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研究

三、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研究

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采用什么样的对策，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给出了各自的思路。在文化领域，华热•索南才让所著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与保护》（青海人民出版社）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问题：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藏民族的生态观。生态观是该书的特色，例如，书中提到藏民族以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观念和思想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谨慎地遵守着自然界的规则。出于对自然的感激而广行善事，不轻易伤害生灵，因此产生了众多的保护性禁忌。该书正式提出了一个认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问题的新思路，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发现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的新价值，即运用人与自然相依为命的观念来促进全社会形成环保的理念。张广裕、马东平的论文《藏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民族论坛》第24期）更是直接点出了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地理生态环境是各民族的生存空间，在长期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已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传统文化表现出来。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该论文研究了藏传佛教文化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意识、观念和宗教思想，并提出了发挥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环境保护的两点建议。

解决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协调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罗菊芳在其论文《实现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建设法制化研究》（《中国国情国力》第3期）中，从法律角度提出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走法制化的道路、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才能促使生态环境建设走向健康有序的道路，从而保证青藏高原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冲击了黄河源区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引发了该地区一系列的生态灾变。邵侃、田红的《藏族传统生计与黄河源区生态安全——基于青海省玛多县的考察》（《民族研究》第5期）以“黄河源区第一县”——青海省玛多县为个案，采用生态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视角，对其生态环境和藏族居民的传统生计进行了考察，指出藏族传统生计能够有效规避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实现生态环境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的兼容。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源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当重视藏族传统生计的保护、发掘和利用。

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规划与资源生态学教授里斯（Willian.E.Rees）提出“生态足迹”这个概念。它是指特定数量人群按照某一种生活方式所消费的、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功能，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需要环境(生态系统)吸纳，并以生物生产性土地(或水域)面积来表示的一种可操作的定量方法。它的应用意义在于：通过生态足迹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亦称生态足迹供给)进行比较即可以定量地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以便对未来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规划和建议。刘锋在其论文《以“生态足迹”的方法衡量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就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用“生态足迹”和“人类发展指数”两种指标来衡量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结果表明青藏高原有着较好的生态盈余，但人类发展指数值偏低，限制了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应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加强生态系统管理，减少碳足迹来实现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

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省（区）的青藏高原（250万平方公里），既是一个确保我国乃至亚洲环境安全的生态屏障，又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多民族地区。研究该区域如何在休养生息中，或者说在确保国家环境安全中，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和打造一个既能提高自然生产力，又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产业，实现青藏高原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是长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张政民在《青藏高原有机生命健康产业的前景》（《环境经济》第11期）中提出的青藏高原有机生命健康产业是指，以青藏高原纯天然环境和无污染草原、耕地、水土为条件，以提高高原生态环境服务生命的效能和价值为核心，以推进高原有机农牧业生产为基础，以开发高原有机健康食品、高原有机生命产品和高原地道保健药材为龙头，以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为重点，以发展高原有机产业、生命产业、健康产业、乐活旅游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环境友好型工业为主体，以聚合多种独特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和效益倍增为目标的地域型、复合型产业。因此，主要是培育和打造“六大产业高地”，分析其环境条件和市场需求，探索出打造青藏高原有机生命健康产业的基本途径，重在建立有效的利益引领政策并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实施。

达瓦次仁在《略论建立和完善西藏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西藏研究》第2期）中强调，西藏作为建设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安全屏障的地区，必须在两个“安全”方面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西藏生态对区域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西藏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手段。