高、立法的本土特征未能凸显出来、立法的民族性特征不突出等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来加以完善。

朱睿的《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普法工作的路径选择——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法制与社会》第33期）以云南迪庆州普法工作为例，分析了目前藏区普法工作开展的制约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宗教、民族习惯和习惯法中一些消极成分影响深远，交通条件和信息化水平有限，教育水平偏低和语言交流存在一定障碍。文章提出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普法工作的主要路径，包括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普法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性保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民族语言文字，创新普法工作；尊重宗教民族风俗习惯，提升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实行普法人员“双培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